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尼斯商人》看莎翁笔下人物

《威尼斯商人》是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早期作品,剧中人物夏洛克是一位利用金钱从事罪恶活动的有着铁石心肠的高利贷商人,安东尼奥等人是夏洛克疯狂报复的无辜的白人商人。然而通过分析作品发表的时代背景,从独特的角度分析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对几百年来遭人唾骂,人人喊打的犹太商人夏洛克大胆地寄予同情,对以鲍西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伪善,假慈悲以及金钱至上的道德观予以批判。     

女性问题的凸显——论《威尼斯商人》在清末民初的三种“折射文本”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戏剧作品在中国最早以剧作形式出现、最早被比较完整地翻译成中文也是唯一一个在清末民初时期以三种文本形态出现的剧本。《威尼斯商人》剧情复杂,涉及多个社会问题,其中的女性问题因为契合当时中国的女权运动和文明戏观众中女性占多数的情况而被凸显出来,但中西两种戏剧诗学的差别以及折射者文化背景和文化态度的不同,导致三个折射文本呈现出不同的主旨与风格。《威尼斯商人》的三个折射文本反映出,清末民初时期外国戏剧译介活动形态的丰富多样并不逊色于"第一度西潮"来袭时的"五四"。与"五四"相比,该时期更倾向于接纳和糅合外来文化系统,而不是全盘否定自身。     

《威尼斯商人》——商业时代的一幅喜剧图景

威廉·莎士比亚 ( 1 56 4— 1 6 1 6 )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把莎士比亚和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看作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的两个最伟大的天才戏剧家”。① 莎士比亚一生共创作 37个剧本 ,2首长诗和 1 54首十四行诗。其中《威尼斯商人》是比较著名的一部。一、《威尼斯商人》的故事梗概《威尼斯商人》是一本喜剧 ,喜而不闹 ,演绎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 ,表现的是市民社会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 ,还揭示当时社会的种族歧视和被压迫者对压迫欺凌的反抗 ,并通过戏文展示出一个商业社会的全景。《威尼斯商人》( 1…     

论《威尼斯商人》的狂欢化色彩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的四大喜剧之一。戏剧中的题材、语言、人物形象和场景都充满了狂欢化色彩。探析人物戏剧活动的狂欢式场景,揭示《威尼斯商人》中颠覆与重建的主题,可以管窥作者的人文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对自由、平等、仁爱的狂欢式世界的向往。     

迈克尔·雷德福版电影《威尼斯商人》的悲剧特征分析

戏剧《威尼斯商人》常常被学者们认为是莎士比亚喜剧的代表作,但2004年发行的由迈克尔.雷德福执导的电影《威尼斯商人》将莎翁的这部名剧变成了一部地地道道的悲剧,在故事时代背景的渲染、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电影风格元素的运用等方面无不显示其悲剧特色。     

复仇的意象

通过结合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及莎士比亚的创作特征,探讨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对中世纪流行的复仇故事的重新运用以及不同阐释。以《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奥塞罗》四部戏剧为对象,说明复仇在莎士比亚的笔下所呈现的不同意象,而归于一点,莎士比亚借助复仇所表达的,正是当时社会充满希望和痛苦的人文精神,以及他对那个前进的社会及人们的深切同情与希望。     

艺海奇才——莫元季

莫元季,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195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北京师范大学企业经济管理系毕业,大学学历。1979年从部队转业后,考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为一名专业演员。先后参加莎士比亚话剧《威尼斯商人》中的罗伦佐以及布莱希特的名剧《伽利略》等一大批世界经典戏剧的演出并获得好评。1982年正式投入影视剧的拍摄,先后拍摄了《北京人》、《林海雪原》等40多部电影电视剧。     

《威尼斯商人》的人文主义思想

威廉·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莎士比亚的三十七部戏剧是英国十六、七世纪文艺复兴社会的写实,也是莎翁人文主义思想的闪耀。而在这全部剧本中,《威尼斯商人》是人们最熟悉、最喜欢、最脍炙人口的剧本之一。《威尼斯商人》这部喜剧具有特殊的魅力,固然与那“一磅肉”等生动情节有关,而更为主要的     

《威尼斯商人》的写人艺术

莎士比亚的剧作长于写人,常有翻空出奇之效。《威尼斯商人》在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中,塑造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夏洛克、鲍西娅、安东尼奥等,都写得栩栩如生,血肉丰满,展现出鲜明的个性,成为了不朽的艺术典型。《威尼斯商人》在人物塑造上从多个角度来进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析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的反讽艺术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喜剧中社会意义最为深刻的一部,反讽艺术的运用是其显著的艺术特色。剧中对言语反讽、情景反讽和戏剧反讽的娴熟运用使该剧具有深刻的批判性、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意蕴深远的多棱镜效果。     

《阿史那》:莎士比亚悲剧的互文性中国化书写

民国时期的戏剧《阿史那》是李健吾根据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翻译加改编"的本土化莎士比亚戏剧。这是民国以来一种特殊的中国化莎剧。《阿史那》文本的改编体现出互文性特点。《阿史那》在重写了《奥赛罗》内容,重置了情节的基础上,将中国故事置于该剧的悲剧精神之中,其中既有对中国历史、文化、人性的叩问,又有对权力、阴谋、野心的影射、担忧与批判。《阿史那》对《奥赛罗》中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化基础上的改写,是具有鲜明特点的互文性中国化式的莎氏悲剧。     

关汉卿和近松门左卫门

关汉卿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而近松门左卫门则被称为日本的莎士比亚,仔细比较这两位东方的戏剧大师,会发现他们不但有着与莎士比亚相似的生活经历,而且还都为两国戏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堪与莎士比亚之于西方文艺复兴相媲美的卓越的历史贡献。     

从《奥瑟罗》看莎剧中的非洲人形象建构

莎士比亚至少有5部作品涉及了非洲人形象书写,但以《奥瑟罗》中的奥瑟罗形象最为成功。莎翁在这部作品中,刻意将既值得颂扬又应该批判的奥瑟罗形象纳入剧本并对其进行艺术处理,莎翁种族观的两重性在这个＂他者＂形象上显露无遗。莎翁通过歌颂奥瑟罗英雄形象,试图扭转17世纪英国人对非洲人的偏见和种族歧视,在彰显其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同时,还刻画了奥瑟罗在寻求白人主流文化认同之旅中的兴奋与彷徨,作者潜意识里欧洲白人的种族优越感流露在剧本字里行间之中。     

朱生豪的译事活动与译学见解

伟大翻译家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鸳鸯湖畔。之江大学的四年以及随后的编辑生涯,为朱生豪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功底,同时使他具备了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古典诗词创作才能,这为他翻译莎剧奠定了基础。从1935年开始准备译莎到1944年逝世为止,他共译出莎士比亚悲剧、喜剧、杂剧与历史剧31部半,给中国莎学史和中国翻译史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朱生豪长于译笔,但也不乏译论。他具有伟大的爱国翻译思想,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他的译文自然流畅,这与他采用再现原作神韵和神采的翻译策略密不可分。     

莎士比亚的戏剧语言与创伤记忆

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运用戏剧语言呈现了那个时代的创伤记忆。由于创伤无法通过惯常语法被感知或言说,戏剧作品充当了创伤的脚本,戏剧舞台也成为演绎创伤的场所。莎士比亚通过一系列创伤人格的塑造,揭示了人物与空间、时间和自我相疏离的心理现实。通过对莎士比亚戏剧元素的解读,可望揭示那些被压抑的无法进入历史和语言的特殊记忆,还原一个更完整的时代风貌。     

莎士比亚传奇剧新历史主义解读——以《暴风雨》的殖民主题为例

文章从新历史主义文本批评的基本策略出发，根据其“文本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文本”的理论假设，在故事情节层面上把传奇剧《暴风雨》与历史文献的次文本记录进行对照以考察它们的契合点，分别从海上风暴、甲板混乱场景、殖民者与原住民的遭遇、精灵艾丽尔的出现四个主要戏剧情景层面揭示该剧在早期资本主义海外殖民扩张的历史语境中与相关历史文献的“商讨性”互文关系，历史和虚构在该剧中因而得到融合，最后指出莎士比亚的浪漫传奇剧文类凸现了殖民主题。     

道德剧还是政治剧？——读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

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给读者宣扬了这样的道德教义：毫无节制的纵欲是不合道德的,忠贞是值得褒奖的行为和德行。但我们对这出剧的解读不能只停留在道德的层面上,还应探究道德教义背后更深层次的政治主题。维也纳所面临的道德危机实际上是更能动摇国家根基的政治危机。安哲鲁的堕落也不仅仅是道德的堕落,更体现了政治的腐败。莎士比亚的君主观和治国之策在公爵身上得到完美体现。     

罪恶与救赎——论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对人的本质理解之异同

莎士比亚戏剧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基督教有一致之处：都视人为有罪的存在,都认为罪恶源于人的自由意志。但它又与基督教有本质的差异：基督教认为救赎要依赖神恩,而莎士比亚戏剧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力量。救赎观的不同,其根源在于它们对人的本质理解的差异。基督教从神学本体论出发,认为原罪是人的自由意志背离上帝的结果。而莎士比亚戏剧将罪恶看作是自由意志中的破坏力,尽管破坏力使人无法彻底自救,但自由意志中的内驱力可以使人在对自我有限性的触摸中,生发出对宇宙的敬畏感,获得人性的提升与精神超越。     

约翰·福尔斯小说中的“剧中剧”

约翰·福尔斯的小说《魔法师》和《法国中尉的女人》在结构上模仿了莎士比亚《暴风雨》的“剧中剧”设置。这种设置给小说中的人物提供了一个“寻找自我”的舞台，福尔斯借此探索了人的自我本质以及个体自由，表达了存在主义人文关怀的创作思想。     

传承与发展——莎士比亚《李尔王》情节探究

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诗学》中有关戏剧情节的论述，分析了莎士比亚著名悲剧《李尔王》中双情节结构对《诗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所产生的独特的悲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