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于人”与“择人”

《史记·货殖列传》云:“朱公……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唐司马贞《索隐》曰:“谓择人而与,人不负之,故云不责于人也。”此解义甚含糊,故今人晏炎吾解“责”为“债”,谓:“‘不责于人’者,谓不贷子钱。”“‘择人而任时’即‘释人而任时,。亦即‘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言异而实同。”(见《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今按,以“债”释“责”,以“释”释“择”,似嫌迂曲。《说文》:“责,求也,从贝束声。”“责”之本意为“求取”,《左传·桓公十三年》:     

浅谈陶渊明创作的幽默风格

对陶渊明创作风格的研究，历代多谈其自然平淡的方面和豪放、隐曲的表现，而对他充满幽默、谐谑之趣的诗文论及甚少。此类诗文，诸如《五柳先生传》、《责子》、《形影神三首》、《挽歌诗三首》、《自祭文》、《赠羊长史》、《归去来兮辞》、《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止酒》、《乞食》、《读山海经》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辩正

《论语·微子篇》子路章记子路遇荷条丈人:“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此处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作何解释?朱熹《论语集注》说:“分,辨也.五谷不分,犹言不辨菽麦尔,责其不事农业,而从师远游也.”即此句为荷     

《黄鸟》与人殉

《诗经·秦风·黄鸟》历来被视为反对人殉制度的名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赋《黄鸟》。”这首诗讲殉葬时“临其穴,惴惴其粟”,殉葬的“三良”当是被活埋于秦穆公墓穴的,残忍之状,令人发指。难怪诗人骂天了:“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就连树上交交而鸣的黄鸟似乎也在鸣不平。《黄鸟》的作者对于“三良”之殉,哀之痛之,颇有一点子正义感,可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葬殉以人,从死者百七十人。”诗人对这百余人之殉不置一词,而仅仅对“三良”的从死感之慨之,并且说“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由此可见,《黄鸟》不是反对人殉,而是反对以“三良”这样的贵族为殉。“国     

郭沫若的一首佚诗

最近翻阅旧籍,在一九四○年柳亚子书赠阿英同志的《左袒集》手稿中,发现了郭老的一首佚诗——《杂咏》。诗末署名为“郭沫若”。此诗作于一九三一年,时郭老已东渡日本。这首七言绝句,是郭老书赠给柳亚子的一首“寄赠”诗。在这首诗里,诗人把自己喻为举世无双的“太原公子”,表明自己虽然“戎马经年”,而今又流落异国,但欲拯中华民族之大志,毫未减弱。正象诗人所说的那样,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相比,“甲     

论《极玄集》“诗家射雕之手”的选本定位及其诗史意义

姚合《极玄集》选王维等21人诗百首,《序》称所选者皆“诗家射雕之手”。从时间范围看,所选者包括盛、中唐诗人,而以中唐前期诗人为主。就题材内容而言,选本涵盖送别伤离、寄远赠答、羁旅登临、题赞咏物、记事怀人、感怀即兴,很少涉及民生疾苦等。依体裁分析,该集选82首五言律诗、8首五言古诗、7首五言绝句、3首七言绝句。据诗风观之,以凄清绮净为主,但也有雄奇壮美者。研究《极玄集》“诗家射雕之手”的遴选范围及其特点,不仅对研究选本辨体、认知王维等诗人的近体诗、探究唐代近体诗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考察《极玄集》与晚唐诗的关系亦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极玄集》以“诗家射雕之手”定位而编纂“精微”选本,其在唐人近体诗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也是值得关注的。     

《再别康桥》是一首单纯的惜别诗吗？——“爱、自由与美”的“单纯信仰”幻灭后的诗意祭奠

徐志摩1920-1922年在康桥留学时期形成了以“爱”“自由”与“美”为中心的“单纯信仰”。1928年重游故地写作《再别康桥》时,“单纯信仰”已经无情幻灭。因此,《再别康桥》不仅仅是一首单纯的惜别诗,它是诗人“单纯信仰”幻灭后的一份感伤的诗意祭奠。     

论李白《古风》艺术的“复古”与“创革”

本文围绕《古风五十九首》这一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重要作品,探讨从魏晋时期的拟代传统到盛唐时期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的发展过程,阐述了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形成的必然性。从《古风五十九首》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两个方面,阐述李白《古风》之“复古”追求与“创革”精神的重要联系,说明了《古风》在倾“世道大乱”之诉求和求“深沉含蓄、浅酌低吟之美”之间的艺术关系,指出了《古风五十九首》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     

心永远在泥土里开花——浅评臧克家的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

<正> 《烙印)》、《罪恶的黑手》是诗人臧克家最早问世的两部诗集。如果将诗人的全部诗歌比作一首交响曲的话,那么,这两部诗集就是第一乐章。藏克家诗歌交响曲中的第一乐章,第一次向诗坛,向社会显示了这位青年诗人的创作才华,为诗人以后作品的艺术风格奠定了基础,使诗人在当时的青年诗人中,成为“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一) 《烙印》集成后,诗人最初曾请求书店承印,老板以“诗集暂不收”为由,拒之门外。     

关于无标点新诗的思考

一、无标点新诗的“崛起”《中国新诗选》①（1919—1949年），共选编26位诗人的82首新诗，其中无标点新诗只有田间的《山中》等2首。《中国现代抒情短诗一百首》（1919—1979年），共选编100位诗人的100首新诗，其中无标点新诗，也只有力扬的《给诗人）、辛迪的《航｝｝等5首。这虽不能说是反映了新诗发展的全貌，却也勾勒了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我们可以看出，无标点新诗不是“五四”以来直到70年代末新诗发展的主流。但是，70年代末至今，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以我国目前面向海内外、发表新诗为主的大型诗歌刊物《诗刊》为例，无标点新诗逐…     

刘禹锡两首“桃花”诗新解

历来诗评对刘禹锡游玄都观写下的两首桃花诗,都认为是讽刺当朝的讽刺诗。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笔者从诗的本身与创作背景、诗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交游几方面加以探讨,认为第一首《戏赠看花诸君子》不是讽刺诗,而第二首《再游玄都观》则确系讽刺诗。先看《旧唐书·刘禹锡传》对这两首诗的评介: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欲复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诸君子》诗,语涉讥讽,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乃改授连州刺史。“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己,复作《游玄都观》诗,序     

萨都剌为阿拉伯人

陈垣《萨都刺疑年录》说:“萨都刺为元朝著名回回诗人,有《雁门集》传世。萨都刺虽有大名,但《元史》无传,《元诗选》、《元史类编》、《元书》、《新元史》虽各为补传,而碑铭墓碣挽词之属,至今尚未发现。”然《四库全书总目》谓萨“实蒙古人”。与萨同时之孔齐《至正直记》亦言:“京口萨都刺……本朱氏子,胃为西域回回人。”柯绍惫《新元史》本传谓萨为“答失蛮氏,后徙居河间,本朱氏子。”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谓萨为“蒙古人,其祖萨拉布哈,父傲拉齐,以世勋镇云代,遂居雁门。一说本朱氏子,后阿鲁赤养为己子。”王叔磐等《元     

“西塞山前”是张志和的作品吗?

有名的“西塞山前白鹜飞”等五首《渔歌子》词,千百年来都认为是唐人张志和的作品。但实际上,它的作者不是张志和,而是颜真卿。唐人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说:“张志和或号烟波子,常渔钓于洞庭湖。初,颜鲁公典吴关,知其高节,以《渔歌》五首赠。张乃为卷轴,随句赋象,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妙,为世之雅律,深得其态。”道出了《渔歌》词与画的关系和来历:《渔歌》五首是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     

刚柔并济:贺敬之建国后抒情短诗的艺术风格

<正> 贺敬之是当代公认的量少质高的诗人.在他那本不厚的《放歌集》里,着重抒发某种感受的抒情短诗只有《回延安》、《三门峡歌》、《又回南泥湾》和《桂林山水歌》四首.但这堪称金玉的几首抒情短诗,既有诗人在政治抒情诗里那种“骏马秋风冀北”的豪迈气象,又有“杏花春雨江南”的婉约诗风,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刚柔并济的艺术风     

《文心雕龙》不提陶渊明乃因渊明入宋辨

陶渊明在南朝虽未被充分认识，但钟嵘《诗品》已置之“中品”；萧统撰《文选》收诗人６５家（不计“无名氏”）其中录陶诗８首，以首数计排名第１５，超过其中所有的东晋作家。奇怪的是，与钟嵘、萧统同时而稍前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论及刘琨、郭璞、殷仲文、谢混等东晋诗人，却无只字提及陶渊明。何以如此？近人作了种种猜测，然就笔者目力所及，此或未得其实，或近是而未能圆照。故吾人不揣浅陋而说之，不当处，祈海内外之方家有以启之云。　　　　　　　　一 刘永济先生《文心雕龙校释》释《隐秀》篇之补文有云： 未及陶公只字，盖…     

只将食粥致神仙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一首专门赞美“粥”的诗中说:“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眼前。我得宛邱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吃粥可以使人长寿。不过放翁说的粥是“药粥”,也就是粥里加药,当然是中药,而且是食、药两用的中药。 药粥是药膳的一种。据《淮南子·修务训》记载:     

李庆立《谢榛全集校笺》读后

清代格调派诗人沈德潜有《戏为绝句》诗追怀明代诗人谢榛云 :“眇目山人足性灵 ,诗盟寒后苦飘零。后来谁吊荒坟者 ,只有吴江计改亭。”言下之意 ,于谢榛生前身后之遭际颇多感慨。诗末句所谓“吴江计改亭” ,即明末清初的诗人计东(16 2 4— 16 75 ) ,字甫草 ,号改亭。其《改亭诗集》卷五有《邺城吊谢茂秦山人》七律一首云 :“邺中怀古正秋风 ,辞赋深惭谢氏工。生欲移家辞白雪 ,殁随疑冢对清枫。诸王礼数何尝绝 ,七子交期竟不终。自是贵游多薄幸 ,布衣未必叹飘蓬。”诗颔联暗示了谢榛与李攀龙所谓绝交一事 ,并认为谢榛生前受到明代藩王的诸多…     

阮诗无酒说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同时留下诗名与酒名的是阮籍、陶渊明和李白。 陶渊明和李白都留下了大量关涉酒的诗篇。南朝梁代之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陶渊明集》中确实有《连雨独饮》、《饮酒二十首》、《止酒》、《述酒》等诗。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说:李白的诗,“说到饮酒上来的有一百七十首。”其中篇题涉酒的名篇就有《将进酒》、《金陵酒肆留别》、《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把酒问月》、《月下独酌四首》等。唯独阮籍在其毕生创作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中却没有一首是咏酒的,只有其三十四中提到了酒:     

《文心雕龙》与《淮南子》

深入分析《文心雕龙》与《淮南子》之间的文本联系,可以发现至今尚未受到学界重视的如下线索：第一,《文心雕龙》的逻辑结构与《淮南子》相似,它以《原道》发端,以“自然之道”贯穿全书,安源自以《原道训》为枢纽的《淮南子》。第二,《淮南子》重“神”,刘勰继之,《神思》篇中多见《淮南子》涉“神”迹象,“神与物游”是“神与化游”的话语转换。第三,《淮南子》关于“物感”的论述比《乐记》深入、丰富,《文心雕龙》以《物色》为重点,用文学、诗话的语言加以进一步地转述、发挥,一脉相承。据此可知,通过杂糅儒、墨、道、法、兵、阴阳、黄老等思想,《淮南子》已在刘勰之前先行对六经和先秦诸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综合,从而为《文心雕龙》进一步的话语转换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