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长江中下游地区赈灾工作略论——仅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1931年,长江曾发生全流域大洪水,造成中下游沿江多处溃决,给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给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在赈灾工作中,中外人士联合组成的近代中国最大的国际慈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华洋义赈会受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制订施赈方案,并主持长江中下游受灾地区的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通过采取在灾区举办合作讲习会、组织互助社与合作社等措施,使赈灾工作获得相当的成功。通过开展一系列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把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引到了长江、淮河流域,对在受灾地区宣传合作思想,指导并推动合作事业发展,完善防灾重于救灾的理念,促使农民从传统的保守状态向符合近代文明要求的状态转变,提高国民素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12-1928年荆江地区的赈务研究

民国前期荆江地区水灾频仍，严重的水患给荆江地区的赈务带来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也成为了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政府试图将赈灾救灾制度化、法制化，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的赈务机构，颁布了某些赈灾法规，采用了急赈、蠲缓、米禁、贷款、农赈、工赈等救灾措施，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的新格局，水灾的救治功能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赈务取得了一定成绩，解救了民生疾苦，成为了这段不幸年月中广大灾民赖以生存的重要依靠，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民国前期动荡社会的至关重要的减震器，维系了荆江地区社会的稳定，不过，政治黑暗和经济凋敝最终影响了赈务的实效，极大地消蚀了社会的赈灾救灾能力。     

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的社会救济与善后

作为中华民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于1945年在山东省青岛市设立的分支机构,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的组织系统由赈务、储运、卫生、总务构成,经费与物资来源共有三处：总署配拨、分署自购和各界捐助,其业务活动大致可分为救济贫苦难民、辅助医疗卫生机构、复兴农业、振兴工业几方面。     

近代化的视窗：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救灾信息传递之考察

国民政府时期针对灾荒频仍的现实,制定了有利于救灾信息传递的法规——《振务电报规则》,对办赈所发电报提供免费优惠。但政策在执行中有很多不便,影响了其应有之效。灾情信息大致通过官方和民间两条渠道,以电报、电话及新式媒介—报刊、杂志和纪实图片的放映和宣传等方式进行传递,其传递方式和渠道在传统基础上体现出明显的近代特色。     

论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

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主要有光绪三年和十三年两次,之后则趋于衰落。义赈的兴起与河南官方救济的严重不足、江南善堂的传统救济功能、西方近代救济行为的示范及《申报》的作用等有关。与官赈相比,民间义赈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专而精的施赈方式更为高效合理、义赈措施更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善后赈济更注重为灾民谋生路、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救助、自捐自办的运行模式等五个方面。     

1931年江淮大水防疫机制探析

1931年江淮大水发生后,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与国家防疫机构合组灾区卫生防疫组。从医疗防疫资源的动员与整合、防疫布控格局的构建、医学与公共卫生管理的结合运用等方面,探索新的救灾防疫体制、机制建设,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保障资金安全管理初探——以1931年水灾赈灾资金管理为例

1931年水灾发生后政府募集了大量赈灾资金,为此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包括规范资金收支程序、对办赈人员提出严格要求、出台办赈人员责任追究条例等;并设立了监察机构监督、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等社会保障资金使用监督机制.政府的严格管理对防止资金流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广大灾民得到了一定的救助,但一些官员大肆贪污,致使社会保障资金严重流失.其根本原因在于民国是一个非法制化的社会,人治现象普遍,特权阶层可套取社会保障资金而不受任何制裁;同时赈灾体制不健全,赈灾资金管理不当,监督机构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是重要原因.     

评1931年江淮水灾救济中的美麦借款

1931年七八月间,长江、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水灾,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解决灾民口粮及实施工赈和农赈,向美国贷购小麦45万短吨。这批美麦运华以后成为救灾的主要资金来源和物资支持,在急赈、工赈和农赈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批美麦价格高、利息重、运费贵,加重了国民政府的债务负担,而且大量进口美麦,又导致中国粮价下跌,对中国农村经济的恢复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中的官赈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中的官赈特点如下:一是传统赈灾手段滞后,二是资金来源日益社会化,三是地方救灾任务加重,四是重视对灾时社会秩序的维持与重建,此外则是遇灾时多有振兴赈务之举。总体上说,官赈救济效果不佳,此中原因首先在于光绪时期,清政府经过太平天国的打击,已元气大伤;再就是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不力。     

论晚清义赈的历史定位

晚清义赈对近代中国灾荒救济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救荒体制;使民间广泛地参与到灾荒救济中来;有力地促进了中外合作救灾新局面的形成,并最终促使中国近代赈灾体制得以初步确立。此外,它还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和参与社会公益救助热情。     

论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

1938年2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在政治部下设主管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在周恩来的具体筹划和郭沫若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向第三厅派出了大批干部并建立了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和慰劳活动。1940年,蒋介石以改组政治部为由撤销了第三厅,另设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国共关系处于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始终执行并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正确政策,同国民党的妥协、分裂、倒退的政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两党的合作终究没有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发展,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顾颉刚先生与中山大学

顾颉刚1927年4月至1929年2月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历任史学系主任、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等职,并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研究工作.他对中山大学的学科建设、图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优良学风的形成等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今天的中山大学已有很大的发展,顾先生当年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他所提倡的优良学风得到发扬光大.     

清代前期的外交机构与外事管理

以“夷狄”身份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沿袭前代旧制,将礼部作为外事主管机构,而且在华夏中心意识的支配下,外交事务等同于朝贡事务。清初,外事管理分隶礼部主客司、会同馆和翰林院所属四译馆。这一管理体制至乾隆年间发生两个变化:一是将会同馆、四译馆合并,隶属礼部;二是主客司的一部分职权转归内务府。除此之外,从中央到地方,皆有官衙参与外事管理。直至近世,随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和朝贡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古代传统的外事管理体制才发生根本性改变。     

欠发达区域实践绿色物流与电子商务和谐发展的思考

随着Internet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商务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然而物流对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也日益严重,如何使双方协同发展,成为当前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文章从绿色物流与电子商务的关系入手,剖析绿色物流与电子商务和谐发展的必然性,对和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绿色物流与电子商务和谐发展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对策。     

陈仪与浙江辛亥风云

陈仪系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省风云人物,在国内外求学期间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洗礼,曾经出任浙江省都督府军政司司长。主要负责后勤武备等事宜,保障浙江省内驻军军需供给,以及促进社会平稳转型过渡,表现出优良的军事政治素养与干练作风。袁世凯准备称帝时,他暗中抗命放行蔡锷,促其离京辗转赴云南起兵讨袁,续写辛亥革命之一奇功。     

1937年澳大利亚土著福利会议述评

1930年代,面对国内外压力,澳大利亚联邦开始积极介入土著事务。1937年4月,联邦政府召集各州土著事务官员召开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土著会议,称之为土著福利会议。与会代表就各州土著状况和土著政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西澳内维尔和澳北区库克成为会议的主导人物。会议通过了吸收混血土著的决议,不仅认可和批准各州推行的土著政策,也包含了预示土著政策转变的新因素。     

论民族院校贫困生助学贷款工作

国家助学贷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速人才培养、帮助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民族院校的学生大部分来自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大,所需助学贷款多。如何使民族院校贫困生正确认识国家助学贷款,使其从心理上平和地接受助学贷款并利用该款项来支付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是每一个学生管理工作者应当具备的一种能力。     

1939年青岛风暴潮灾害及其赈救述论

1939年8月底9月初,生成于太平洋的台风从正面登陆青岛,给青岛的社会经济和人们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台风过后,青岛救灾委员会联合青岛各部门及社会各界展开了灾后救援行动,募集赈款赈济,通过对乡村灾民蠲缓赋税减少灾民损失。这场风暴潮灾害和灾后赈救,也暴露了青岛在灾害预防方面薄弱和灾后赈救的一些不足,为后世以借鉴。     

魏晋迄隋比部郎隶属及其职掌之变化

比部郎始现于魏晋,隶属于吏部尚书,职掌不明;南朝时期隶属于吏部尚书,主法制;北魏、北齐时期隶属于都官尚书,其职掌除继续主法制外,增加了勾检职能.隋朝继承北朝之制,比部侍郎隶属于刑部尚书,其职掌有向专职勾检转变的趋势.比部郎中的变化原因是尚书省内部机构的调整和职权的专业化.比部郎行使勾检职能,客观上能起到考课官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