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党争与永嘉学派的蜕变

南宋庆元党禁给乾道、淳熙以来活跃的学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文章具体考察了庆元党禁对永嘉学派传承的重要影响，特别论述了传承永嘉学术的叶适及其门人在严酷的党禁环境中从学术到文学的转向，最终使永嘉学派蜕变为永嘉文派。     

庆元党争与永嘉学派的蜕变

南宋庆元党禁给乾道、淳熙以来活跃的学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文章具体考察了庆元党禁对永嘉学派传承的重要影响,特别论述了传承永嘉学术的叶适及其门人在严酷的党禁环境中从学术到文学的转向,最终使永嘉学派蜕变为永嘉文派。     

论洛学的发展谱系与精神特质

洛学有狭义和广义二分，狭义的洛学指二程及其弟子之学，广义的洛学指由二程创立、历经元明清活跃于中州的理学，是作为地域性的理学流派而成立。广义的洛学历经宋元明清，统绪不绝，代有传人，发展经历了二程及其弟子的创立期、从北宋灭亡到明代中后期中州王学兴起前的维系延续期、自中州王学兴起到清初的兴盛期和清中叶以后的衰歇期四个阶段。在千余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州洛学形成了尊兼容、重笃行、尚致用的精神特质。     

郑伯熊与南宋绍淳年间洛学的复振

洛学在宋室南渡以后的复振是道学运动的一个关键问题,郑伯熊是这一时期洛学复振的重要参与者.郑伯熊以他对洛学所阐发的儒学精神的笃信固守矫治绍兴年间形成的佞谀士见,同时行道济世以求儒效日白于天下,并通过阐释儒家经典来传承洛学的主张.他的活动一方面推进了洛学在绍兴淳熙年间的复兴,另一方面促使他所继承而呈衰歇的永嘉学术得以重光,整个道学运动与区域思想之间在互动中得到推进.     

试论二程"洛学"与实学的关系

二程“洛学”思想体系中蕴含有丰富的实学思想 ,成为明清实学思潮的重要源头之一。二程“洛学”不仅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 ,而且在中国实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永嘉学派与泰州学派民本思想的比较研究

由于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的哲学理念差异不大,所以,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两个学派的基本观念是一致的,可以说,他们的思想都具有以民为本的性质。但由于两个学派所处的环境不同,面对的社会现实也不一样,所以在民本问题上就有了虚实之分,在重商的程度以及在代表阶层的利益上也有一定区别。     

林石与温州“太学九先生”之显

林石,北宋熙宁、元丰时以明经笃行著称,长期以《春秋》教授乡里。元丰时与赵抃游,名动京师。又尝与管师常、龚原论学,为学不辞新旧,经术事功兼重。温州太学九先生得益于他的培养。太学九先生的学术思想,实肇基《春秋》学,详考其政治思想和仕绩,都带有经世致用的色彩。至于温州太学九先生一致倾向于程氏学,这主要是在为己之学这一点上,温州的乡先生们、太学九先生们和程氏完全一致。     

"永嘉四灵"对宋初"晚唐体"的继承与发展

“晚唐体”在宋代有过两次兴盛,一次在宋初,一次在南宋后期。前者以“九僧”等人为代表,后者以“四灵”为代表。“四灵”的诗歌在艺术风格、创作题材和写作技巧等方面对宋初的“晚唐体”都有所继承和发展,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积极的革新意义。     

李恩杰:与梅兰芳先生实现“百年之约”

正"双甲之约"全球巡演活动自2011年8月提出策划至成熟启动,历经近两年的时间,得到了中央领导、文化部、北京市委市政府,特别是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的大力支持,并在与社会各界、国内外各大演出机构的积极沟通、协作当中健康发展。我们已努力连接起历史与未来之间跨越百年的桥梁,以新时期的艺术盛事与当年盛况遥     

宋代永嘉学派的经学传承及思想演变

永嘉学派是宋代重要的学派之一,是浙东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永嘉学派的形成与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在学术思想上随着宋代学术思潮的变迁最终由师从二程性理之学转向注重经制、事功之学。这种转变经由了北宋中期、两宋之际、南宋中前期几个主要阶段,在每个阶段,其主要代表人物如王开祖、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其思想主张与内涵尤其是在经学诠释及思想重心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北宋的王开祖、周行己等"永嘉九先生"为奠基者,他们一般都注重心性之学,而南宋前期郑伯熊、薛季宣等是永嘉学派由心性之学转向事功之学的关键人物,南宋中期陈傅良、叶适则开始成为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     

宋代翰林学士与礼乐文化

两宋时期,翰林学士对礼乐文化多有贡献.雅乐方面,他们撰写、审定郊庙、明堂乐章,对乐律也多有发明.就祭典而言,他们充任郊祀礼仪使职,参与封禅大典,又详定配享之制与郊祀仪注.至于帝王后妃丧葬之礼,翰林学士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担任礼仪使职,撰写谥议、谥号以及葬礼所用之乐章、挽词、导引歌词、哀册文等方面.     

宋儒对仪礼的注解与辨疑

《仪礼》是儒家的重要典籍。由于《仪礼》所记多先秦礼制,内容古奥,加之历史文献对《仪礼》在汉代的传授源流记载比较模糊,学者理解不同,多有纷争。宋儒《仪礼》方面的著作不多,但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在文献考辨方面,宋儒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否定了《仪礼》为周公所作的传统说法,二是认为《仪礼》可能有后人附益的内容。这两点结论在《仪礼》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边缘:宋代江湖士人的文化

宋代以隐士、居士、游士为代表的江湖士人,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常规存在形态。他们普遍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或经学研究和诗文创作并茂,或博览群书、博学多闻,或为不容忽视的藏书家,或为成就突出、影响诗坛的著名诗人并曾在音乐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音乐家。其主要文化特点,即特立独行、淡泊名利、追求自然。这种士人本真的存在方式,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充分表达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不仕的高尚使之占据了道德高地,作为独立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是独立思考,其创造的智慧弥足珍贵。宋代江湖士人比前代大为增多,是一个难以估量的巨大数字。宋代江湖士人自我边缘化即田园化、民间化,虽身处民间,却神居云端,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他们代表着民间文化和民间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于官场有无用之用,为传统文化增添了一股别样的精气神。     

北宋文人与茅山宗

茅山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厚的道教文化内涵吸引了许多北宋文人士大夫前来学道、隐居、观光。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茅山道士与北宋文人频繁交往,促进了当时茅山道教的繁荣。茅山宗主修内丹、养生治心的教理恰好符合文人的生活需求,茅山宗成为对北宋文人最有影响力的道教派别。茅山宗经典《真诰》与《黄庭经》对北宋文人的思想、生活以及文学创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王禹偁与北宋初期的诗文革新

王禹偁是北宋初期诗文革新的先驱 ,其诗歌能从宋初的白体诗中解放出来而发展其讽谕的传统 ,并提倡学习杜甫 ,开宋学杜先河 ;在散文改革上能发展韩愈的“文以明道”与“文从字顺”的理论 ,提出“文以传道明心”的新见解 ,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宋初诗文革新提供范例     

王禹傅与北宋初期的诗文革新

王禹偁是北宋初期诗文革新的先驱,其诗歌能从宋初的白体诗中解放出来而发展其讽谕的传统,并提倡学习杜甫,开宋学杜先河;在散文改革上能发展韩愈的"文以明道"与"文从字顺"的理论,提出"文以传道明心"的新见解,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宋初诗文革新提供范例.     

论清人编宋诗选本的地域不平衡性

清诗承明制,复古习气不改,此其同;明人喜言唐,清人则多尚宋,此其异。清人编辑宋诗选本,作为对清代宋诗运动的一种回应,也打上了极其鲜明的时代诗学思潮印记,并成为选家诗歌审美观念的实践载体。然究其实,此种行为,并非仅体现为编选者单纯的文学活动,它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地域文化、选家素养、刻书水平、藏书条件等因素关系密切。受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清代宋诗选本的编刻上,则呈现出鲜明的地域不平衡性特征,即编刻活动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     

元丰改制与北宋太常寺建制的变迁

北宋前期,中央机构繁复,因旧有寺监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故在寺监外,增设新机构,太常寺与太常礼院、礼仪院并立,其重要职能被太常礼院和礼仪院所分,在北宋前期,仅掌社稷及武成王庙、诸坛、斋宫、习乐等职事。太常卿成为阶官的一种,没有特殊任命,不能到太常寺任职,太常寺的实际最高长官为判太常寺。元丰改制后,太常礼院职事罢废,太常寺开始专其职,太常寺职权由此得到恢复和扩大。北宋后期,太常寺统掌礼乐之事,凡大朝会、祭祀所用雅乐及器服,郊祀、宗庙、社稷、陵寝、牺牲、籍田、祠祀等,均得统管,其下辖机构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总体而言,北宋太常寺建制,以元丰改制为界,前后存在较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