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初探

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因素可以概括为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和制度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促进城市化进程。经济因素是城市化演进的持续推动力,它通过工业化、比较利益、资本等驱动城市化;人口因素是影响城市化最能动的因素,通过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引导人口城市化;制度是推动和阻碍城市化的关键因素,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框架推动或阻碍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过程中的农地征用及农村社会保障机制

城市化进程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加快,但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和障碍,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本文主要对现有农地制度以及农地征用和承包制度在加速城市化条件下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当前财政、行政体制下农地征用机制与失地农民补偿标准,就业和社会保障安排,城市外来迁移人口的社保,户籍安排及其与农地关系问题等。研究认为,建立健全中国社会保障机制是城市化顺利进行的基础和保障。     

成都市跨越式发展与传统优势企业竞争力提升研究

落后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整体跃升 ,必须实行跨越式发展。成都目前尚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初期阶段 ,必须以超常规的速度来实现跨越式发展。提高传统优势企业的竞争力显得十分重要 ,要实现这一目标 ,需对其进行组织、财务及制度再造     

我国人口城市化制度创新问题探析

人口城市化不仅要以工业化发展为前提,还和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各项制度安排密切相关。我国原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及农村土地制度等已成为了阻碍人口城市化进程的障碍,亟待进行制度创新。     

从外源工业化走向内源城市化——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结构

外源工业化就是主要依靠国外市场的拉动和国外资源的供给而进行的工业化,包括我国在内很多国家的工业化都采取了这种方式并取得成功.外源工业化之所以取得成功,其内在的逻辑应该与工业经济活动的特征有关,比如遵循了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内在逻辑.而我国城市化的扭曲则是由于现行的体制安排违背了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即只有人口流动进城,而没有土地和房产等财产的转移.如果说,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外源工业化虽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不能导致城市化的同步发展,那么,在外源工业化的基础上,依靠国内的资源和市场,加快内源城市化的进程,就可以减少和消除外源工业化造成的巨大经济风险,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要实现从外源工业化向内源城市化的转变.走内源城市化的道路,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发展条件,而最缺乏的是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条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就是要解决好三部分农民的问题.     

农村城市化源动力研究

要提高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效率 ,必须减少直接从事农业产业的农民数量。农村城市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选择。农村城市化的真正源动力 ,不是表面上的经济发展水平 ,而是决定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资源要素禀赋结构和考虑决策目标的制度安排。为此 ,本文分析了几种主要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的影响 ,并提出了相关制度安排的政策建议。     

论加快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问题

我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已成共识,但是否严重滞后,还存在分歧。原因在于不同学者选取的经济指标、采取的比较方法和研究的角度不同。分歧本身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认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更好地加快城市化进程。一般认为,最佳城市规模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是有前提条件的,必须靠长期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来不断降低城市聚集成本,从而扩大城市规模。因此,以城市规模选择城市化道路可能是一个误区;农村城市化是一柄“双刃剑”,强调任何一面都容易导致“一刀切”地推进或限制小城镇的发展。     

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民城市化的区域差异

区域差异是理解农民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视角,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起步时间和发展条件不同,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也不同,造成农民城市化逻辑的东西差异。农民城市化的东西差异体现在城市化动力机制、农民家庭生计模式、城乡空间跨度和城乡关系四个方面：东部地区在全域工业化基础上,形成了由市场先导和农民主动、全务工型、离土不离乡、融合型城乡关系等特征组成的完全城市化;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空心化基础上形成了由政府推动和农民卷入、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耕、离土又离乡、寄生型城乡关系等特征组成的过渡型城市化,前者是高质量的稳定城市化,后者是低质量的半城市化。东部地区农民完全城市化的关键条件是其良好的区位条件下所形成的产业基础,而中西部地区缺乏产业集聚的区位条件,农民城市化并不稳定,将来需要在具备产业基础的大中城市进行二次城市化。     

关于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几个问题

中国城市化水平低,主要表现在:中国城市化率与世界城市化率对比上,人均GDP与相对应的城市化率对比上,还表面在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对比上。中国城市化水平低主要发生在改革前30年这个时期,其原因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以及对城市和城市化认识的偏差。为此,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城市化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在政策上要为农村人口和内口转移扫除障碍,要走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要注重提高城市化的质量水平等问题。     

云南省新型城市化战略研究

制定新型城市化策略,加速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依托。与东部和中部省份相比,云南的城市化发展明显滞后,已经越来越成为发展的主要桎梏。打破既无资金优势、又无特殊政策的困境,加快云南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必须探索新思路,寻求新模式。本文围绕建设指导思想、城市基础设施、产业要素聚集、户籍制度、土地使用和流转制度、投融资体制、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学习型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理念等十个方面提出了新型城市化的基本框架。     

沿边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制度变迁的研究

主要关注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基于2003—2018年我国8个沿边省份的7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模型、分位数回归、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科学严谨的研究,主要结论有:(1)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经济增长率分位数点的增加,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变小、再变大的U型特征;(3)门槛效应发现,随着制度质量水平提升,沿边开放地区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呈现出边际递减的特征;(4)异质性发现,城镇化方面,高城镇化的沿边地区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低城镇化地区。创新水平方面,在高创新水平地区,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低创新水平地区不显著;(5)中介效应发现,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论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沿边开放地区发展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一定经验依据和政策支持。     

论城市化和产业调整——以浙江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主要表现为集镇人口的大量增长,但在非市场力量作用下的集镇增长并不能导致实质性的城市化;加快城市化步伐,通过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来推动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的调整是解决浙江省乡镇工业结构升级缓慢、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农业现代化停滞不前等问题的关键;加快城市化步伐,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同时也应采取增量城市化和存量城市化相结合的方法。     

关于制度因素与农村城市化问题

城市化包括农村城市化和城市城市化 ,而其中农村城市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文章主要分析了影响我国农村城市化的一些制度因素 ,并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加快我国农村城市化的一些对策、建议     

从传统空间扩张到集约型城镇化：非本地资本的空间集聚

非本地化资本空间效应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解释。着眼于传统空间扩张受限情形,阐述非本地化资本空间集聚效应是如何释放、巩固与放大。研究表明,现代区位具有契合非本地化资本空间集聚效应的结构安排,改革开放作为空间结构优化的政策支撑,通过制度改革创新,加速了资本自由流动的演化,以丰富实践经验印证了非本地化资本空间集聚效应是集约型城镇化有效的路径。     

城市化进程中村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创新机理探析——以江苏省无锡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为例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村级集体产权制度面临新的变革.本文运用产权分布情况及产权量化程度两个产权界定指标,对股份合作制的产权界定、双层经营体制下农村集体产权界定的局限性及其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作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江苏省无锡市为个案,对各地在城市化进程中所进行的村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村级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一种创新,它利用股份合作制产权界定的特点,有效克服了城市化中村级集体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村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理性选择.     

科技创新与新农村城镇化建设

科技创新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紧密相关,科技创新的核心在于改变传统农村的产业形态,使“三农”发生根本的变化。通过相关数据的考察研究,科技创新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且,科技创新对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即通过科技创新推动城镇化步伐,并且通过专项技术难题突破,增加新农村建设的科技投入,普及科技创新知识,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等有效政策,快速推进新农村城镇化进程。     

论推进农村城市化的制度创新

推进农村城市化 ,关键在于构建有利于推进加快农村城市化发展的新体制和新机制。一要改革城市户籍管理制度 ,就业制度和城市行政管理制度 ;二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投入与社会投入相结合的资金保障机制和融资体制 ,实现城市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从农业转移人口分化视角,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适应性及其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市民化程度较低的兼业者、农民工对农村土地产权具有现时性偏好,比较重视土地的现时价值,倾向于直接经营土地或以短期方式不完全流转土地;市民化程度较高的准市民、市民则对农村土地产权具有长期性偏好,比较重视土地的未来价值,倾向于以长期方式不完全流转土地或以完全方式流转土地。需要保证产权结构具有一定弹性,适应不同市民化程度农业转移人口的异质性需求;通过创设土地发展权,合理分配农村土地增值收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配置农村土地资源。     

FDI、城镇化与江西省物流产业发展

基于江西省1984-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VEC模型,对江西省外商直接投资(FDI)、城镇化与物流产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化与江西省物流产业的发展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且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VEC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短期,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省物流产业发展的影响方向与长期均衡方向保持一致,城镇化则不然。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省物流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较高,达到57%,然而,城镇化的贡献率则比较低。     

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影响中国制造业创新研究

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微观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但鲜有学者探究它们对整个行业创新水平的总体作用效果。基于中国制造业所处的“大而不强”和粗放发展窘境,文章将国家专利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从中观层面检验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文章首先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进入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创新数量,但高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部门的创新路径存在差异,机构投资对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的促进效果明显低于低技术部门;政府补贴非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抑制了制造业创新。基于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检验结果与基准检验结果一致。为进一步分析机构投资通过何种路径去影响制造业创新,文章以研发费用和创新效率为中介变量,通过逐步法检验表明,机构投资可以引致研发费用的增加,并提高制造业创新效率,而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有负向影响。产业的集聚环境是影响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因素,最后文章将产业多样性集聚作为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进行研究,考虑其在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发挥作用时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多样性集聚会抑制机构投资的正向效果,增强政府补贴的负向效果。文章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国家专利数据库、清科机构投资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多个微观和中观数据库进行匹配汇总,从产业层面研究了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还考虑了区域企业间相互作用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效果。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合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文章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创造良好的机构投资环境,引导机构与制造业企业合作,推动创新;加大对科学事业的支持力度,引导高校、研究机构等研究成果的落地应用,促进实质性、高水平创新;制定更有效的财政补贴政策,减少寻租行为;充分考虑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市场环境,将多样化的集聚转化为市场的发展优势,培育产业链集群协调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