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释道诗人与释道诗初探

元末隐于寺院道观善诗的释子黄冠颇多,除了抒写隐居情怀以外,由于其特殊的社会氛围,释道诗人与释道诗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从元末释道诗人与世俗文人的交游唱和中可以发现,元末释道诗人明显地呈现出世俗、颓废甚至放荡的一面,这正是元末文学发生胚变的一种征象。此外,考察元末诗僧和道教诗人的经历和交游,还可以发现,本来水火不容的僧人和道士,却因为文学因缘而时有交谊,甚至师徒相授。其原因在于,对乱世之下为逃名而隐于寺院道观的僧道来说,物质利益对他们并不那么重要,相反,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这些逃禅学道以避世的文人因此而达成了在宗教信仰上求同存异的默契。     

论元末文人“崇陶”与“学陶”

陶渊明是元末文人共同尊奉的精神偶像,元末文人不仅从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和崇高人格中培养起文人自我的独立价值,也寻找到了他们心灵与出处、行迹的精神支撑,并且在学习陶诗的过程中汲取丰富的诗学养料。而这种诗学取法也因他们对陶渊明的不同解读有不同的角度,他们学习陶诗首先主张从其人品出发,经过对其情性、人品的学习进而认识陶诗的内理;当然,他们也在陶诗中品味到对自然、宇宙的适意,以平淡之笔陶写一己之心灵与情绪。而两种不同的解读与取法实则培养了属于元末文人自我的诗歌风格。     

玉山雅集文人群体文学观念的重新定位

玉山雅集诗酒唱和活动构成了元末文人绵延十余年的诗学盛举,根据玉山主人盛情邀请众多台阁著名文人为其题写匾额,参与雅集唱和与题写诗集序言的举措,可以看出其具有借重台阁文人以提高雅集声誉的动机。而玉山雅集的唱和主体乃是汇集于此的元末各地之隐逸文人,无论是他们雅集的目的还是诗歌创作的思想情感倾向,均以追求愉悦快适为主要内涵。由此玉山雅集文学观念的基本特征乃是台阁文人与隐逸文人两种不同群体诗学思想的巧妙组合,显示了以儒家雅正诗学理论为口号,而实则以求乐自适为内涵的独特架构。     

《金兰集》考论

《金兰集》是元末徐达左集一时交游赠答之诗集,该集收徐达左隐居耕渔轩时与之酬唱、交游的120位诗人的诗作,收入集中的诗歌,或抒避世幽居之情怀,或写纵情山水之闲适,饱含着一种张扬个性的个性化精神,是我们了解元末诗坛状况的宝贵文献。     

顾瑛的多面人格和多变诗风

顾瑛是元末诗坛的风云人物。他的家庭和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的多面人格,这种多面人格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让他在不同人生境遇和环境中、或是与不同人交往唱和时表现出不同的人格与诗风。顾瑛所主持的玉山雅集吸引了众多的元末文人,他们纷纷来到玉山,与顾瑛诗酒唱和。顾瑛和他的玉山雅集只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主导性价值观弱化、文人观念趋向多元化、人格追求走向多样化的结果,是明清两代对文人思想桎梏重新加强之后只能追慕而不能复制的奇迹。     

释良琦与玉山雅集考论

玉山雅集是元末著名的文人集会。先后有三十余名僧侣与会,而尤以释良琦的声名最著。释良琦不仅参与了玉山雅集的大部分活动,还经常召集文人分韵赋诗,撰写诗序,俨然为座中核心之一。释良琦的诗风清丽,诗艺高超,在逞才斗技中丝毫不亚于顾瑛等文人。同时,以释良琦为代表的僧人加入,不仅使玉山雅集具备了多元文化色彩,更体现了元末"狂禅"之风的盛况,反映了佛教世俗化进程日益加剧的趋势。     

从宋濂、刘基的早期诗文看其由元入明前后的心态

贯穿宋濂、刘基二人前半生的,是为实行自我价值的摸索追求。不管是宋濂的待时而动还是刘基的动而后知进退,都是在这一心理需求的作用下进行的。也正是这种心理需求,导致他们完成了从文人到文臣、政治家的根本性转变。在人生选择方面,他们共同代表了一部分元末明初汉族文人在新时代变革面前的不同趋向,心理上也展示了元末文人群体大裂变的不同后果。     

"不负科名":元末文人余阙述略——兼论元代少数民族文人群体出现的土壤

元末农民战争时期,为元王朝"死节"、"殉难"的进士达42人之多,死于安庆之难的余阙尤被推为这一类"不负科名"之士的代表.作为一位死节之士,余阙的出现,是儒家入世思想深刻影响元末士人的有力见证;作为一位色目文人,余阙的出现,又是元代少数民族文人群体彪炳于文坛的一个缩影.余阙、泰不华、萨都剌、丁鹤年等少数民族文人的出现,与元代民族融合进程有着密切关系.     

诗意栖“居”：从潘岳《闲居赋》到沈约《郊居赋》

崇尚清静优雅的山水自然，标榜避世闲居的隐逸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文人的普遍心理状态。无论是身体力行、投迹山林的真隐士，还是高居庙堂之上却企慕江海之志的附庸风雅者，均带有一种理想化的诗意栖“居”情结。而其中对于“居”为核心的哲理思考充分体现于这时期的三篇大赋：潘岳的《闲居赋》、谢灵运《山居赋》和沈约《郊居赋》。对以上三赋的主题思想、隐逸情怀及其哲学选择进行粗浅分析，有利于更好地把握这时期文人的政治文化心态。     

论白马湖作家群形成的文化渊源

以儒佛道为主的传统文化长期影响中国文人,现代知识分子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接受.在近现代转型时期形成的白马湖作家群,思想观念中融入了现代理念,但考察其文化接受渊源,依然不难发现传统文化思系纳羁逃跋?这可以从他们对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的身体力行,对佛家文化的皈依与认同,对崇尚自然、沉默避世的道家文化的相通中得到印证.     

中国古代文人对老子思想的误读与消解

中国古代文人在对老子思想的解读中,是存有许多偏颇的。这些偏颇集中表现在一是将此“自然”读成彼“自然”;二是将“无为”读成“不为”;三是将冷眼旁观式的“超然”读成是“忧患不留于意,爱憎不栖于情”般的“自适”、“冷漠”乃至“麻木”。虽然这其中蕴集着后世文人的种种无奈,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而将老子看成是一个消极避世的隐者。     

辛弃疾消极避世思想小议

如同陶渊明静穆而非忘掉世事一样,辛弃疾于奋发进取中也有消极避世思想。前者已由鲁迅先生反复指出,而后者今人尚少提及。一生都在积极进取,这是理想化的辛弃疾,不是历史中现世的辛弃疾。现实的辛弃疾,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有悲哀,也有欢乐;在战斗,也在休息;为民族事业献身,也为个人的沉浮而自怜。     

入世的艰难与遁世的无奈

中国古代文人多喜好谈老说佛、崇尚庄禅林下,世人常谓文人都好遁世、退隐、其实,他们的道世退隐往往是出于无奈,是其排遣内心孤独苦闷、解脱精神痛苦的一种方式罢了。大凡退隐遁世的文人士大夫,多是在其仕途失意之际才走入山间林壑,以吟风弄月、抚琴作画来聊以自娱和自慰的,本来他们谁不有一番济世之志或雄才大略,然而当他们或身逢未世、国破家亡,或遇君王昏庸、奸臣当道之时,而自身又无法去力挽狂澜,才明白了“早岁那知世事艰”,只好自哀自怨:“无才可去补苍天。”但心中那一份愤懑之情、胸中那一番济世之志又难以平息,只好从庄老佛禅那里去寻求精神安     

晚唐隐逸冲淡诗派初探

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方干、郑谷、曹邺、司空图等人面对末世衰代,胸有大志,却无用武之地,他们尽管思想和人生态度有别,但其悲观心理与绝望情绪是一致的。他们提倡隐逸冲淡文学,书忧愤于江湖隐逸之别途,系淡漠于山水田园之致景,构成了晚唐诗坛一个涵盖面更为广泛的诗歌流派——隐逸冲淡诗派,代表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开始时代一部分士大夫文人于无奈之中消极避世的社会心态和审美情趣。     

论元曲家对屈原的评价

随着传统信仰的失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元曲家对封建政治的价值普遍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元代黑暗的社会现实又促进了“避世”思想的膨胀,成为中国避世哲学的和声,并在元散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貌似游戏文字的散曲,能更自然地流露在传统诗词里不易流露的真情,发泄内心的牢骚。基于上述原因,元曲家对屈原的忠君爱国、清廉、独醒等为历代文人所推崇的传统美德进行了重新评价,将其作为对立面予以了彻底的否定。     

乱世之音——元末明初文人邵亨贞诗歌分析

邵亨贞是元末明初的松江文人,一生以元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与朱明王朝的建立为转折点,其诗歌创作遂由此展现出闲适、乱离、悲慨的相异风貌,且折射出其所生活的各个时期的社会情态与自身的心路历程。在当今较显现薄弱的元诗研究领域,对其诗歌的研究有利于元诗整体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避世"与"抗世"的矛盾结合——南宋贬谪词对张、柳渔父意象的继承及其原因探析

唐宋贬谪词中渔父意象的原型,远溯自庄子<外物>、屈原<渔父>,近承于张志和<渔歌子>,柳宗元<江雪>.南宋贬谪词中的渔父意象运用得格外频繁.其意象所表达的含义,是对张氏渔父避世精神和柳氏渔父抗世精神的继承与结合.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渔父意象中隐含的庄子、屈子形象与南宋贬谪词人在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贬谪的原因上具有相似性;其次是南宋贬谪词人大多有"避世"的客观条件,即有较为丰足的物质基础;再者是因为南宋特殊的时代环境形成了文人"进则尽节,退则乐天"的思想,在文学上又有北宋苏东坡以及南宋赵构作榜样.     

从主题角度论析《剪灯新话》的小说史地位

《剪灯新话》以元末战乱为背景,从乱世文人心态、婚姻悲剧的根源、处处碰壁的生存境遇等角度叙写,本文就此展开论述,认为作者在小说叙述中寄予了深沉的人生悲慨,这是一部有自觉创作意识的小说,正因为这一点,它在文言小说发展流变的长流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饶介与元末吴中文坛

元末吴中文坛临川人饶介是住产生过一定影响并相当留意于文学和文人的人物。其于元末张士诚政权中先后出任郎中、参军、左丞诸职,掌管文章之事。举办“醉樵歌文会”,营造自由自傲和享乐的人文环境;以“西园”为据点,多次举行诗歌雅集活动,对推动吴中文艺创作繁荣,尤其对以高启为首的北郭诗社成员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清初文人方象瑛家世生平行迹考论

清初文人方象瑛,以诗名著称于时。方氏出身名宦世家,家族精神对他的气质品性、为人为文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方象瑛七十多年的人生路程,有坎坷挫折,有辉煌荣耀,但始终疾病缠身。在努力为官与寂寞苦病中,坚持着游历与创作。其行迹心态,为今天了解进而理解彼时一些文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选择提供了另一种解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