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屈原列传》误解辨正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屈原、贾谊合立一传,本文所谈是《屈原列传》部分。早期胡适先生《读〈楚辞〉》曾提出七个可疑之点以否定《屈原列传》,陆侃如先生《屈原评传·馀论》(今收入沪古《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和郭沫若先生《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今收入人文《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已先后逐点予以驳正。现在国内不再见到有人主张“《屈原列传》是一篇赝作”,相反大家都很珍视这篇资料。惜其内容时遭误解或曲解,以致怪说横生,其甚者则否定屈原之有其人的幽灵仍在友邦游荡。故对这些误解或曲解,亦不可不辨而正之。     

楚辞派初探

楚辞派,又可称“屈骚派”。最先注意这个文学流派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列传》里指出,楚大夫屈原创作了以《离骚》为首的一批作品,倾诉自己为国事而生发的“忧愁幽思”,嗣后便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国文人,“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写出了类似风格的作品,见称于世。继司马迁之后,刘向编辑《楚辞》和班固序《离骚》时,把这一流派的成员扩展到了西汉,认为贾谊、枚乘、淮南小山、司马相如、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扬雄等,皆宗法屈原,“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他们的意见,获得了后人的认可,如王逸的《楚辞章句叙》说,不仅楚人以屈原作品相教传,到汉武帝时刘安作《离骚经章     

贾谊《吊屈原赋》臆说

《吊屈原赋》最早著录于《史记》、《汉书》贾谊本传。后昭明太子箫统合《史》《汉》叙说一节为序,以《吊屈原文》作题收入《文选》“吊文”类。宋朱熹则易名为《吊屈原赋》,再收入其《楚辞集注》“楚辞后语”中。据本传,该赋是“谊既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的“自喻”之作。因而,《吊屈原赋》向以继承并发扬屈原精神而公认为是汉代赋作的各篇。但笔者在仔细研读了该赋之后,觉得过去对它的肯定实有不当。今不揣谫陋,略述咫见谀闻,为臆说者四,以就正于海内明哲。     

关于屈原作品的流传与真伪

在汉代,最早提到屈原其人的,从现有文献看,是西汉初年的贾谊。《史记·屈原贾谊列传》记载:“自屈原沉汩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这就是著名的《吊屈原赋》。但贾谊只是伤悼屈原的不幸遭遇,而未曾涉及他的作品。最早涉及屈原作品的,是淮南王刘安。后来则有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的司马迁,以及刘向、班固、贾逵等。王逸《楚辞章句》云:“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这表明两点:(一)刘向、班固、贾逵等人曾为屈原作品做过注释解说。这些到王逸时还曾见     

论屈原的人生悲剧及《离骚》的悲剧审美价值

屈原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人生 ,造成他人生悲剧的原因主要有 :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 ;“致君尧舜”的努力与“哲王不寤”的激烈冲突以及矢志而决不随俗 ,恋国而决不去国——屈原可以避免悲剧却选择了悲剧。《离骚》是屈原的血泪之作 ,其中所表现出的悲剧精神、再现出的情感冲突、构成的悲剧情节、形成的悲剧气氛 ,无不具有悲剧审美价值     

屈原《远游》析说

《远游》之篇目,虽不见于司马迁的《屈原列传》,然而自东汉王逸以来,学人便一直认为是屈原的作品,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曾记载“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则明确指出这二十五篇是《离骚》、《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天问》、《远     

屈原东行考——兼评潘啸龙先生《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

一、汉代学者的记载(一) 司马迁没有提及屈原迁放的处所屈原东行,是指屈原被顷襄王怒迁因而东行的事迹。《屈原列传》在“顷襄王怒而迁之”之后,有两段关于屈原迁放的文字。前段说,屈原“虽放流,……不忘欲反,冀幸君之悟,俗之一改也”。他还满     

秀才、大铁椎柄铁及其他

一、秀才王安石《伤仲永》:“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秀才”一词,各本或阙焉不注,或注焉不详,有必要补注。“秀才”的含义,因时代而不同。两汉时期是美才、优秀人才的意思。《汉书·贾谊传》:“贾谊,雒(洛)阳人也……。河南守吴公(吴廷尉)闻其秀材(也写作“秀才”。《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唐颜师古注:“秀,美也。”汉以后秀才成为荐举人才的科目之一。唐初尚沿用此制,不久废除。于是秀才成为唐宋时应举科考儒生的通称。所以“传一乡秀才观之”的“秀才”,是指当时读书人说的,它与明清     

论司马迁的悲剧意识

悲剧在西方的文化语用中至少包含 3层基本含义。对悲剧性进行文化把握的悲剧意识 ,是对现实悲剧性的反映和文化认识。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考察 ,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包括人道悲剧意识和天道悲剧意识两大基本层面。由强烈的悲剧意识所驱动 ,司马迁以悲剧人物的身份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 ,使《史记》全书充满了浓郁的悲剧色彩     

《南充师院学报》1985年1——4期目录

作者期婚 文学新近演出的几出川北灯戏的特点试谈司马迁对人物的褒贬孤篇横绝 —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巴金、阳翰笙、沙汀、艾芜的创作道路、 成就和经验沙汀年谱(二)辛亥革命的序曲,农民起义的颂歌 —浅论《草莽英雄》的艺术成就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读巴金的《怀念集》巴金《家》的版本变迁透视.构图·设色 —谈艾芜“南行,小说的“绘画美”姚合杂考谢那匕人品琐议贾谊《吊屈原赋》臆说钱起诗歌艺术风格初探道家思想与汉代抒情小赋“芙蓉姐”形象系列谈 《张澜诗选》读后记(代序)古代咏梅诗词漫话唐绝句的成就及研究概况 《棠棣之花…     

论苏轼对屈原贾谊的评论及其"适中""处穷"的人生智慧

苏轼极为推崇屈原、贾谊的政治才能和文学成就,青年时期即创作有《屈原塔》《屈原庙赋》等诗赋书写屈原之死的生命主题,赞颂屈原的精神人格,又"好贾谊"之书,撰写《贾谊论》评论贾谊;中晚年更对屈、贾辞赋推崇备至,以为"楚辞前无古,后无今","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可以说屈、贾的影响贯穿了苏轼的人生旅程.但他对屈原特立独行、绝不妥协的人生态度,对于贾谊"纡郁愤懑,至于夭绝"的处世方式,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屈原之道独为其难而"不适中",批评贾谊志大量小而"不善处穷".而所谓"适中"与"处穷",正是苏轼所践行的人生哲学和处世策略,这也是他与屈、贾的不同之处.苏轼随遇而安,身处逆境也不失乐观旷达,"休对故人思故国""共将诗酒趁流年",永葆一份充满诗意与希望的理性情怀.     

试论《史记》的美育功能

“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一而后者，竟常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艾青《诗论》）。而《史记》被鲁迅称之为“无韵之《离骚》”，因此，从美学角度来探讨一下它的美育功能很有必要。《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我国的第一部通史。它开创了纪传体与书表的编年体例。鲁迅说，它“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造世…     

《离骚》的悲剧精神

诗人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离骚》,则是他悲剧生涯和悲剧精神的艺术再现,是中国文学史上彪炳千古、罕有伦媲的伟大悲剧抒情诗。《离骚》的悲剧特质,早就为人注意。司马迁读之,曾呜咽慨涕,“悲其志”①。严羽也说:“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②,乃强调要把《离骚》当作悲剧作品来欣赏“妙悟”。外国学者也把《离骚》、《九章》等直名为“中国的悲歌”③。因此,从悲剧美学的角度来欣赏、研讨《离骚》,则更有利于把握作品的精神实质和魅力所在。     

汉初“士”精神世界的新变——再读《吊屈原赋》

从《吊屈原赋》字面上看,因为有着和屈原相似的生平际遇和文化人格,贾谊借凭吊屈原而抒发自己的愤懑,两者悲剧命运具有相似性。然而,与屈原所处的"臣亦择君"的战国不同,汉初是政治大一统的时代,以贾谊为代表的士人面对的是"家天下"政治制度的确立和与之相应的"士"与"君"隶属关系的演变。与屈原"留"或"走"的选择困惑不同,贾谊还面临着由"庙堂之高"向"江湖之远"境遇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无路可走"的精神困境。     

逸响伟辞 卓绝一世——论《离骚》

我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灿烂诗篇,就其审美主要内容而言,是贯穿着爱国忧民愤世嫉俗之“怨”的。这一审美标准在我国古典美学史与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纵观史实,“屈系放逐,乃赋《离骚》”,贾谊贬谪而作《吊屈原赋》,司马迁著《史记》乃“无韵之《离骚》”。自汉以下唐宋而至明清,诗文词赋戏曲小说中所表现的“怨”,的确形成一脉并占主导地位,其中既有针对各自不同时代的黑暗现实发出愤怒之“怨”气,又含有鲜明时代的批判战斗激情。这就是我国古典美学史与古代文学史的光辉传统。屈原,就是站在这个光辉传统上的第一个伟大斗士。本文就此对屈原《离骚》进行如下探讨。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

战国中后期,秦楚尖锐对立,楚怀王成了被欺诈、被侮辱的悲剧形象,楚人蒙羞,啣恨百年,不忘报仇雪耻。此乃《招魂》、《大招》和以“存君兴国”为主旋律的屈原作品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 '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世相教传 ',汉代人的记叙必有事实依托,但具体细节莫可踪迹。在楚辞文本传承、解说衍生、诵读不辍诸方面,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郭璞、刘杳、刘勰、萧统、智(道)、公孙罗、李善、五臣、王勉、大江匡衡(日本)诸先贤在楚辞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论《史记》人物悲剧超越性的艺术之美

《史记》多是悲情人物的悲剧之美,这并不是由于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注定要如此,而是太史公在深刻的体悟中将自己的悲剧之思投射于人物,通过浓墨重彩的艺术烘托,使得这些悲剧更具有震撼性．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崇高美、悲壮美。超越性是司马迁笔下人物悲剧的共性,司马迁主要是通过对悲剧人物超拔的行动、超凡的才智、超常的功绩及超然的赴死等艺术描写来表现的。     

屈辞与贾谊政论文

屈原与贾谊几乎有着共同的经历与命运,自从司马迁将二人合传以来,有很多学者专家将二人并论,但着眼点多在论述两人在才能、个性、遭遇以及辞赋创作等方面的相似之处。本文则以此为基点,探讨一下屈辞与贾谊政论文的相通之处。屈原与贾谊都将儒法两家思想融合的恰到好处,因而屈辞与贾谊政论文有着共同的学理之源,即使屈辞与贾谊政论文属于不同的体裁,但它们在思想内容与创作特色方面仍有诸多相似之处。     

《招魂》考辨

《招魂》为屈原作以招君王之魂一说，几成定论。但司马迁读“《招魂》，悲其志”一语，为两可之说；分析司马迁说与刘向、王逸说，并从目录学等角度考察，《招魂》的作者为宋玉而非屈原。而从非屈原作品所以能入《楚辞》的情况看，《招魂》所招的对象只能是屈原；招王说是建立在《招魂》的礼制为王者的礼制这一前提上的，而以之比观屈原自传性作品及其时（或稍前）的别的书文，这一“前提”，实来自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