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督抚与谘议局的设立

在各省设立谘议局是清廷预备立宪的重要举措之一。督抚作为清王朝在地方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谘议局的设立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他们不但率先向朝廷提议设立谘议局,而且为筹办谘议局筹措经费,还督促府州县地方官吏落实各项筹备工作。可以说,没有督抚的支持,谘议局很难按时成立。谘议局的设立说明,尽管"晚清新政"时期清廷的威信已大不如前,尽管督抚们对宪政的态度有所不同,但朝廷政令在地方依然可以得到遵守施行,清廷中央仍可有效控驭地方。     

辛亥革命前夕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其确切名称是“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各省谘议局是由民选议员组成的,带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地方民意机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是一种联络性质的组织,无常设机构,无固定领导机构,议员也不固定,每次开会由各省谘议局推派代表到京参加会议,他们多是议长、副议长和有活动能力的议员,也包括部分资政院民选议员。联合会的第一届会议于1910年8—9月在京举行,最重大的议题是请愿速开国会。1911年的第二届会议,在国内外发生一系列紧迫问题的情况下,经各省谘议局相互联络提前于5月召集。其最大议题是反对皇族内阁和广练民兵。由于联合会两次上折,毫不妥协地反对皇族内阁,使清朝廷极为恼怒,而议员们对朝廷也产生绝望心理。其广练民兵的主张反映了他们认定政府不可靠,对外、对内都有一种“紧急自卫之意”。第二届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是大多数议员及其所代表的立宪派在政治上与顽固的清朝廷开始决裂的一个征兆,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基础开始塌陷的一个标志。     

清末的谘议局

清政府面对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洪流,于一九○五年打出了“预备立宪”的招牌。但迟至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日(1907年10月30日),清廷始下达“著各省速设谘议局谕”。然而,由于章程尚未公布,因此,应者寥寥。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日(1908年7月8日),清政府颁发《谘议局章程》八章一一五条。并“著督抚限一年内办齐谕”。稍后,继颁“九年预     

清廷新政在地方层级的运作——清末吉林自治活动及宪政筹备述论

清末新政过程中,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包括吉林的东北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预备立宪活动。在吉林,成立了吉林调查局等机构。随着风气的开化,由当地士绅们举办的吉林省自治研究会应运而生。为保护地方铁路利权,自治研究会在吉长铁路的兴办初期成立了公民保路会,吁请清廷取消与日本的合作。随后成立的谘议局筹办处合并了吉林自治研究会,并一直维持到谘议局成立。清末的吉林地方自治活动总体上看较为成功,并为后来的选举打下了基础。     

采取舆论之所 指陈通省利弊——以清末谘议局“禁绝彩票”为中心的探讨

彩票发展至清末,逐渐背离了早期"为诸善举"的创设初衷,弊漏丛生。以江苏谘议局提交"禁绝彩票"议案为开端,各省谘议局亦纷纷出台禁绝议案,从而推动"禁绝彩票"由舆论主张转为实际的法令举措。谘议局虽仅仅被鉴定为清政府咨询机构,但一定程度上也充分发挥了其采取舆论之所、指陈通省利弊的职责,并取得一定功效。     

辛亥革命前后河南谘议局由激进到保守的主要原因

谘议局是晚清宪政改革中准地方议会性质的机构。河南谘议局成立之初,大多数议员以关心民瘼、维护地方利益为政治取向,其民主意识和权力监督意识逐渐增强。辛亥革命爆发后,河南谘议局迅速发生分化和蜕变,并在保守势力主持下逐步沦为官府附庸。民族资产阶级缺席、激进势力式微、保守势力强大等是河南谘议局由激进转为保守的主要社会历史原因。与此同时,制度设计的掣肘和历史条件的不成熟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河南谘议局政治作用的发挥。     

清末国家建设背景下的地方自治成长

“地方自治”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有效路径,深深吸引了面临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晚清社会精英,这种“爱慕”之情汇集成清末地方自治热潮.清廷对地方自治予以勉强回应,并小心翼翼地限定控制着地方自治实践,以谘议局为依托的地方自治力量迅速壮大起来.作为一种改革尝试,它预示着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某种趋势和地方自治的成长.     

清末直省商政机构的确立与运作

直省商政机构适晚清重商主义兴起而设。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出现了重商的社会思潮,朝野人士纷纷吁请成立正式的商政机构,但在"不与民争利"观念的支配下,清廷对于设立专门的商政机构,依然迟疑不前。各省督抚在甲午战后率先设立了地域性的商政机构——商务局,成为先于商部的产业行政整合机构。各省商务局的设立,从知识与制度的相互关联方面,折射出晚清对商务的重新定位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变化。从直省商政机构的确立,到丙午官制改革设劝业道以专责成,体现了清末经济改革从分散走向集中、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并最终促使清廷将商事机构纳入正式的职官体制。     

鸦片税收与清末兴学新政

鸦片税收是清末兴学新政的重要财源之一 ,与各省学务振兴经费关系密切。而另一方面 ,为了配合新政的推行 ,清廷下决心禁绝鸦片。 190 8年下半年以后 ,鸦片禁政的速度加快 ,税厘收入大幅度缩减 ,赖以铺张的兴学事业经费极受影响 ,清廷推行的“就地筹款”办理兴学新政的方针受到严重挑战 ,各省的兴学新政事项被迫放缓。有关宪政成绩的奏报多数是官样文章 ,财政制约成为宪政不举的重要成因。清廷对地方兴学新政的敷衍引起地方省份的非议和敷衍 ,清末新政因鸦片禁政而呈现出萎缩徘徊的态势 ,概见双方互动关系的复杂和多变     

从御匪到救时:道咸之际清廷团练动员的兴起

清廷针对太平天国的团练动员并非一次性的举动,而是于道咸之际经历了从最初要求广西一省“普行团练”,到太平军突出广西后逐步扩展办团区域,再到咸丰三年正月初八日向各省绅民发出总动员令的渐次展开过程。其间,随着各省安全形势的恶化以及一些地区办团效果的初显,清廷对团练动员的重视程度日渐加深,使得“办理团练”从最初边陲省份的御匪之策提升为面向王朝的救时良方。同时,由于意识到地方官无力完成办团过程中劝谕、捐输等繁重事务,清廷将广西地方当局创设的以在籍绅士协助地方官办团的做法予以谨慎推广,并于发出办团总动员令后不久开始向各省大规模委任在籍绅士,随之形成的“团练大臣”群体则引发了地方权力结构的显著变动。无论是通省办团还是委任在籍绅士,其推广过程中的小心翼翼反映出清廷对于民间武力和地方绅士既欲倚重又不无担忧的矛盾心态。     

国会研究所与1908年国会请愿

在1908年的国会请愿中,各省签名上书和研究国会开设办法,两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然请愿初起时,便仅有前者而无后者,此乃空言请愿,很难打动清廷。为弥补这一缺陷,预备立宪公会主导发起创办国会研究所,研究国会组织及开设方法,据之拟成草案上呈清廷,提出具体可行的办法和程序。尔后,其研究切实解决国会速成问题,从法理上支持各省的国会请愿,虽然最终遭到清廷否定,但仍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厘清这一过程,不仅可以彰显预备立宪公会在1908年国会请愿中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作为,还能推进对清末国会请愿的整体认识。     

义和团战争期间清政府“停还洋款”始末——以东南督抚为线索

义和团战争时期,清廷为筹备军饷,曾谕令各省暂停偿还所分摊的各项“洋款”,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东南督抚对此坚决反对,最终迫使清廷收回成命.“停还洋款”风波不仅反映了晚清中央与地方政权的政治博弈,也暴露出东南社会经济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依赖性.     

清末禁烟背景下的海军经费筹措

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 鸦片税收用于各项新政事业, 创建海军就是其中之一。庚子以后,重兴海军呼声渐高, 海军经费筹措的希望寄托在对鸦片税的整顿上。1906年开始的禁绝鸦片运动却使得海军经费筹措的进程受阻。1908年清廷虽降旨重兴海军, 但经费迟迟不能筹措到位。清廷内部、各省督抚和民间人士之间, 围绕速兴和缓办海军, 歧见迭出, 纠纷不断, 概见鸦片禁政对海军兴复的复杂影响。     

晚清县官治理研究

晚清清廷县官治理政策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演变过程.嘉、道、咸时期清廷主要通过继承清代中前期做法去完成县官治理,随着两次鸦片战争后清廷统治危机增强,清代中前期清廷那相对有效的县官治理政策不仅不合时宜,而且被迫发生变化.它不仅导致了同光时期清廷县官治理政策的部分调整,而且也导致了光宣时期清廷对县官管理的"加强".尽管如此,晚清清廷的县官治理并未取得良好效果.     

清末官制改革与行政经费

清末官制改革牵动整个政体变制,然而,行政范围大幅度扩张、经费猛增而财政困窘、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造成新政与仿行宪政事务捉襟见肘,清廷因此要求各省督抚议复行政经费,旨在通过清理财政和试行预决算分摊财政负担,加速预备立宪进程.由于当政者未能审时度势.对督抚们若干重要建议和警示未予以重视,对舆论的提醒亦未采纳,一味通过简单削减预算的办法试图平衡赤字,导致财政与行政相互制约、督抚与清廷离心离德,矛盾日益激化.救亡变为速亡,教训深刻.     

晚年的丘逢甲是维新派和立宪派

辛亥革命时期的丘逢甲究竟属于什么派?有的同志说他思想上赞扬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组织上加入了同盟会,行动上又掩护过一些革命党人,是一个革命派。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诚然,丘逢甲返回大陆之后,一直致力于兴办近代教育,造就爱国救亡的青年志士,他的学生确有不少成为革命党人,参与了革命派所发动的起义。他主持谘议局期间,曾厉行禁赌,兴利除弊,并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引用和掩护了一些有师生情谊的革命党人。武昌首义,各省响应,他也参加策划广东独立,担任军政府教育部长并作为     

鸦片税收与清末警政改革

警政建设是清末宪政改革的要项,鸦片税收则是清末警政改革的重要财源之一,各地警察创设和警政学堂的筹建经费或多或少与鸦片税收有着密切的关系。配合新政推行,清廷下决心禁绝鸦片,1908年下半年以后,鸦片禁政的速度加快,税厘收入大幅度缩减,赖以铺张的警政事业经费极受影响,清廷推行的“就地筹款”办理新政的方针受到严重挑战,各省的警政事项被迫放缓,有关宪政成绩的奏报多数是官样文章,财政制约成为宪政不举的重要成因,清廷对地方新政的督催引起地方省份的非议和敷衍,清末警政改革因鸦片禁政而呈现出复杂徘徊的态势,概见双方互动关系的复杂和多变。     

晚清“新政”与天津工业近代化

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布了推行“新政”上谕。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同年7月会衔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包括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等等,成为风靡一时的“新政”范本。1903年9月,清廷成立了商部之后,相继成立了邮传部、财政处、税务处。从1902年到1907年间,先后颁布了《筹备矿务章程》、《商部重订铁路章程》、     

从财税议案看江西谘议局对民生的保护

江西谘议局存在期间,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尤其在财税议题上,极力规范政府行为,保护民生.具体来说,从数量看,关于民生问题的议案最多;从内容看,通过了税法议案、裁减税卡案、消除胥差积弊案、振兴工业案等.江西谘议局在保护江西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研究近代中国宪政发端的史学新作——《清末民初的代议制:从顺直谘议局到直隶省议会的个案考察》评介

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近代政治制度与民主意识、政体样式与民生诉求以及近代社会思想文化体系,深刻揭示后发展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和经验教训,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思想武器和理论支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崇高任务.由衡水学院赵艳玲博士撰著的《清末民初的代议制——从顺直谘议局到直隶省议会的案例考察》一书,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和重要贡献.该书以学术界关注较少的顺直谘议局和省议会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清末顺直谘议局到民初直隶省议会的历史变化过程,并以此为窗口透视中国近代的代议制度、地方自治、地方政治,堪称一部重要的史学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