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探析

运用我国1983—2012年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可支配收入、教育水平、金融发展和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对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长期均衡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教育水平提高1%,居民文化消费增加0.454%;金融机构信贷提高1%,居民文化消费增加0.363%;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可支配收入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在短期由正向转为负向,教育水平冲击和金融发展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短期具有正向影响,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短期具有负面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文章提出了扩大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政策建议。     

洛阳都市圈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力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断裂点理论,研究洛阳都市圈中心城市2003—2018年的经济辐射力,实证分析影响洛阳都市圈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力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洛阳都市圈中心城市具有一定的经济辐射力,但经济辐射不均衡;对洛阳经济辐射力的影响因素中:文化、旅游、教育、信息、客流差异对经济辐射力产生正向影响,商贸、金融、科技差异对经济辐射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应采取以下主要措施,打好洛阳都市圈发展的"组合拳":支持副中心城市建设,做大做强洛阳;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和协同发展功能;大力弘扬河洛文化,文旅融合发展,完善交通互联互通;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制造业发展,建设洛阳大学城,做好金融服务,构建圈外圈内双循环,拉动消费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

文化消费是我国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释放居民文化消费潜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满足居民美好文化追求的关键举措。以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及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之间是否存在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均有利于推动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城乡异质性以及区域异质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与路径: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文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首先从内部和外部结合、供需两侧结合的角度采用倒推法构建了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理论逻辑框架，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内循环为主体←扩大内需←供需匹配←产业升级和创新←数字经济”。接着选取中国286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法描述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层级城市的数字经济增速存在明显区别，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水平远高于其他四个层级城市，但是数字经济五线城市的增速远超一线城市，表现出十足后劲；从数字经济和消费的拟合情况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和消费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增长之间都呈现一定的正向关系，但是现实情况也显示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比较高的城市没有能明显表现出相对应的良好消费势头。进一步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总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在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另外，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消费增长，但是这个中介效应具有一定...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与异质性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对提高居民收入、刺激城乡居民消费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探讨安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运用2011—2020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可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缓解流动性约束和提供便利支付条件等中介效应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但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要进一步加强安徽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金融人才投资、大力宣传推广、加强监管,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建立长期有效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再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对安徽省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多项Logistic模型对失地农民再就业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培训状况、保险状况、居住地到城镇的距离等因素对失地农民再就业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对失地农民再就业具有负向影响;土地补偿款的理性消费对失地农民再就业中的自主创业人员具有正向影响,而非理性消费则相反。最后,文章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等问题,利用2010—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面板因子分析法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沿线国家的影响,并通过异质性分析研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种类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对书籍和报刊类产品的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研究表明,应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与文化交流;深化数字文化产业融合,改善文化产品贸易现状,实现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故乡眷恋、城市适应与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

基于城乡双重空间分析框架,采用2014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探究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在表征城市适应的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这四个维度上,前三个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适应的影响不显著;反映故乡眷恋的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家人留守对生活满意度却有负向显著影响,耕地的影响不显著;故乡眷恋与城市适应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呈现张力效应,城市经济适应水平越高,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越小,但家人留守的负向影响并不受城市适应水平的约束.因此,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水平、破解家庭离散化困局对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和城乡社会的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居民绿色农产品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1年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有序的Probit模型分析了城市居民对绿色农产品的消费行为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城市居民绿色农产品消费显著地受到了收入水平和家庭规模的正向影响;消费者受教育水平越高,实际绿色农产品消费的频数反而越低;年龄、绿色信息关注度、年龄*绿色信息关注度的交叉项对绿色农产品消费频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程度对绿色农产品消费频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性别差异对市民绿色农产品消费影响不显著;城市居民消费者个人绿色农产品的认知水平、消费意愿与实际消费结果并不一致。提出应促进绿色农产品的适度规模生产、强化供应链管理、注重市场营销的目标选择与行销技巧等建议。     

公众绿色消费模式的驱动机制与政策研究

文章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以新能源汽车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动机视角探讨了公众绿色消费模式的驱动机制,以及消费者创新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的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均对其绿色消费态度和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较于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对绿色消费态度和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影响更大;绿色消费态度对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创新性在自我决定动机和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自我决定动机与绿色消费态度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化支付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挖掘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对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和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战略意义。通过构建数字化支付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数字化支付对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数字化支付能有效降低商品消费的价格敏感性和资金约束,通过心理账户和消费信贷两条中介路径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不同资金来源的数字化支付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表现为基于活期储蓄的数字化支付较基于消费信贷的数字化支付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效果更明显。由此建议聚焦数字赋能以改善农村数字化支付环境,创新消费信贷产品,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推动农村居民发展新型消费,释放消费潜力。     

互联网消费信贷对乡城迁移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体验消费观的调节效应

本文通过1032份问卷调查数据,从消费数量水平、产品消费质量水平和消费幸福感3个维度,分析互联网消费信贷对乡城迁移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考察体验消费观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互联网消费信贷对乡城迁移农民产品消费数量水平无显著影响,对产品消费质量水平和消费幸福感正向影响显著;体验消费观对互联网消费信贷与产品消费数量水平影响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但对互联网消费信贷与产品消费质量水平、消费幸福感影响关系均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因此,应针对乡城迁移农民创新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充分满足其消费信贷需求,并通过线上线下的宣传与引导强化其体验消费观,促进消费水平的提升.     

数字经济发展、FDI与碳排放强度

促进经济低碳转型和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焦点问题。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能否促进低碳发展?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从投入、产出角度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Tobit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FDI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有显著抑制作用,且FDI增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降碳效应;数字经济发展与FDI对碳排放强度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本文为理解数字经济的碳排放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物流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

基于2018—2020年我国1721个县的县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实证探究了县域数字物流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县域数字物流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且该结论能够通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县域数字物流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区的影响大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区，对具有高消费升级水平的农村居民影响作用更大；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县域数字物流会借助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实现。因此，为实现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应该加强数字化建设，提高数字物流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距，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发挥收入的中介作用，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城乡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基于CGSS 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GSS 2017数据,采用稳健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城乡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采用再中心化均值回归分解方法分析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城乡家庭旅游消费差距的影响及贡献度,并进一步采用Sobel-Goodman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影响的联动效应。研究发现: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城乡差异显著,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城镇家庭旅游消费的促进效应均大于对农村家庭旅游消费的促进效应;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具有正向的联动效应,且城乡差异显著,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城镇家庭旅游消费的联动效应均大于对农村家庭旅游消费的联动效应;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的城乡差距会扩大城乡家庭旅游消费差距。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加大信息技术建设力度和提高居民学历水平,以释放居民家庭旅游消费潜力,进一步缩小城乡家庭旅游消费差距。     

文化产业数字化促进文化消费升级机制研究

基于2010—2020年中国文化产业数据,构建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从理论角度阐述文化产业数字化对文化消费升级的影响逻辑,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文化产业数字化对文化消费升级的影响机制,利用变更被解释变量计量方式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文化产业数字化对文化消费升级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对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基础;深化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进程;加强文化数字内容消费引导,激发文化消费潜力;完善文化产业数字化治理体系,营造可持续文化消费环境。     

人民币汇率失衡及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行业影响异质性研究

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使我国经济贸易面临严峻挑战,人民币汇率波动及贸易壁垒将常态化地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文章基于HS分类原则,选取WTO等机构的贸易数据,通过构建BEER模型测算了人民币汇率失衡程度;通过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失衡及贸易壁垒双因素对我国出口行业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失衡对我国出口贸易整体上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非关税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整体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税和非关税构成的贸易壁垒与人民币汇率失衡双因素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并对不同出口行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人民币汇率失衡与非关税壁垒双因素对大多行业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人民币汇率失衡与关税壁垒双因素对不同行业影响的正负效应及程度大小有异质性.因此,建议通过运行逆周期因子等完善人民币汇率自我修正机制;通过引导出口企业了解使用外汇衍生品等促进外汇衍生品市场运行机制的健全;通过加强"海外仓"建设及深耕RCEP框架下的东盟十国市场等实施出口行业差异化贸易策略;通过提升自主科技创新能力等加快出口行业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双循环,实现我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     

家庭经济、文化资本与大学生消费分层——基于上海四所高校的实证分析

大学生消费存在着较大的内部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消费分层。作为家庭消费的延伸,大学生消费亦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以恩格尔系数作为大学生消费分层的依据,重点对家庭经济、文化资本对大学生消费的影响所作比较分析表明,家庭经济、文化因素对大学生消费的影响机制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与大学生消费支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但对大学生的消费分层无显著影响;而家庭文化对大学生的消费支出与消费分层均有显著的影响,父母所处的职业阶层越高,大学生消费支出越高且相应的消费阶层也高,父母的消费观念对大学生消费分层有着显著的影响。另外,不同性别大学生在消费分层上存在显著差异,是否参加学生组织对大学生消费分层也有着显著的影响。     

中国省域文化消费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为了更深入了解我国省域文化消费的发展现状、趋势、时空差异和演变以及影响因素,运用Getis-Ord Gi~*指数、传统和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法等探讨了2000-2018年我国省域文化消费的时空差异及其演变特征,再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第一,从时间来看,文化消费的绝对差异增大,相对差异减少;从空间来看,省域文化消费差异悬殊,空间集聚程度增加。第二,各省域文化消费类型变化存在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现象,类型转移发生于相邻类型之间。第三,各省域文化消费类型受其邻域文化消费类型的影响,与高水平类型相邻的省域,其文化消费类型向上转移的概率较大,反之亦然。第四,收入水平、城镇化水平和供给水平对文化消费具有显著正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以期助益我国文化消费潜力的释放和省域文化消费差异的缩小,实现我国整体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     

乡村振兴战略下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基于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构建度量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借助DEA模型测度中部六省2012—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效率,并利用Tobit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未达到最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管理和技术等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效率的主要原因;分布空间上,中部六省份间存在区域差异,动态结果上,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效率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其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在稳步增大,但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不明显;从影响因素看,政策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效率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城乡差距对数字普惠金融效率的影响是显著负向的,普惠金融发展的数字技术和乡村教育水平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