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参与反腐败能力的提升

在现有的中国特色“体系反腐”基本框架之下,进一步加强社会参与,构建以社会参与为重点的“异体反腐”新思路是非常必要的。社会参与反腐败,提升公民参与能力是关键。首先,要提高社会参与反腐败的意识,消除体制内反腐的依赖性;其次,要提供社会反腐的信息支持,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腐败独行”;再次,要构建社会参与反腐的法律体制,确保参与者的权益;第四,要充分利用网络工具,加大网络反腐;最后,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维护社会自身的纯洁性。     

当代中国反腐败社会参与问题研究

当代中国已具备充分的反腐败社会参与的各种条件,反腐败社会参与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法律依据、政策依据、物质基础,公民具有较强的反腐败参与意识,新闻媒体高度发达、互联网基本普及。当前反腐败社会参与还存在诸多问题:某些部门和领导对社会参与反腐败有片面认识,社会大众对参与反腐败的动力不足,腐败自身的特征使社会参与反腐败有着很大的阻力,没有出台专门的社会参与反腐败监督条例等,这些问题有待解决和规范。     

国家治理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特点与路径

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创新和多元治理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之一，因其在思想政治宣传上的低成本与便易、多元与组织化、主动与积极等优势。它通过团结与合作、实践与行动、激励与规制等方式发挥道德教化和品行养成、价值引导和思想教育、公民意识培养等功能。与传统的显性教育不同，社会组织发挥思想政治宣传功能呈现出惯习与生活化、内化与自主以及隐蔽与渗透的特点。以社会组织为依托，创新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在培育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组织党建、统筹完善工作机制、构建科学保障及考评机制上下功夫，促使社会组织宣传功能的切实、有效和持续发挥。     

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

张康之在《行政论坛》2008年第6期撰文指出,20世纪后期,各国在政府和非政府的部门间建立起了一种合作对话机制,各种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组织发展迅猛,他们以各种方式同政府部门进行协商、对话与合作,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适应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变迁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三种既有逻辑联系又有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论社区参与

周永康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4期发表“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论社区参与”一文，认为我国社区居民的参与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将其置于“社会控制——社会自主”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考察，可清楚显示中国社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关系的失衡。文章提出了突破社区参与“瓶颈”的方向与路径：通过公民社会的建立与社区建设的双向建构，在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中，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面临的现实利益矛盾和问题也更为多元、复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成为一项重要现实课题。社会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社会参与的内生力不足、社会参与的制度平台功能缺失、社区志愿服务处境艰难等诸多现实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核心在于“共”,需有效提升社会参与度。为此,要明确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系,强化社会参与制度和组织构架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功能,注重共同目标认同和满足居民需求的工作导向,增强社区治理中的信息化运用能力。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公众参与：能力、意愿及形式

社会治理创新和治理体制现代化需要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公众参与的能力和意愿取决于公共事务的协商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平等、多角度和信息开放的过程,需要通过构建开放的、可竞争的、定期的协商形式来确保公众参与的真正实现。     

现阶段反腐败中扩大民众参与的途径分析

在我国现阶段反腐败的斗争中,扩大民众的参与,是民众行使当家作主民主权利的一种形式,不仅有利于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展开,也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为此,要大力推进民主建设进程,拓宽民众参与渠道,也要加强畅通民众参与反腐败渠道的机制建设,充分发挥民众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青天情结下的社会参与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中,“青天大老爷”占有重要位置.时至今日,普通百姓心中仍然充满对“父母官”的期待.十八大三中全会以来,全社会掀起有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热潮.然而,青天情结的存在影响了百姓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不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要想真正构建活跃而富有积极性的国家治理体系,培养提升公民的社会参与意识,把公民从现在的评论人角色变为参与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     

青天情结下的社会参与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中,"青天大老爷"占有重要位置。时至今日,普通百姓心中仍然充满对"父母官"的期待。十八大三中全会以来,全社会掀起有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热潮。然而,青天情结的存在影响了百姓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不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要想真正构建活跃而富有积极性的国家治理体系,培养提升公民的社会参与意识,把公民从现在的评论人角色变为参与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     

组织化有序参与：扩展公民参与的新思路

公民参与碎片化是导致扩展公民有序参与难以实现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使公民参与组织化。社会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的组织基础,而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功能也符合党和政府的基本政策目标。因此,要通过激活群团组织的利益表达与聚合功能、促进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市场治理和释放NGO的社会治理活力来实现公民组织化有序参与。     

建构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中国的反腐败与权力监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这个国家廉政制度体系在监督和制约权力、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国的腐败程度经历了一个从低到高再到有所降低的曲折发展过程。但总体来看,我国腐败的程度仍然处于居高不下的状态,反腐败的成效不容乐观。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的廉政制度体系还带有传统集权政治体制中廉政制度体系的色彩,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限制了我国目前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功效的发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国家廉政制度体系的现代转型,完善横向的公民选举问责和纵向的分权制衡机制。应当成为我国下一阶段反腐败和权力监督的努力方向。     

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思考

如何时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法律保护已成为法学界研究的特点和前沿,但对其独立性的探讨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从理论及实证两方面对法律中社会公共利益的独立性进行分析,提出社会公共利益是因其主体--社会的独立而存在的一种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并列的利益形态,它一经产生就有着独立的法律诉求,这种独立的法律诉求客观上要求法律对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保护,法律社会化成为发展的趋势.     

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中国灾害教育述论

灾害教育是以培养人们具有一定的防灾减灾知识和应对灾害能力为目的,以便能正确认识灾害发生发展规律的教育活动。灾害教育可以从政府与社会两个方面来展开进行,政府方面应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发挥宏观规划、政策引导、组织协调、有效监督作用,保障灾害教育实效性。学校、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等社会单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来具体实施灾害教育,并与政府有机配合,从而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灾害教育发展。     

论转型期政治参与实现的特殊性

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一般是伴随着经济市场化的过程自然形成的。社会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及其效果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性的重要指标。由历史和现实所决定,中国目前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参与严格说来并不是完全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国家政策的许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防范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

我国社会内部蕴藏着巨大的风险,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社会风险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风险是我国面临的主要风险.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以及我国转型期的社会变化是我国社会风险存在的原因.社会风险既是社会不和谐的表现,又是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所在,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抓住了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的关键.     

根治腐败不能忽视社会心理

根治腐败既需要坚持制度反腐败,又需要坚持心理上反腐败.心理问题不解决,法制不能变为法治,制度不能变为实践.本文从理论、现实和历史经验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心理在反腐败中的地位、作用和方法论意义.     

英、德、美三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以国家、市场和社会为视角

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角度看,英国、德国、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各具特色英国突出国家责任;德国倚重于国家和社会;美国重视发挥社会和市场的功能.比较分析三国制度的优劣,对中国构建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三点启示,即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突出权利和义务的对应性,加强第三部门.     

社会断裂、社会排斥与和谐社会

社会学学者们特别关注社会阶层关系的不和谐,提出了社会排斥、社会剥夺和社会断裂等概念来说明这一问题。和谐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相反,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我们要全力消除社会排斥,尽力弥补社会断裂,从而整合社会关系,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