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权力互动实证研究——以鄂西黄村为个案

随着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我国村民自治建设进入了规范化阶段,乡村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也得以确认。但现实生活中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之间仍然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交织状态。作者以鄂西黄村的实地调查来了解当前乡村权力的真实现状。     

现阶段国家政权对乡村权力释放的解读——兼论乡村地权

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一段时期内我国国家政权对乡村权力释放政策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改革开放后,乡村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对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乡村经济权威能人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二是国家基于统治者租金最大化时受到代理问题及度量成本问题等的限制而寻求一定的代理人管理乡村社会,与乡村社会出现的经济能人自身强烈的政权欲望相迎合,使国家毫无成本地寻求到乡村治理代理人.由于国家乡村治理的代理人效用函数与统治者并非完全一致,现阶段国家对乡村权力的释放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转型期村庄权力结构中的组织构成和权力分割--以江西刘下村为个案

分析中国村庄权力结构进而对乡村社会性质进行研究,一直是中外学者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刘下村的个案分析,剖析了当前中部地区由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社区转变为以打工经济为主的新村庄社区后的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分析了现阶段村庄权力如何在乡政--村两委会--自然村委--村民四级利益主体间,以及民间组织间进行分割,并提出了从体制上提高村干部待遇,即在"乡政村治"中把"村治"权下沉到自然村,现有行政村则变为"乡政"的代理人的改革思路.     

法治乡村建设中“小微权力”运行的结构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事业发展的同时,农村自治组织支配的资源大幅增长,村干部权力也随之扩张,村干部权力虽“小”“微”却渗透广泛。农村小微权力行使单位对信息的垄断,逐渐演化出隐蔽决策并加剧权力失范风险。规范小微权力运行,须在法治乡村框架内重塑权利保障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以应对自治单元内部和外部因素介入村务后衍生的复杂问题。村务信息的顺畅沟通有助于明晰村务权力的边界和程序,有利于提升村民行使自治权利参与村治的积极性,进而破除村民“不在场”的自治怪象。村民的有效参与促使村治不再是村干部的单向管理,而是在“权利-权力”“权力-权力”的结构优化调整中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乡村关联性及其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乡村关系,主要是指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的关系。本文根据乡村关系的关联性,将乡村关系分为领导型乡村关系、指导型乡村关系和自治型乡村关系。前二者属于强关联的乡村关系,后者属于弱关联的乡村关系。强关联性和弱关联性的乡村关系又因为村庄治理资源和自治因素的差异而对不同村庄的村民自治具有不同的影响。     

城中村社区乡村权力关系研究——以天津市S社区为例

村民自治中乡村权力关系失范的根本原因在于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角色冲突及功能错位.乡村关系的失范,实质上是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失范的表现.S村实行的镇政府领导下的"村带街"管理模式,虽然暂时解决了村务管理上的混乱局面,但是缺乏制度化保障.目前,需要探索一种合理途径,将现阶段镇政府、街道居委会和村民委员会在工作上的良好关系,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稳定下来,为村内政务的顺利开展提供长期保障.     

“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关系探析

"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1]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础性工作.然而乡村关系处理得好坏直接决定着村民自治能否良性发展.本文通过分析"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关系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征和成因,提出了一些促进乡村关系协调发展的对策.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村两委一肩挑”模式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作为优化乡村治理体系的"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是村民自治实践中一种被越来越多村庄实践的模式。"一肩挑"模式的出现和推广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主要体现在能人治村的背景与农村人才外流现实的张力上、加强党的领导与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要求上、村庄合并与村民自治下沉的现实上以及村"两委"交叉任职的前期准备与治理"村官"腐败的要求上。通过村庄内部加强党的领导、理顺"两委"关系、提高自治效率以及规范权力运行,"一肩挑"模式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如"一肩挑"干部的权力集中、职责"超载"以及模式的适应性等问题有可能抑制乡村治理现代化。因此,对待"村两委一肩挑"需要我们保持审慎的态度,使其真正做到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论乡村社会自治权力区域效力的绝对性

在乡村社会中,乡村自治权力的行使实质上是以民主的形式,在特定区域内以秩序和功利为指导原则,实行多数人的统治。它的构成及其运行方式所引起的一系列类似“姑娘户”一样的现实问题,除了源于固有的社会传统外,还基于其内在的法律特性———自治权力的区域效力绝对性。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从社会法学的视角剖析这一特性及其成因,既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又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只有寻求自治权力控权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才能更好地指导自治权力的实践活动。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的村民自治权力关系

以"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来审视村民自治权力关系时,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村民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能够得到较好的阐释:集合意义上的村民作为宪政体制与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下的当然权力主体,因自身的知识水平、民主意识、信息能力、组织能力等方面的缺陷,将乡村自治的权力委托给村民委员会行使。集合意义上的村民是委托人,组织形态上的村民委员会是代理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形同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村民委员会受托对村庄的公共事务进行决策与管理。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问题与对策——基于海南部分市县的调查

海南自实施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乡（镇）村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为进一步了解海南乡村关系的现状,笔者对海南部分市县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现阶段必须在坚持村民自治制度的基础上,调整和规范乡村政治关系,并提出了改革乡镇治理结构,提升村民自治能力和加强农村自治组织建设,规范农村两委的工作等三方面的建议。     

乡村政治研究的变迁及理论拓展

政治学与乡村问题的碰撞触发了乡村政治研究的热潮。从历时流变的过程来看,乡政村治研究逐步过渡到乡域政治研究;从分析范式转换来看,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逐步过渡到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范式。当下乡村政治研究中有关国家政权建设方向的争议一直存在,不同思潮需要在沟通和对话中寻求理论的突围。通过全方位的检视,可以深入发掘乡村政治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脉络,并期许新一轮研究热潮的到来。     

国家建构视角下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

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以来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进行学理性分析。分析表明,"权力结构变革"问题的实质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冲突博弈的结果,是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是整合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建构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体制的普遍推行,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发生变化;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村民自治范围的扩大。国家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职能逐渐交还给基层社会,同时为避免乡村"失序",又"民主下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重建乡村秩序。     

村庄医患互动的权力平衡——以湖南C市G村医生与患者的互动关系为例

以湘南山区的一个村庄为个案,以该村的一个个体医生为主角,对村庄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解剖,从权力平衡的角度发掘民间医患关系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基层农村这一特定场域中运作的些许隐秘,从而折射出村庄医患关系存在的问题,并从中探寻医患之间良性互动的路径,维护与发展医患之间可靠的信任关系。     

村级治理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以宋村两委关系为个案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村民自治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制度真空和制度冲突,亦引发了以两委关系为核心和焦点的新的农村问题。本文试以宋村为个案,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揭示村民自治中两委矛盾的根源,探求解决两委矛盾的出路。     

后税费时代乡村关系探析

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两级组织由于制度性权力的弱化以及财政的困难,乡村关系在形式上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但是由于"压力型体制"的存在,乡镇政权仍然能够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手段直接或间接支配村级组织,税费改革前形成的事实上的乡村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只是更讲策略,更加隐蔽、间接而已。村民自治任重道远。     

简论国家权力在乡村社区的沉降——以晋祠难老河会为例

以二〇〇五年农历六月十四、十五两天在晋祠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对国家权力在乡村社区的沉降进行初步研究,旨在阐明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区的过程及乡村社区对国家权力进入的适应与冲突。     

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中的问题分析——基于浙江省Z村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自诞生、运行以来,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聚焦了众多学者的目光。村庄的权力结构、朴午部工作状态、村民的政治参与、村庄治理、村务公开等都是村民自治运作状况的反应和体现,在村庄权力配置中,处理好“两委关系”仍然是关键。当前中国村民政治参与意识、自组织能力仍有待提高,目前社区组织形式还比较单一,有必要成立多样化的社区组织。因为农村社区组织形成的自律机制能够增强自我整合能力和自组织能力,为村民自治的运行提供社会现实基础,拓展村民自治的发展空间。     

互动共治:乡村治理的历史逻辑与法秩序转型——从“桂西北”~①特定地域观瞻

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一直受到国家权力与民间内生力量的共同制约和推动,国家与乡村之间总体上处于互动状态。自治是桂西北乡村治理发展的逻辑趋向。厘清这一历史逻辑,为我们理解当下村民自治的失落与重生奠定了基础。村民自治在实践中面临制度异化和治理失灵两大困境。基于"后乡土中国"和"半熟人社会"的乡情,回归村民自治本色,需要走一条从单纯依靠自治转向政府乡村互动共治的新路,从理顺乡政与村治关系、尊重村民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律规范的良性互动、完善民主协商机制等四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法秩序转型。     

土改与乡村权力关系的重塑——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川绵阳专区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从经济上摧毁了旧社会政治关系的基础,颠覆了我国乡村社会传统的政治格 局和秩序,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1952 年）四川绵阳的史料为基础, 借助政治社会学视角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中国社会变迁,探讨我党确立执政地位的历史逻辑。新 中国成立初期,我党通过政治动员,成功地让农民形成了具有明确指向的阶级意识,积极投身到群众运动之中。同 时,“公审斗争”和“没收赔罚”彻底摧毁了地主的权威,农民由此掌握乡村的话语权,成为政治活动的主体。我党通过 干部整训,着力培育造就新的基层执政者,实现了乡村权力关系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