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碑志文浅说

张说是唐代文章大家,他与苏廷硕二人的文章被时人誉为"燕许大手笔"。诰颂公文和碑志文是张说文章创作最为重要的两个部分,其碑志文在对墓主一生历史的述说的过程中,在题材、章法、文体等方面皆有新的创造,显示出了高度的文学创作水平,直接影响了其后的古文家。     

论张说散文创作的"新变"

张说的散文创作在文章体式、气格情调和文法技巧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创新.他的散文作品上追汉魏而下启韩柳,呈现出与初唐散文迥然不同的艺术风貌,为唐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试论初盛唐过渡时期诗人张说

张说(667—730)是“开元宗臣”,又是文坛领袖,“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也是初唐渐盛时期的代表诗人之一,在唐代文学发展史上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对盛唐诗歌有导夫先路的作用。但迄今很少有人对他进行较全面、深入的研究,有鉴于     

“完美”的追求——张说文学思想论略

张说是初、盛唐时期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其文学思想可用“完美”二字概括，即功用的“完美”和艺术的“完美”的统一。加之他所强调的“风雅”、“吟咏情性”及更为具体的要求（如“风骨”、“滋味”、“文采”、“声律”等），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成熟的思想体系。在当时，张说的思想较“四杰”、陈子昂等人更为全面，也更为现实。他本人的创作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文学思想。又由于他特殊的政治地位，使他对盛唐文学的影响非同一般，也使其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张说歌词与盛唐乐章

《张说之文集》载有《赠崔二安平公乐世词》一首、《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二首、《苏摩遮》五首、《破阵乐词》二首、《舞马词》六首、《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三首,合共六调十九首,都是齐言的六言、六言八句、七绝、七律、七言十长调等声诗歌词,多记录歌舞实况。除《乐世》一阕乃大曲摘遍,属小曲外,其他《苏摩遮》五遍,《舞马》六遍及三遍,《踏歌》《破阵乐》各二遍,有些还附有《臆岁乐》《圣代声平乐》《四海和平乐》等的和声结构,可以视作完整的大曲歌辞,配合乐舞演出,场面盛大,多达百人以上,且皆属盛唐著名的曲调。这批作品后人或认作词调,或不认作词调,倘依沈佺期《回波乐》、李白《清平调》等以声诗入词之例,那么张说的十九首作品自然可以认作词调,而张说可能更是唐代最早出现的第二位词人。张说词除记录唐代乐曲及歌辞实况外,描述歌舞场面,精彩生动,同时反映公侯生活、帝室风光、民殷物阜、四夷来服,诗家所谓盛唐气象,约略可见。     

百年张说研究回顾与展望

本文依据20世纪以来对张说研究的文献,从文学史意义、生平与仕历交游、思想、诗歌、文章与传奇等几个方面对张说的百年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     

"燕许大手笔"文学内质解读

初盛唐之际的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廷页,乃玄宗朝的文章圣手,时号"燕许大手笔"。他们的文章形式严整,典雅宏丽,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历代为君主服务的文人不计其数,独有张说、苏廷页以"大手笔"并列驰名文坛,并多次被唐以后的文论家提及。"燕许大手笔"到底体现了怎样的文学内质,仍是唐代散文研究中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从《梁四公记》看唐前期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兼论小说主题、创作背景及创作动机

初盛唐时代军事政治形势的演变以及作者张说个人的思想情感与人生经历都在《梁四公记》这篇小说中留下了清晰的投影。在题材及创作手法方面 ,《梁四公记》是一篇熔铸史实与传说、现实与幻想于一炉的典型的小说文本 ,体现了唐代前期作家有意为小说的明确意识。我们可以通过素材的溯源、排比来分析作者的具体创作手法 ,从而把握这些手法之中所隐藏的自觉的技巧意识与作者的小说观念。     

简论张说诗歌中的禅思

张说是北宗禅的修习者,北宗禅对他的心态影响颇深,表现在出处观念上,即济世之志与清净禅理的 结合;表现在文学上,即是禅思与诗情的结合。张说在山水诗融禅境入诗境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孟浩然越剡之旅考实

重新考察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越剡之游 ,可见其一生曾三游越剡 :首次在开元十三年 (72 5 )春至十五年五月 ,始程地为襄阳 ;第二次为开元二十一年 (733)秋 ,此即著名的“自洛之越” ;第三次系开元二十三年 (735 )春 ,因赴山阴少府崔国辅之约而至。孟浩然第一次游越剡时于广陵与李白相识 ,并在永嘉乐城与乡友张子容会晤 ;“自洛之越”时与崔国辅在山阴过从一时 ,并相约翌年春再会越中 ;第三次由襄阳始程途经江夏时 ,再会李白于黄鹤楼 ,李白以著名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替其送行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王维与宰相二张关系考论

王维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曾先后以诗干谒过张说与张九龄两位宰相，前者时间为开元十三年（725），后者则在开元二十三年（735）。王维上诗张说，纯为干谒者与被干谒者的关系，并因张说未能拔擢耿耿于怀。而王维自献诗张九龄后，即与张九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写下了“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的诗句，以表示对张九龄的汲引之恩永世不忘。认识王维与宰相二张关系的亲疏概况，有助于对王维相关作品的具体把握与准确理解。     

清澹自然树盛世新风--论张九龄的诗歌创作

本文一反把张九龄诗歌创作定位在初唐的普遍观点 ,认为其清澹自然的美学风格正适应了开元时期的社会思潮 ,是盛唐之音的表征。并以评论与作品相结合的方式 ,论述了其诗歌清澹自然的内涵 ,以及其能树一代新风的原因     

张全义与五代洛阳城

张全义居洛近四十年 ,历经唐末、后梁、后唐的朝代更迭 ,却能稳坐府尹之位 ,除了他注重垦荒务农、储备军用外 ,最卓越的成就在于其对洛阳城的多次修复 ,使其由唐末的一片废墟再度成为三朝帝都两代陪都 ,具有再造洛邑之功     

《主客图》白派及门弟子徐凝述论

在唐诗史上,徐凝并非十分显眼,甚至至今还没有一篇专论他的文章。不过,唐末批评家兼诗人张为在其《主客图》中留意到了徐凝,将他列为白派之及门弟子。出于元白诗派研究的需要,这一定位这一判断值得加以具体论证。根据有关文献,结合徐凝的作品风格及其与白居易、元稹的交游情况,我认为,《主客图》将徐凝划为白派及门,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悼亡诗写作范式的演进

从男性心理及其艺术表现范式演进的角度考察悼亡诗,可以发现悼亡诗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至西晋潘岳的《悼亡诗》始确定悼亡诗的特定内涵,即专门用来追悼亡妻,且书写的重心明显落在悼亡主体,而不是对象身上。二、唐代韦应物的悼亡之作注入了更多个人化的生活内容,使诗歌表现的重心由悼亡主体向悼亡对象转移。自韦应物之后,夫妻间日常生活琐事和丧葬经过写入悼亡诗中,成为诗家惯例。在艺术表现上,韦诗在意象营造的丰富性和细腻性上都有所发展。三、元稹真正将悼亡诗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到他的《三遣悲怀》,悼亡诗的艺术表现最终完成。此后的诗人在悼亡诗的艺术表现上已无多少开拓的余地。     

朱弁"体物"的诗学思想与其诗歌创作

朱弁是南北宋之际的诗论家、诗人 ,他的《风月堂诗话》是一部在中国美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都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诗论著作。《诗话》作于朱弁羁留金朝期间 ,多是记载作者南渡前在新郑时与友人谈诗的回忆 ,借以寄托作者的故国之思 ,其中颇富论诗独见。朱弁论诗宗旨 ,首在于自然浑成 ,不以用事为高 ,而主张诗人以“体物”的方法在大自然和客观事物中直接获得审美体验 ;朱弁还非常崇尚雄奇刚健的诗歌风格 ,而又认为应该达到浑涵汪茫的艺术境界。他评价黄庭坚所说的“用昆体功夫 ,而造老杜浑成之地” ,是在诗学史上颇富理论创见的命题。朱弁在诗歌创作上也有重要的成就。从长期羁留北国的宋朝士人的角度出发 ,朱弁诗有着“亲历”、纪实的特点 ,同时又深刻细微地呈现了诗人内心那种深沉而勃动着的精神天地。从艺术上看 ,他的创作极少使事用典 ,得之自然 ,多用白描手法 ,但句律严整 ,下字坚实 ,意象的创造是很有个性的     

略论张说诗的过渡性特征

作为初唐渐盛时期的诗人,张说诗歌的过渡性一方面表现在他对诗歌题材的深度有进一步的开掘;另一方面表现在其诗呈现出清丽与阔大相兼容的特色,从而将魏征的南北文风融合论付诸实践,加速了“盛唐之音”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