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代堂吉诃德的命运——吴宓及其文化保守主义

以吴宓为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命运,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吴宓的追求是理想的,为追求理想,宁舍弃“实际的生活”,这就注定了他的命运是堂吉诃德式的悲壮。在文化激变的时代,吴宓更注重守成更注重建设,这对于现代中国不无启示意义。在世纪之交,对有着鲜明、独到的文化主张且拥有许多与吴宓齐名的文化名人的“学衡派”作重估,也是极其必要的     

从资本现代性到社会现代性——基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视域

资本现代性的生成,既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现代化,也造成了只注重人的物质欲望的满足、片面追求经济现代性、忽视社会现代性发展的后果,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对抗性和物化性等弊端.在现代性建构中,必须扬弃资本现代性的局限性,建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人的现代性协调发展的社会现代性.     

现代性的批判与现代性的建构——杜威与胡适现代性思想比较

杜威站在经验自然主义的立场上,对于现代性是持批判的反思态度;胡适站在实验主义方法的立场上,对现代性持赞成的态度。在现代性思想的建构上,胡适背离杜威的立场,误读了杜威的现代性思想。     

边缘性整合：当下文艺学的现代性

新时期以来,国内文艺学研究呈现出边缘性整合的态势。在此之前,并不存在科际整合或者边缘化的可能。政治与学术的正常化,促成了文艺学的边缘化。这种边缘化本身又伴随着科际整合．由此具有边缘性整合的特征。科际整合如果过分依从工具理性,将很难摆脱其方法论困境。因为工具理性对学科自主性的绝对诉求,将最终取消科际整合的可能。有别于此,文艺学的边缘性整合,却可能超越现代学术研究的碎片化症候,并由此构成中国文艺学的现代性特征。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建构

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建构需要引入现代性批判理论,并经过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洗礼才得以可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建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尤其是马克思对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所做的双重批判。在理论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建构要反对资本话语霸权、坚持对现代形而上学的继续清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启西方现代性之蒙蔽。     

从哲学现代性批判到经济学现代性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话语

哲学现代性批判就是对以理性主体原则为基础的近代哲学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之根本状况是作为人类活动的历史形式和异化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性批判应当从哲学现代性批判转向经济学现代性批判,这才是真正的实践批判和历史批判。     

释读吴宓的“学衡”之外——以《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为中心

吴宓与《学衡》相关诸人之研究既应在“学衡”之内,亦可能在“学衡”之外。1922年吴宓撰写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应》是代表“学衡”之外的一篇典型文字。此文因鲁迅在《“一是之学说”》中的激烈批评而为人熟知,但也因为鲁迅文章的高光性和笼罩性,其实又近乎“人人不知”。在认真释读《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全文的基础上,讨论此文所引起的,不限于鲁迅的各方反应和长程影响;吴宓在此文中显示的对新文化运动的了解程度和理解程度;以及吴宓和此文遭遇的时代“尴尬”等问题,以期在一个更大视野里理解吴宓与《学衡》相关诸人。     

审美现代性：交往理性的一个重要中介——哈贝马斯的审美现代性思想

哈贝马斯认为,审美现代性曾经是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先锋,起着引导现代性发展趋势的作用。但后来由于它满足于模仿和重复自身,因此陷入一种画地为牢的处境之中。其后,审美现代性曾先后扮演过现代性的“对抗者”和“合作者”两种角色,但不是因为“曲高和寡”没有现实性,就是因为平淡无奇而丧失艺术的自律性,因此仍旧是进退维谷,难以定位。哈贝马斯认为,审美现代性的恰当身份应该是交往理性的一个重要中介,它在促进主体间性、建构社会整体性和继承传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联结作用。     

现代性的基础:市民社会的分裂与整合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适度分离构成了现代性生成与发展的起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伴随着二者相互分裂的趋势,这种分裂根源于市民社会自身的分裂.在黑格尔之后,马克思重新提出了"社会整合"的问题.真正的社会整合应该包括市民社会内在分裂的整合、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外部分裂的整合这两个层面.马克思看到了市场机制和国家机制各自的局限,要求通过市民社会的"革命化"来超越既有的分裂,实现现代社会的全面整合.     

发展观的现代性之维——以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为视角

发展问题是与现代性自身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在以追求资本增值为唯一目的的现代性条件下,发展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但资本现代性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人的物化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等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对旧发展观的扬弃,其本质是实现社会现代性。当代中国,必须通过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现代性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即通过社会现代性的建构,实现发展观的根本转变。     

禅宗人间佛教思想内在理路探析及其现代性审视——基于慧能学派的研究

禅宗慧能学派将追求出离生死以达到涅鸮寂静的宗教目的,在理论与实践上,坚定地转化为当下主体就在人世间呈现佛性的自身实践,倡导真心是净土,摆脱以往将成佛看成只是往生净土的消极观点,使其人间佛教意蕴以独有的特色在当时佛教中凸显出来.通过知性的分析可以看出,禅宗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并非是脱离社会的孤魂,其真心是净土的观念,在现代性社会中依然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     

文化习性、社会整合与儒家传统的现代性

文明的重建是今日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文明重建的基本方向有赖于认清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这一文化习性决定了未来中国社会中真正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仍将是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之不同于西方或其他民族现代性的基本出发点。必须认识到,在建设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是比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化等制度建设工作更加基本的任务;而中国文化的习性决定了,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需要通过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社会整合方式来实现,这意味着儒家的精神价值传统将成为中国现代性建设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现代人焦虑、现代性反思、现代文化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文化危机的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文化的深刻指向是人的一种"生活样态",不可否认,现代人的生活状态普遍遭遇了文化焦虑的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这种现代性文化危机的探索集中在技术理性异化危机、大众文化异化危机以及人类生存异化危机中,他们对现代性文化危机的探索是对文化自觉的反省,是对现代性文化的重新建构。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文化自觉的思潮对当代中国构建现代文化有着重大启示,这体现在要以益智、益心、益德和益生价值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理念。     

政治启蒙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起源语境

以十七年文学为基础的"红色经典"文艺一直被世人所误读,只有用"经典红色"文艺才能够消除各种误读,还原其真正的原生态的本来面目。因而,理解十七年文学,必须走进它产生的现代性起源语境。其现代性主要来源于"五四"产生的政治启蒙现代性,目标直指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所以,十七年文学不仅不是反现代性的,反而是现代性的。     

坚持现代性——韦尔默的审美现代性思想

韦尔默认为现代性并没有终结,因为理性实施着自我超越.一方面,具有"拼图"特性的后现代主义隐含着理性的自我超越,激发着人们的民主意识;另一方面,现代性自身及对它的批判涌动着理性的自我超越,现实生活中蕴含着巨大的民主潜能.实质上,所谓的"终结论"只是一个没有结局的哲学游戏,因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共同丰富着审美现代性的内涵,诸多偶然性因素突破了必然性的控制,解释学的反思有助于现代性更合理地建构自身.     

现代性之批判：极权技术带来全面控制——马尔库塞的审美现代性思想

作为现代性发展的动力之一,技术在推动现代性前进的同时,也凸现出其极权主义的特性。它混淆了人的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实现了对大众的欺骗和奴役,它还实施了单调的、催眠性的宣传,掩盖了矛盾,蒙蔽了大众。极权技术实施着全面控制：从身体到意识和思想,人遭受着技术的侵蚀;意识形态渗透到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人们难以保持应有的独立性;极权技术还试图控制全世界。陶醉于实证主义之中的哲学无法担当解放的重任,唯有美学才能给人们解放的契机。审美形式赋予了艺术以自律,使它有能力抗拒极权技术的全面控制,审美形式也有助于艺术建构一个虚构的世界,以此来突破现实社会的全面控制。     

“社会整合”的类型及建构——对涂尔干的“社会整合”思想的解读

通过对道德事实这一社会现象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进行分析,区别了涂尔干提出的社会整合的两种不同类型,即机械整合和有机整合,并说明了它们被建构的过程。最后,对目前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如何有效进行社会整合,进行了反思。     

新文化运动现代性问题再考察——从反思“被压抑的现代性”开始

对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的误读,一定程度遮蔽了五四学者对文化现代化的早期探索史。从一个群体、一个命题和一个错位出发,反思了全体主义思维、单一的现代性、理论的时差等观点,指出新文化运动也是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从自信、世界、问题三种主体意识出发,指出五四学者在多元的世界文明观中,以现代化为本,以中或西为用,在实质上超越了“体用之争”;作为探索结果,“选择性的现代化”是基本立场,“双重创造说”是方法论,“第三样文明”是建设目标。可将新文化运动现代性特质申发为四方面：反思性而非盲目性、内敛性而非扩张性、对话性而非对抗性、人的而非物的,返回“文化”本身再解读以获得历史镜鉴。     

现代性的“原罪”——试论现代性和人的异化的关系

现代性与人的异化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现代性究竟有着怎样的原罪。本文以现代性的摇篮工业化为始,以工业化对人的影响为线索,从一些关乎现代性的根基问题着手,探讨现代性与人的异化的关联。本文首先说明现代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进程本没有“定罪”的必要;进而阐述它尽管没有“原罪”却又面临被“原罪”的矛盾境地;进而说明“实用”与“控制”的现代运作方式,使得人的超越性让位于“技术”,主体性在工具化的彰显面前相形逊色。文章最后说明,“罪”或“无罪”,终究不是讨论的关键,避免异化的剧目在现代性带来的进步中上演,才是唯一的意义。     

试论现代企业的管理道德走向

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民说,把人性进化从近代引领至现代,起开一代先河的作用.鲁迅则在扬弃严复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人性进化观,在其价值原点上,通过自己的价值实践、价值矛盾、价值选择并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历经了先验性的主观理论架构,体验性的感同身受而走向超验性的终极关怀.自然,鲁迅的进化论更具有时代性、实践性与深刻性,影响也更为持久、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