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经济、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

东部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既使该区域经济面临低端锁定的困境,又给我国的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破解这种双重困境,可以引导东部地区实施在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平行地构建国内价值链的战略,即东部地区要攀登价值链高端发展总部经济,以价值链的治理机制来协调产业升级、产业转移和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从总部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来看,利用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劳动密集型环节所形成的在位优势,将总部经济的交易成本优势与制造基地的要素成本优势相结合,可能是发挥我国大国经济效应的有效途径.     

新经济形势下我国会计业的改革与发展

随着国际投资、融资的迅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应该重新审视我国的传统会计,尤其是加入WTO后,会计业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其发展将受到那些因素的制约,如何进行创新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本文从会计行业内部执业规范以及行业外部的整体环境上来寻找与国际会计行业的差距,并提出一些可行性措施.     

地区垂直专业化发展——行业和省份差异的比较

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化,尤其是近年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也变得越来越突出。基于双边贸易发展数据,通过修正的引力模型,从我国省级层面重点关注了不同行业和地区在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过程中,相关重要因素的影响特点和一般规律。主要结论表明：地区市场规模、要素禀赋和经济地理因素均有显著影响,且这种作用因行业和地区发展差异而表现出了显著的不同。     

经济有效增长问题初探

经济有效增长只能在社会完整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某些方面的发展不可能带来经济的高效增长。从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到，我国的经济增长采用了类似于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投资成为首要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他影响效率的因素被...     

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银行业的逐步开放,我国商业银行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规模优势,对提升银行的整体竞争力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银行的规模经济问题成为理论界和实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利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判断和分析了2000年-2006年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情况。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大型银行一直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中型商业银行自2004年以后规模经济状况普遍处于规模报酬递减区域,而小型银行则不断接近规模经济的有效边界,规模经济效率逐步提高。针对这种现状本文提出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地区差距、空间效应和动态演进

为全面系统地考察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本文对我国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各省份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和核密度函数模型,分析了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空间相关性以及动态演进过程。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非均衡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在不同区域间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高值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以及部分北部沿海、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低值地区主要聚集在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和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在观测期内,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高值区、中值区和低值区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持续提高,各区间内的地区差距持续变大,在未来几年,该趋势可能会继续保持。本文明确了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发展现状、地区差距和演进趋势,对我国数字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数字经济区域协同发展有重要意义。     

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发展水平比较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我国保险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年均增幅超过了25%,是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然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东西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不仅表现在保险规模、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上,还表现在保险机构数量上.衡量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包括保费规模、保费规模增长率、保险密度、保险深度、保险机构数量和保险机构总部数量等.而影响地区保险发展的因素众多,其主要因素包括GDP、人口数量及分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地理位置等.     

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测度

为测算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本文将数字经济分为数字技术生产和数字技术应用两个部门.针对数字经济生产部门,本文提出了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目录中分离出数字技术生产部门,并采用生产法核算其增加值的方法;针对数字技术应用部门,本文将数字技术视为资本投入要素,开发了计算数字技术应用部门增加值的"两步法".使用该方法测算得到浙江数字经济总量由2015年的15735.3亿元上升到2018年的23430.4亿元,其中数字技术应用部门增加值由2015年的12362.4亿元上升至2018年17882.7亿元,数字技术生产部门增加值由3372.0亿元上升至5547.7亿元.本文提出的数字经济规模测算框架和技术方法,可为其他地区测算提供理论基础,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创新效率、产业特征与区域经济增长

随着我国各地区创新投入的日益增加,创新产出却并未同比增长,创新效率差异不断扩大。产业成为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中间传导环节,各地区已有的产业类型和产业发展基础则成为影响特定区域创新产出效率的关键因素。实证检验证明,我国除东部地区外,在中部和西部,创新尚未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中部地区的创新产出增长速度远低于创新投入增长速度。在西部地区,创新投入越多,创新产出反而越少。在东部地区,创新投入之所以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主要受益于该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对知识转化的显著贡献,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以及该地区多样化的产业类型带来的技术溢出和传递;与此同时,该地区发达的对外贸易和企业规模大小并未对创新效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     

高等教育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政策抉择

高等教育扩张伊始,规模经济效应显著,但规模持续扩张又会失去这种优势,范围经济则不然。高等教育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都是历史阶段的产物,二者不应对立,而应相互补充,但范围经济更适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国情。发展范围经济的政策建议: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主张多元办学形式;高校特色定位,合理配置各项资源;完善高等学校职能,实现多重办学目标;控制高教数量,提高高教质量,并呼吁范围经济系统的构建。     

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的思考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的制约因素及优势所在,提供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发扬优势,变制约因素为优势因素,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的新思路。     

试析影响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市场发育的原因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市场现状是: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都不足,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规模和开放度小。西部民族地区的市场同样由区内市场和区外市场所组成。区内市场是由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发育程度、社会分工发展水平以及人口规模等因素决定的。区外市场则是由交通运输、国家政策以及人的素质决定的开放度所定。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市场现状的成因,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苏州市的外向型经济发展

中央关于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是在分析了各国经济发展经验,尤其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实施“出口导向”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成功经验,根据当前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技术、经济形势以及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条件,作出的科学决策。国家要求和鼓励沿海地区利用现有的经济技术优势、参与国际交流,通过出口创汇—引进技术—扩大出口创汇—再引进技术,加快沿海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并带动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振兴。     

区域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差异的内部因素分析

在构建两部门C—D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估算1996-2007年间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我国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同一区域不同地区之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较大差距。通过对影响区域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因素的深入分析表明,区域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层次、投入水平是影响我国现阶段区域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差异的核心性内部因素。     

论农村社会转型中崛起的经济能人群体

80年代以来的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一批具有超凡能力、并卓有成效的经济能人迅速崛起，形成为一个新生社会群体。该群体目前主要由农业专业大户、个体工商大户、私营企业主、乡镇集体企业管理者四部分人组成。这一群体崛起于当代中国农村，是体制改革、农村商品经济和非农产业迅速发展、国家支持和社会期待等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还分析了农村经济能人群体崛起对于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积极意义，以及可能带来的某些负面效应。     

近代铁路与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探究——以1906-1937年间河南农业经济作物种植及贸易为例

1906至1937年间的中原地区,铁路兴起并迅速形成了交通运输网络。随着铁路运输网络的建成,中原地区铁路沿线及附近地区的区位优势得以彰显,某些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的品种改良或新种引进首先在这些地区试种并推广。铁路运输以其独特的优势不仅加快了中原地区与通商口岸间经贸交流的进程,也推动了该地区农经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原地区农业作物的种植结构、生产方式、贸易形式等也由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传统生产方式和自然经济等因素依然存在,使得近代中原地区农业经济所面临的发展问题过于复杂,绝非仅靠运输条件的改善便可彻底解决;铁路所能带动农业经济发展的速度及最终结果,还要依赖此经济区内其他相关领域的有力支持与积极配合方可实现。     

中国各省区竞技体育发展的效率研究

利用DEA-Tobit两阶段法分析中国各省区1990年至2009年间竞技体育发展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结合Malmquist指数考察各省区竞技体育发展的效率变化,结果表明,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效率是比较低的,但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效率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竞技体育效率也在逐渐提升.竞技体育效率的地区差距明显,东部地区的效率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应该重视竞技体育行业规模的提高,进而有效地提高竞技体育的综合技术效率.东部地区应该特别注重行业管理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效率.     

西部地区发展特许连锁的思考

目前 ,我国连锁业的发展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格局 ,形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部连锁企业规模普遍偏小 ,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优势 ,要解决上述问题 ,西部地区就必须发展特许连锁 ,探讨发展特许连锁的有效途径 ,加快西部连锁业规模扩张的步伐。     

晋升激励、制度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举世瞩目,地方政府竭尽全力追求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政府以GDP为主要指标考核省级党政领导,经济发展领先地区的领导人将得到晋升.为了获得晋升机会,中国省级政府领导人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他们不遗余力地发展地方经济,而制度创新是地方领导人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之一.制度创新要花费成本,消耗地方领导人的时间、精力.各地政府争相创新提高经济产量的制度,是中国经济充满生机的重要因素.     

经济联合与国民经济调整

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我国城乡有越来越多的经济联合企业涌现出来。这种经济联合体,突破地区、行业、隶属关系和所有制的界限,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使经济工作越做越活,路子越走越宽,值得从理论上予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