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人》是什么货色?

《上大人》是比《三字经》更通俗的贩卖孔孟之道的大毒草。在旧社会,小伢发蒙读书,初学写字,就是在一种印着红字的本本上照着描写,叫做“描红”。描红本上印着的第一句就是“上大人”。还有一种是纸牌,老年人玩过这种牌的相当多,上面印的也是《上大人》。全文很短,只有二十四个字,三个字一句,一共八句:“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它的意思是:至高无上的大圣人,就只有孔老二一人而已,他教了三千学生,其中有七十来人是贤人,你们这些小学生(八九个人),要好好地以孔老二说的“仁”作为标准去做,就可以晓得周礼了。有的地区,《上大人》中不是用的“孔乙己”,而是“邱乙己”;不是“可知礼”,而是“福禄寿”。换来换去,意思仍然一柞。“丘”是孔老二的名字,用“邱”代“丘”,是避讳的意思,“邱乙己”与“孔乙己”一样,都是孔老二。“可知礼”改为““福禄寿”,这意思就是照孔老二的“仁”去做,就有福有财有寿,实际上是“可知礼”的变种。     

对《论语·公冶长第五》中“加”字的释义

《论语·公冶长第五》中有一句话:“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对此句中的“加”字,自汉代以来就有多种解释.一种说法认为“加”字是“凌辱、驾凌”的意思,另一种说法认为是“施加、施与”的意思.通过考证,我们认为“加”字释义为“凌辱、驾凌”更为符合《论语》中该句的原意.     

从周代社会结构看“礼”的社会功能

“礼”,历来被视为周代社会政治思想的最高凝结(如《周礼》、《仪礼》、《礼记》的存世),对它的作用和意义,人们做过一些有益的探讨。本文试图运用“结构——功能”分析法,对“礼”的功能进行社会结构的分析,以加深对“礼”的认识和理解。什么叫“社会结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结构是社会的组织方式,是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它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所组成的动态社会框架。在这个渗有血缘关系的文明社会的社会结构中,经济结构是指占主导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论《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的真实旨意——兼论司马迁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徙强族,都关中,和约匈奴;明朝廷礼,次宗庙仪法.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赞语也云:“然而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基于此,后人认为司马迁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的主旨是表彰刘敬和叔孙通的功绩.但综合考察司马迁的政治观、价值观、个人遭遇和笔法,司马迁是运用“曲笔”,寓贬于褒,通过刘敬与叔孙通二人的对比来深刻揭露汉代儒者见风使舵、曲意逢迎的丑恶嘴脸,由此表达对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不满.     

试论朱子的礼俗观——以《家礼·昏礼》为例

礼与俗的关系,是礼学思想落实于社会生活实践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面对古礼繁琐难行,俗礼有违经义等现实问题,朱子重新制定《家礼·昏礼》以重整夫妇之大伦。首先,立足于古礼之基本精神,朱子大幅删减婚礼的繁文缛节;其次,严厉批评民间流于轻浮的鄙俚婚俗,但也酌情吸纳其中不害义理的仪节。最终,既契合古礼精神又切于人伦日用的《家礼·昏礼》在民间社会广泛流行开来,并由私家礼仪逐渐上升为国家的婚姻之礼。朱子通过“以礼化俗”的方式,使得儒家礼仪落实于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而实现化民成俗的目标,这对于当今重建儒家礼仪文明与人伦价值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先秦秦汉之际礼制的演变与封建礼教思想的形成——兼论孔子的礼的思想的阶级性

礼教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社会思想领域中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意识形态。然而奴隶社会的礼制如何演变为封建礼教,儒家宗师孔子在这场演变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这仍然是当前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就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探索,提出以下极不成熟的看法,向同志们请教。(一) 礼是儒家传授的经典之一。西周以来,相传有“礼经三百”之说;但礼作为一种专门学问,自官府下达到里闾之间,还是从春秋时代开始。在此以前,礼不仅是各种行为规范的准则,同时也被视为一切社会典章制度的总汇,礼教思想即存在于各种具体的礼制之中。从作为一种仪式说来,礼制的起源,最初是起于祀神,后来才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形成为殷周时代的各种礼仪制度。在相传为春秋以前的典籍文献中礼字已屡见不鲜,如《尚书·仲虺之诰》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同书《太甲》篇云:“欲败度,纵败礼”;《洛诰》篇云:“惇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诗经·国风·相鼠》章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同书《小雅·楚茨》章云:“我孔嫫矣,式礼莫愆”。又如《周易》下卷四离上巽下挂云:“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     

《左传》梦境记载的史官文化特色

梦境记叙与描写是《左传》记事—大特色,其复杂多样在先秦著作中绝无仅有.占梦记梦是早期史官的重要职责,《左传》对今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梦境记载,由巫史文化特色所决定.《周易》的变通思想使得史官能够改变梦境神秘性的思维,从而以正视现实的态度看待“高岸为谷”的历史巨变.周代史官不仅参与礼的制作,还是礼的管理者和执行者,通过特殊的“书法”方式捍卫礼是他们的职责,因此,《左传》梦境记载还深受“礼”的影响、具有“礼”的烙印.     

《虞书》与“王道”：礼治的“王制”原型研究

今存《虞书》5篇居《书》之首,以尧、舜、禹的叙述为文理的核心,孔子、孟子指引当世施行仁政王道的重要典据,是儒家经学义理的关键。《礼记·中庸》《史记·孔子世家》的叙述语境,清楚显示孔子处理传世的《书》,焦点放在“礼”这一重要关节。孔、孟关注《书》中有关尧、舜的内容,标榜尧、舜之道,关键是其中的礼义与礼制。格、致、诚、正而至于修、齐、治、平,一以贯之,皆因之体现。《虞书》构成“圣王”制礼作乐的典范,体现“王道”意义。     

《伯夷列传》中的公正理念和永恒理念

几乎所有文明的核心价值,都涵有“公正”理念和“永恒”理念。至于如何阐释这些理念,不同的文明采取不同的方式,中国文明主要采取刻诸青史的方式。中国文明这一阐释方式,最经典地体现在《史记》中,特别是体现在其间的《伯夷列传》中:司马迁一是问难苍天(“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问出了人间有无“公正”的问题;二是引言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引出了人生能否“永恒”的问题。“公正”使得“永恒”成为必要,而“永恒”又使得“公正”成为可能。司马迁所彰显的这种坚守“公正”理念和“永恒”理念的历史观,不仅仅是一种专业思想,而且已泛化为一种体现着中国文明传统价值取向的文化精神。     

顺天 富民 乐居——— 《管子》的环境美学思想

《管子》的环境美学思想主要体现为两个和谐：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天地(自然)关系的处理上,《管子》一方面提出人与自然相分,自然是客观的,人必须尊重它,依顺它,而不能违背它;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人与自然相合,人要善于用好自然规律,让自然为人类提供财富。二是人与人的和谐,它提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居处相乐”的重要思想。《管子》关于环境的认识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更多地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谈环境。《管子》同时也很重视环境与富民强国的关系,将善待环境看作是富民强国之道。《管子》的环境美学思想,体现出鲜明的农业文明色彩与家国情怀。     

《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论《荀子》中“礼”及其现代意义

许慎的《说文解字》曰：“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文言文中的“禮”字,现在被简化为“礼”。履者,可行、可作也,说明礼原本是一种可以被人重复践行的巫术活动。礼可能起源于原始部落的神鬼祭祀与崇拜行为,后来由纯粹的事鬼、事神逐步扩展到事天、事人、事政的方面。关于“礼”的无数解释中,荀子则另辟蹊径,独树一帜。《荀子·礼论》把“礼”诠释为“养”。“礼者,养也。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古代文论中的风格论

一 风格与文“体” 作为现代文学理论的一个专用术语,风格是指作家作品的个性特征,它是作家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总的个人特色。在我国古籍中,风格一词也时有出现,用于说明作品时,其涵义与现在的用法也比较接近,但它还没有成为具有特定内容的专用术语。风格在古籍中最早出现,大约在魏晋时期,多用来形容人的风采品格等。《晋书·庾亮传》称庾“风格峻整,动由礼节。”《世说新语·德行上》谓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这里的风格是指人的风采、风貌。《魏书·穆子弼传》称穆“有风格,善自位置,涉猎经史,与长孙稚、陆希道等齐名于世。”《晋书,和峤传》说“峤少有风格,慕舅夏侯玄之为人。”     

《左传》与《史记》中齐国田氏家族史料之比较

《左传》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都记载了田氏代齐事件，但所用史料几乎完全不同，可以互为注脚。《左传》作者意在揭示遵“礼”爱“民”必兴，僭“礼”失“民”必亡，兴者必遵“礼”爱“民”，亡者必僭“礼”失“民”这两个结论，而以田氏家族史料为其例证之一。《左传》集中选择田氏遵“礼”、得“民”的史料，并记录他人预言以证“礼”“民”与田氏代齐之因果关系，但对田氏遵礼得民以外的史料几乎无记载，忽略了叙事的连贯性，并因预言过多使史料真实性受到质疑。《史记》则注重“通古今之变”之“通”，对田氏家族的发展叙述得很连贯，但对人物活动、语言记载很简略。《史记》没有保存美化田氏的预言，使它在读者印象中更加真实可信。     

《易》与礼之关系略论

《周易》中许多卦爻辞包含易礼内容。《周易》与礼具有密切关系。易道包括天地人三才之道,而礼是沟通处理人与天神地祗人鬼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系列规则与规范。易道包含易礼,易礼体现易道,仁是沟通易与礼关系的桥梁。趋吉避凶都是易与礼追求的共同目标和价值取向。     

论《诗》与礼的关系

论《诗》与礼的关系王洲明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乐，成于礼．”（《论语·泰伯》）把《诗》与礼、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看出了三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内部联系。礼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的礼指礼仪而言；春秋后期以后，礼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展，成了周代一切典章制度的...     

古文注释中几个问题的商榷

《左传·宣公二年》:“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教材修订本28页.以下省“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教材修订本”,只写页码.)“倒戟以御公徒”注:“把兵器倒过头来挡住灵公手下的人.”这样注解只是把字面意思翻译过来,没有把“倒戟”准确的含义注解出来,容易使     

“季路问事鬼神”章或解——基于孝的考察

对于《论语·先进》篇“季路问事鬼神”章，历来人们一般从生死观的角度去诠解，此章其实还可从孝的角度加以阐释。孝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孝在当时有三层含义：一是侍奉活人，二是埋葬死者，三是祭祀鬼神；也即《论语·为政》篇“孟懿子问孝”章孔子所说之“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子路问事鬼神，问的是如何“祭之以礼”;“敢问死”,问的是如何“葬之以礼”。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的回答，强调的都是要“生，事之以礼”,即把行孝的重心放在侍奉活人即在世的父母身上。     

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     

元代吴澄对《礼记·内则》篇的改编及相关问题

在元代吴澄《礼记纂言》对《礼记》诸多篇章内容所做的改编和调整当中,也包括《内则》篇。吴澄的礼学意识和感觉,深受朱熹礼学的影响和启发,这在《内则》篇的改编方面也有体现。通过直观的对比可以看到,吴澄按照自己对《内则》整体内容和各章段落之间逻辑联系的认识与解读,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以“记父子之礼”“记男女之礼”“记饮食之礼” “记老老之礼”进行归类,对于《内则》原文进行了比较多的调整。通过与原文内容章句结构的对比分析可知,吴澄对《内则》一篇具体章次段落内容和通篇逻辑联系应有的样式,在理解和处理上有其独到之处,也呈现出礼记学史中比较特别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