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名称“水”和“川”的地理分布及其语言背景

一、从“江”、“河”说起“江”和“河”是汉语中河流的名称。但是,两词在地理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大致以长江为界,南方称“江”,北方称“河”(一些开发较晚的地区有例外)。“江”和“河”的这种南北对立,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罗杰瑞(Jery Norman)和梅祖麟把“江”与孟高棉语族巴纳语(Bahnar)、塞当语(Sedang)的[Krong],卡涂语(katu)的[karung],布罗语(Bru)的[Klong],呵莱语     

都市之镜的聚合与破碎——新时期城市电影的内涵拓展与审美嬗变

新时期的城市电影创作是围绕着一个二元对立的模式建构的 :从两种政治势力、新旧观念、体制到转型期两种文明冲突盖是如此。在第五代“新潮电影”的冲击下 ,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开始裂变和破碎。在 2 0世纪 90年代的“新都市电影”中 ,在对现实生活与人生百态的摹写中 ,中国城市电影开始展示出多元的现实“状态” ,这是其在整体上成熟的标志     

论余华小说中的“簇拥模式”

在余华的小说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簇拥模式",这种模式由于对立双方力量的不同而形成两种形态,分别是"围"的效果与"放"的效果。这两种不同的效果其实展示出了余华在不同创作时期的不同思考,尽管有不同,但仍然是作者对人的生存境遇思考的结果,仍是出自作者的内心。     

“世”与“山里”的对峙——论西行法师和歌的两大主题

西行是日本中世著名的隐遁歌人。他在长迭五十年的隐遁生活中创作了2000余首和歌。这些和歌或吟咏大自然的美丽，或描写隐遁生活的艰辛，或抒发对人生的感悟。他的和歌清新自然，一唱三叹，洋溢着“闲寂流”的美。在西行的和歌里，“世”与“山里”两词出现频率最高。“世”代表着体制内的俗世，“山里”代表着远离俗世的隐遁生活。在西行的内心世界里，这两者是对立的。这是研究西行必须探讨的问题。     

试论“双重人格意识”

一、“双重人格意识”的内涵“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一个双重性格的人！”——几年前,在关于“人生的意义”讨论中,有人发出了这样一声叹息。这一声叹息在全国青年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从中察觉到了这样一种心态:凡如此叹息的人,尽管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个性、人格中存在种种矛盾冲突,并且时常还为这类冲突感到焦虑和痛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勇气、甚至也不愿意为消除这类矛盾作任何努力,宁愿安于现状,甚至有点迷恋于自我中的这种分裂和对立,以此为精神上的某种慰籍和乐趣。这是一种荒唐、然而并非罕见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中,隐含了对人的本性的一种观念和对生活的一种态度。这种观念或     

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换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审度

《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揭示了“机器换人”的两种机制：生产工具作为延展人类劳动能力的“生产器官”,被赋予替代人类劳动的使命,由之引发的“机器换人”内蕴着劳动解放的积极意义;生产工具的资本主义使用以排挤劳动和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由之引发的“机器换人”突显出劳资对立的消极意义。以无人工厂为表征的当代“机器换人”,把工业时代的“体力替换”推进到智能时代的“脑力替换”阶段,却依旧遵循着马克思揭示的两种“换人”机制：人工智能引发的“普遍失业”既可能开启一种劳动解放的广阔前景,也可能造就一种“无用阶级”的生存境遇。在资本逻辑尚居主导地位的今天,为规避“无用阶级”产生,需对人工智能的资本化使用实行政治、法律和伦理的规制,使其朝着促进劳动解放的方向发展。     

“先锋派”小说凶杀描写之我见

在“先锋派”小说中，凶杀描写成为一种时尚。对这些凶杀描写如何评价，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先锋派”小说的凶杀描写是失败的，原因是他们对小说“意”的理解存在着偏颇，他们或将意的两个要素—思想观念和情感对立起来，把凶杀描写的社会性淡化，使它们成为图解西方思想观念的符号，完全脱离了现实。将小说的审美情感神秘化，夸大人的原始本能，排斥小说的理性效应。这两种倾向是“先锋派’小说凶杀描写失败的原因。     

真理的“元”和真理的本性——兼评真理是多元的

文章围绕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论述了“真理一元论”和“真理多元论”是两种对立的真理观。全文共分三个部分:一、从对真理的“元”和真理本性的分析中,论述了“真理一元论”和“真理多元论”的对立,即是列宁指出的关于“有无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这两个问题的对立;二、分析了我国的“真理多元论”与西欧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主张的“真理是多元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三、对“真理多元论”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了剖析和评判,指出他们是由否定客观真理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真理具有的客观性;由否定绝对真理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真理具有的绝对性,从而使自己置于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完全对立的位置。     

如何理解“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学习列宁《哲学笔记》的体会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说:“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即对立面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但理论界有些同志却持不同看法,认为统一性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他们把对立和斗争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认为“矛盾的对立属性又称斗争性”、“差异性和斗争性是一个意思”。我们认为,对立与同一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而对立与斗争是不同的概念,不容混淆。斗争不是矛盾的一个基本属性,是对立性和同一性这两种基本属     

“九叶”诗人辛笛创作历程中的得与失

辛笛早期诗歌中，存在着两组对立的力的冲突：一组是“传统”与“西方”的冲突，一组是“为艺术”与“为人生”的冲突。辛笛以其独特的诗化功能，将这些冲突因素有机地调和统一起来。这就使他早期的诗作精致紧凑、诗味清纯、内蕴深厚而繁复多姿。后期诗歌表现了对新生活的热爱之情，但在艺术上却失之于直白平淡和人云亦云     

从“反传统”到“再造文明”——“五四”现代性方案再认识

在当前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中,“五四”现代性方案受到多种责难。人们指责“五四”把传统与现代性对立起来,对传统资源完全漠视和否弃。其实,在“五四”前期,新文化人之所以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正是基于作为现代性前提的“进步”观念。到“五四”后期,新文化人已对现代性方案作出修改。他们改变全面反传统的思路,主张在综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再造文明”,其中包含着对中国传统资源的珍视和肯定;同时实际致力于传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尽力为现代性建构寻求传统的支持。     

文学翻译：“叛逆”中求“忠实”

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忠实”与“叛逆”现象一直困扰着译者,两者常被认为是僵硬的二元对立,不．可得兼。实际上,在“忠实”标准指导下适度“叛逆”往往是实现“忠实”的好方法,即：我们可以在“叛逆”中求得“忠实”。     

东坡词的“旷”与禅宗

“旷”是东坡词的主要风格。东坡词由内而外的旷达,除了政治、经济、个人乘赋等原因,“禅宗”对词人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冷眼看人生,深化了对儒学的认识;直面遭遇,超然达观,最大限度的追求人生自由;不倦追求人生价值,又处处流露对人生的空漠之感。探讨东坡词及其词风,有以下两点启示：词风受意识制约,意识与境遇关联;宋词不能绝然地分豪放与婉约。     

从“享受人生”看唐宋词人个体价值的“升值”

２００００多首唐宋词可以看作是词人们以词的方式书写的人生答卷。他们认为，第一，人生是“浮生”；第二，人生须当“及时行乐”。他们在平凡生涯中“享受人生”，包含着获取审美愉悦和热爱生活的合理性，也是当时社会经济高涨和物质生活水平提升而引起的人的个体价值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升值”。也正因为唐宋词人更其看重了自身的生命价值，因此无论在哀叹惋惜“浮生”虚空方面，还是在“全方位”地享受人生方面，词的思想蕴含和艺术表现都比前代文学有了更深刻细腻化的趋向。     

“在 V”与“V 着”式

§00.1 “在 V”与“V 着”式,指的是“在吃”、“在跑”和“吃着”、“跑着”这样两类格式。本文拟对这两类格式相对立的性质和用法作一些说明。0.2 动词前的“在”和动词后的“着”,在意义和用法上都有一些很近似又不容易分清楚的地方,直到现在人们的意见还很不一致。     

试论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二重性——兼论“全盘西化”否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错误思想

“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发展的。不管谁承认不承认,既然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会有同它不同或对立的东西”。现代,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种对立的社会形态,因而也就形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在矛盾对立中并存发展、相互影响的格局。但是,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左”     

贾宝玉与光源氏的“寻母”意识探迹

就原型意义而言,贾宝玉与光源氏二人都始于一个失母的悲剧人生的预设,而又都终于一个“寻母”的人生悲剧的结局。在他们情爱人生的背后,体现出的是一种“恋母情结”中的母性原型意味。对两位主人公的“寻母”历程追踪蹑迹,进行母性原型视角下的考察,可于中日文学文本间建立起新的对话质素,以显示中日邻邦异质文化间的同源特征。     

说“着”的持续义

“着”表持续义 ,把“着”的意义概括为“进行”不恰当 ;“着”的“持续”义有动态的持续和状态的持续之分 ,在许多场合它们是对立的 ;“着”的“持续”义在语用中主要体现出一种描写性或描摹性 ,“着1”和“着2 ”分别有各自的描写功能     

文学史的“张力”观

将科学的“张力”概念,引入文学史的考察,是思考文学史问题的一种方法。文学史的内部运动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维持其发展与平衡的张力,由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种种复杂的文学史现象构成;文学史内部极为复杂,最突出、最明显的是“两相邻部分的接触”,但又相互具有抵触,从本质意义上说又“相互牵引的”。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政治-哲学”观视角解析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分别是他们“政治-哲学”观的终极理想,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与差异,本身不是对立起来的概念,他们两人试图在终极理想上实现政治与哲学之间张力的消解.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要求哲学家成为王,王必须是哲学家;马克思在共产主义中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对立关系的消解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的历史的统一.尽管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含有共产主义的因素,但是共产主义在他那里并不构成一个终极的价值因素,而经过多重改造生成出来的共产主义却是马克思的终极价值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