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及其关系的分析

权力是指包括国家政治权力在内的一切社会影响力.事实上只要有群体和组织生活的地方就必定产生权力现象.从国家与社会二元区分的角度可把存在于一个民族国家之中的权力区分为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两种类型.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权力是政治权力的基础,政治权力是社会权力的保障,两者形质相同,存亡相依;另一方面两者又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制衡关系.一种社会形态的有序运行过程本质上表现为一元的政治权力和多元社会权力的博弈和统合过程.     

论人民、人大、执政党的权力位阶

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主体。人民权力兼具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双重性质,既体现于国家主权和人大行使的国家权力中,又蕴藏和显示于公民社会的社会权力。执政党的权力属于人民权力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政党具有一定的社团权利和社会权力,执政的党员当选为国家官员者则可依法行使国家权力。     

社会权力变动中我国政府角色定位的演化

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是我国权力的主要内容,两者既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社会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根源和基础,它在维护个体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和弥补国家权力功能不足等方面发挥重要功能。国家权力是社会权力的支持和保障,是社会权力建立和维持自己统治的基础和前提。社会权力发展的轨迹决定了国家权力存在的范围及实现的程度。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权力的不断发展,对国家权力的重要载体——政府产生巨大影响:推动着政府在治理方式上从统治向治理转变、在权限上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论权力制约与根治腐败

本文通过对权力制约原理的分析认为,权力制约的适用性预先假定了现存体制下权力滥用的存在,并且权力制约只能“制约”权力滥用和腐败,因而没有触及到腐败的物质根源。权力制约本身不能根治腐败。腐败的实质是以寻租为目的的公共权力滥用。要根治腐败,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四条途径,这四条途径最终可以归结为消除税源和广义权力制约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社会资本、嵌入和腐败网络——新经济社会学视角的腐败问题研究

腐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毒瘤,不同的学者分别从权力制衡和制度设计、收入成本和寻租交易、社会结构和行为习惯、历史传统和腐朽文化等角度展开了深入研究.按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围绕"社会资本、嵌入和腐败网络"等三个核心概念,界定了腐败的新经济社会学定义,探讨了腐败的形成机理,从而提出了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对策.     

论社会中介组织预防腐败的三维路径——基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视角分析

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视角来看,切断权力依附以铲除社会中介组织腐败的生存土壤,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社会中介组织的刚性约束机制,健全监管体系以加强社会中介组织腐败的风险防范,这三维路径的合力推进是当前社会中介组织腐败预防对策的重要方面。     

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预防和治理策略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具有制度性、群体性、部门性、集团性等特征。腐败案件多发成因在于行政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微观经济活动,权力监督机制缺陷,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漏洞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预防和治理策略是在借鉴国外预防和治理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完善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机构改革,加强社会对政府的民主监督,提高各级人大对政府的监管力,重建清廉文化,提高领导干部自律能力以及多维度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监督

权力腐败是以非法方式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一种权力越轨行为。产生腐败的直接动因是强烈的利益驱动。由于我国权力体系及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存在着缺陷,发生权力腐败也就成为可能。因此,要进一步加大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力度,尽快完善适应社会体制变化的权力体系,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把权力腐败降到最低程度。     

高校预防惩治腐败体系构建:以利益冲突为视角

利益冲突是公共权力的代理人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公职人员作为社会人所代表的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是众多因素共同导致腐败产生的触发器。防止利益冲突的过程是预防腐败,从源头治理腐败的重要切入点。新时期构建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我党创新预防和惩治腐败制度的重要举措。面对日益严峻的腐败形势,高校应着重从构建思想道德防线、制度防线和社会监督防线等方面构建腐败防止体系。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监督

权力腐败是以非法方式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一种权力越轨行为.产生腐败的直接动因是强烈的利益驱动.由于我国权力体系及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存在着缺陷,发生权力腐败也就成为可能.因此,要进一步加大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力度,尽快完善适应社会体制变化的权力体系,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把权力腐败降到最低程度.     

论权力、腐败与廉政

“权力”问题是解决腐败、实现廉政的源头根本所在。权力的不正确运用容易产生腐败 ,廉政对权力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和感召力 ,廉政可以推动权力沿着健康轨道发展 ,树立人民权力观 ,才能做到廉洁自律     

从缺陷中探讨政府权力制约的完善策略——以十八大后省部级落马高官案例思考

由十八大后省部级落马高官案例分析产生思考,对我国政府权力集中又缺乏制约的根源进行分析,力求通过经济手段、分权制度、问责制度和管理伦理等策略来完善我国的政府权力制约机制,使政府权力特别是行政首长的权力得到有效制约,防止我国政府权力的垄断和膨胀现象发生,提高我国政府的反腐效率,以使我国政府的权力做到“权由民而生,权为民谋福”,构建一个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和安定和谐的政治社会环境.     

论我党三代主要领导人反腐倡廉的基本理论

作为我党三代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 ,尽管执政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但反腐倡廉始终是他们治党治国的基本国策。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他们反腐倡廉的基本理论和思想 ,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腐败、遏制腐败 ,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全面胜利 ,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试论我国行政权力监督缺位的根源及治理对策?

行政权力是公权力的核心。如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到位,则腐败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必须从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入手,才能找到其产生的根源和治理的对策。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权力腐败产生的根源主要表现在：正常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不到位,政党监督机制作用发挥不理想,社会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司法监督机制难以开展。因此,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要从以下方面入手：其一,建立以合理设置行政权力,加快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科学界定政府职能为重点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其二,建立纪检监察部门垂直领导体制,扩大党内民主范围,完善民主党派监督的政党监督运行机制;其三,提升公众的监督能力,完善信访举报制度的社会监督机制;其四,建立跨区域的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制度,打破司法保护,形成有效的司法监督机制。在四大监督机制的建设过程中,权力运行制约机制是重点,政党监督和社会监督是重要组成部分,司法监督是根本。只有这样,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决策腐败及其基于决策过程控制的治理

任何政治与管理都可分解为决策、执行与监督三项基本活动,相应地,权力也可区分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基于这种经典的“政治三分”框架研究腐败现象,可以将腐败现象区分为决策腐败、执行腐败和监督腐败。决策腐败是指公共决策过程中公共权力非公共运作的一类腐败现象,它既在主观要素上与“决策失误”存在显著的差异,又在权限、效力等行为的客观表现上呈现出有别于执行腐败和监督腐败的特征。在“输入--输出”的系统分析框架下,现有决策系统的输入端、系统内、输出端存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种种缺失,为自利性转化为现实的不当利益营造了制度空间,导致了决策腐败的产生。为此,应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建立健全与决策各环节相匹配的权力制约监督结构和运行机制,为公共利益输入到决策系统进而体现在决策结果中创设制度化的渠道,实现决策廉洁高效的过程治理。     

强化监督 健全机制开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新局面

党风廉政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推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对于学校各项事业的快速、健康和稳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从学校工作实际出发,系统总结了学校多年来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的主要做法,阐述了当前高校反腐倡廉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并就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加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更好地为学校发展服务问题进行了探讨.     

地方政府寻租性腐败现状分析——以江苏省北部某县为例

政府组织及其官员的腐败,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消极现象。控制和预防国家公职人员腐败,建设廉洁政府,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地方政府中腐败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组织及国家公职人员通过种种途径产生了租金,引发了寻租活动,即寻租性腐败。在县级政府中寻租性腐败主要寄生在权力运作过程中,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文章以江苏省北部某县1999年-2006年腐败案例为样本,分析了这种腐败的特点和成因,提出了从经济人和道德人两个维度出发,创新和完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从源头上治理寻租性腐败的对策。      

泰国政府民主转型过程中的腐败与反腐败

民主选举、政党竞争执政在理论上一直被视为实现权力监督、医治权力腐败的灵丹妙药。但泰国从军人统治向民选政治的转型并没有带来国家政治清廉。泰国政府通过建立和完善独立的反腐机制、强化和完善反腐法律体系、推行和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发挥公民社会作用等反腐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泰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廉政建设之间存在冲突,以及政治经济利益的复杂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反腐的效果,泰国仍属“严重腐败国家”。     

效率优先战略下的地方政府经营化与高廉政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执政水平并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也存在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和高廉政风险。这种“双高现象”与地方政府经营化密切相关。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政府经营的增长方式以及政企统合的治理模式成为地方政府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而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也导致廉政的治理思维、治理结构和治理路径发生了扭曲和错位。效率优先思维下的廉政退让,权力集中结构下的约束失效,惩治路径导向下的防控缺失,使某些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高廉政风险的政治生态。新形势下的反腐,需要系统的治理思维、科学的治理结构和合理的治理路径。     

体制转轨国家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社会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 ,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 ,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 ,造成了腐败在转轨国家滋生蔓延。转轨国家要保证反腐败的有效性 ,就必须有效降低反腐败的成本 ,增大腐败的成本 ,今后反腐败措施是 :1.要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 ,减少任意决策权 ,缩小政府规模 ;2 .要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激励 ,实行“养廉工资” ,以期加大革职的代价 ;3.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 ,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以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