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国内口述史学研究综述

口述史学的英文是Oral History，或称History by word of Mouth。在中国，口述史学又被称为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1948年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斯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口述史研究室。口述历史研究室的成立，标志着口述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即现代口述史学。     

电影口述史的一种可能——以汤姆·斯坦普尔观众口述史研究为例

当前国内的电影口述史研究还处于"电影人口述史"阶段,这与从更民主角度进行历史书写的口述史学科品格还有一定的距离。尽管在史料采集、留存等技术路线上获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如何将"口述史料"转化为"口述史学",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与深入的必要。21世纪初汤姆·斯坦普尔的"观众口述史"研究,基于普通观众电影记忆视角的旨趣,凸显了"口述史"的"人民性"特征;自下而上的历史书写策略,又避免了"口述史"仅作为"史料"存在的情况。对它的引介、梳理与思考,可以为国内从"电影人口述史"走向更深入的电影口述史学研究,提供一种可借鉴的研究路径。     

浅谈口述史学方法的几个特点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口述史学是历史学的古老形式。从上古先民口耳相传先辈们的故事,到现代社会利用录音、录像技术口述自传,口述史历经社会文明的演变,重新进入人们的视域。作为一种独立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叙述手段,口述史学具有合作性、时代性、稀缺性的主要特点,而这些特点则成为剖析口述史学的试金石。     

海峡两岸的口述史研究与交流

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经过50多年的发展,口述史学已经成为历史学举足轻重的分支学科,其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尤其在当代中国风云人物与重大事件的研究中,显示出独特的韵味与魅力,获得巨大的成功。海峡两岸的口述史研究起步较早,互访交流始于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近年来有着更为密切的接触,两岸口述史刊物与口述史成果的交流也获得长足发展,标志着一个新的口述史研究热潮的到来。     

现代口述史的时代性刍议

现代口述史是历史学科中的一个方法论体系.它是在文献史料的缺失和新史学研究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应运而生,被史学界广泛用于对各种事件和人物进行口述研究.理论上人们也对其方法之先进、通俗给予肯定.文章主要对口述史的时代性进行阐述,现代口述史拓宽了搜集史料的范围,具有积极参与社会及政治生活,大量采用新技术手段等时代特色.现代口述史汲取了社会学中先进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囊括了社会上层及下层人士,对社会生活发挥着积极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口述史的研究范式也由简单的记忆发展为现代新理念指导下的历史再现.在未来,口述史学将凭借信息传媒技术,更广泛、更深刻地记录人类社会的历史足迹.     

中国口述史学之回顾与展望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口述史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以后,口述史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口述史开始与国际接轨,形成了一定的风格与特色;但与国际化标准相比,中国当代口述史仍存在诸多差距,呈弱势状态;构建中国特色、具有现代先进水平的口述史学将是本世纪中国史学工作者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现代口述史从何谈起？——基于中国近代报刊“口述”文献的考察

现代口述史学诞生于1948年,现代口述史则应产生更早。现代口述史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工具、理论两大层面。工具层面体现在录音机的使用,起点始于1877年录音机之前身——留声机的发明。理论层面体现在对个人生活的记录及人对生活的理解,可追溯至狄尔泰“生命哲学”。考察中国近代报刊“口述”文献,可为探寻现代口述史之始提供线索:民国时期已有条件使用录音机采集口述史,有的口述史也体现出理论上的“现代性”。     

“昔日的声音是谁的声音?” ———读《过去的声音:口述史》

20世纪70年代,口述史学的发展在西方可谓方兴未艾。1978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保尔·汤普森所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一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出版曾被誉为当时国际口述史学界的三件大事（另两件为1979年第一届国际口述历史大会的召开和1980年国际口述历史杂志的出版）之一。相比较后来的其他西方口述史著作,如《声音外壳：口述历史的艺术》、《交互式口述历史访谈》、《记录口述历史：社会科学家的实践指南》、《从事口述史学》、     

近20年来中国妇女口述史研究综述

妇女口述史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最近几年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方面。妇女民族工艺口述史、女知青口述史、女工口述史、战争口述史等领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展现了女性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她们理应得到关注,也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叙述历史。     

口述史学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研究

口述史学方法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对于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具有重要意义。该文结合口述史学的特性,分析了兵团口述史研究的现状,对兵团口述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作了阐述,指出研究队伍中缺乏专门人才,研究范围狭窄,获取资料的方法科学性不强是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加强研究机构的合作,提高口述史研究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在收集口述资料时尽可能保证其科学性,在研究时注意兵团口述史研究的范围及对象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的学科建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党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趋势日愈显现,其主要表现是关于学科研究对象、任务、性质、分期、功能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中共党史学史、中共党史学理论、中共党史史料学、计量党史学、中共党史文献学等分支学科逐渐建立,学科体系构建基本稳定、成熟。本文对此做了番梳理,同时指出在整个历史科学研究中仍属薄弱领域,展望了21世纪中共党史学的学科建设前景。     

民国时期佛教界眼中的辛亥革命——以对革命、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评论为例分析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一百多年来社会各界不同人士对其有不同的评论,然而却少有人研究民国佛教界对辛亥革命的评论。该文以民国时期佛教界对革命、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评论为视角,来考察佛教界眼中的辛亥革命,并浅略分析其评论的原因与目的。     

“华夷之辨”的错误及其危害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盛行着"华夷之辨"的思想观念."华夷之辨"要求严格区分华夏族和少数族,夸大了二者的差别和对立.尽管"华夷之辨"的提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这一命题本身是错误的,其危害也是严重的."华夷之辨"观念的错误在于否认民族的平等性、民族的融合性和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融性.它助长了大汉族主义,肇始了闭关自守政策,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     

论抗战时期大后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高等教育 ,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阶段 ,尽管有许多缺陷 ,但它迁移大专院校到大后 ,接济流亡师生 ,从而为中国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它在扩展教育规模 ,保证教学质量 ,开展学术研究 ,促进文化交流 ,及直接服务抗战诸方面 ,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马桑树传说建木考

马桑树自古是一种灌木,但中国西南地区却流传着马桑树是高大乔木,且能通天的传说。笔者认为此传说的产生是中华民族各地古老神话传说交流融合的结果。该传说可能是从古巴蜀通天神话吸收中原龙文化和东方扶桑神树复合而成,是华夏多元一体文化中的神话传说在传承过程中互相交融的产物,有着深厚的民俗文化意义。     

西学东渐与法律门的变迁

19世纪中国以来,西学东渐是一个事实,中国学人无法回避,而作为以为法律人,作者关注的是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法学研究的变迁历史。本文试图从四个部分来阐述西学东渐与法律门的变迁历史。第一个部分是解读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即近代中国的衰败是引发西学东渐的最大历史原因;第二部分是在中国衰败的大背景下,法律和法学在灾难深重的中国,无论如何,总算逐渐兴起了;第三个部分则是在整个西学东渐和近代中国的背景下,法律和法学的变迁发展;第四个部分则是分析当代法学界关于如何应对西学东渐问题中各家观点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     

17、18世纪的中西"年代学"问题

16世纪末,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向读者介绍了<圣经>"年代学".<圣经>"年代学"按照"亚当族谱"定历史,宣称世界历史一共"五千五百五十年",所有民族,包括中国人,都是犹太人的后裔.这个"年代学",以及附属于该学说的"自西徂东说"、"中国人种西来说",在中国引起不同反应.更有兴味的是,17、18世纪的在华耶稣会士从儒家经典中察觉,中国历史有"四千年"的文明史,而夏、商、周三代之前的史前历史应该更长,远远超过<圣经·创世纪>的"年代学".在华耶稣会士写信回国,要求按照中国人的记载,修订欧洲的"年代学".伏尔泰最终按中国年代学确立了近代历史观,从中可见中国的儒家历史观对于欧洲17、18世纪历史学的重要影响.     

浅谈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化

面对“五.四”以来西方诗学殖民我土、中国古代诗学日趋边缘化的局面,中国古代诗学应如何加速其现代化的进程,以改变其在文论界尤其是中国文论界的现状,赢得应有之地位,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推辞的历史使命。文章意在探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具体策略。     

试论邓小平理论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合理因素的继承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 ,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另一方面 ,作为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伟大理论 ,它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想的合理因素。邓小平理论的重民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具有历史传承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关系论析--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

“一战”爆发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双重转轨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开启了20世纪东西方思想文化对话的崭新时代,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科学战争观的形成提供了认知依据,还创设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推介和系统争鸣的历史前提。也正是“一战”的“历史的不自觉的”作用,推动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发展与“自觉”,即促成中国革命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历史发生维度梳理“一战”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关系,既具有一定学理反思价值,也是对“一战”百年的有益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