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与启蒙思想

在文明论方面,福泽认为文明是人类智、德的进步,依据这种观点,福泽对东西方文明、尤其是日本与西方的文明进行了考察与分析比较,得出东方文明、日本文明落后于西方的结论,并因此提出要抛弃传统文明、尽量吸取西洋文明以赶上或超过西方的主张。在启蒙思想方面,福泽主张以人权(民权)、实学(科学)来对国民进行启蒙,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培养人们的独立精神。     

关于文化整合的思考——重读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

在"贸易和战争"充斥、弱肉强食的背景下,帮助日本解脱于国体即将不保的危机性现实是福泽谈论文明、进行文化选择的旨归。对于日本亟待摆脱的危机而言,他提出建立欧洲式的民族国家的构想,但在学习西方文明的视野中,本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具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如何以本民族的文化基础与西方的文化进行整合,《文明论概略》未能详细加以探讨,从而使其对现代化的理解呈现出一种深刻的片面状态。     

文明论视域下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创作实践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掀开了中国小说史上崭新的一页。他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包含着对于欧西小说的政治想像,体现出一种深在的文明等级观念。梁启超对传统小说的批判及对欧西小说的借镜,充分说明他认同并接受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范式与文明观念。从文明论视角对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理论与创作实践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反思性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体现于我们以怎样的视角去回顾过去的小说发展历程,还体现在"四个自信"的文化语境下我们以一种更为自觉的方式建构起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的路径。     

西方悲观主义文明论探究

西方悲观主义文明论最早萌芽于古希腊神话,赫西俄德"黄金时代"理论可以视为其历史源头。在近代,乐观主义文明论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主流,悲观主义文明论只是作为支流而存在;但卢梭的浪漫主义文明论促进了它的逆势发展。20世纪,斯宾格勒以"文化形态学"为核心的文明论,促使悲观主义文明论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主流。     

柏拉图的城邦文明论和“理想国”设计

历史上的每一种文明都会伴随产生反思文明的思想.文明思想史是有待开拓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本文探讨了希腊古典文明由盛趋衰时期,柏拉图在其对话<国家篇>中论述的城邦文明论与"理想国"设计,这有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互助"与"分工"的城邦文明起源论和城邦国家的社会结构说;二是以"正义"理念为哲学与伦理基础的理想城邦国家设计;三是对古代希腊政制文明的历史比较分析.柏拉图的哲学与文明思想,对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和西方文明思想史有深远的影响.     

福泽谕吉的"肉食说"及其在日本近代文明史上的意义

福泽谕吉"肉食说"的意义,并不单纯在于倾慕西洋肉食的美味,也不在于对日本传统菜食习惯的简单否定,他的主旨是希望日本尽早达到西洋的文明水平.福泽对肉食的鼓吹,首先从批驳佛教的慈悲思想和日本传统的污秽观念开始,试图从根本上来清除日本人的心灵障碍.从这一层面而言,福泽的"肉食说"也具有对于民众的思想启蒙意义.     

福泽谕吉文明观批判

福泽谕吉认为文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日本的国家独立.他认识到西方文明世界的规则是弱肉强食,希望日本也能成为竞争的胜利者.因此他一贯主张利用"文明"的口号对亚洲其他国家进行侵略.福泽谕吉的思想体现了西方殖民主义的文明观.     

面向他者的“第三种文明”——论梁启超的现代性思考与超越

西方在晚清作为一个先进的"他者",打破了中国作为世界中心的迷梦,成为"现代性"的象征。梁启超的现代性思考在思想冲突与开阔眼界的交互过程中不断地改变,对传统文化由批判到回归,最后形成化合他者的"第三种文明",这是一个对他者仰望、参照再到反观、对话的过程。面向他者、共同发展的"第三种文明"思路,表现出可贵的主体独立性及与他者的协调发展空间,它构成了非西方区域独特的现代性经验,为现代性研究提供一种最有力量的反思维度。     

从“文明”含义的演变看西方文明中心论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工业文明以其巨大的物质力量和先进的科技力量席卷了世界。与此同时,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文化优越论等文明理论逐渐形成,并成为西方国家对外殖民扩张的理论依据。时至今日,世界各国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然而西方文明的自豪感、优越感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各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普世价值＂等等成为其新的理论表现形式;而在行为方式上则表现为利用各种合作关系而展开的文化殖民,或者是赤裸裸的政治干涉。对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关＂文明＂的概念及相关文明理论的考察,认为西方文明中心论自形成之日起就不断受到各种挑战,而多文明中心理论,多文明起源理论以及人们对文明的深刻反思其实都是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否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明能够正确认识非西方文明,从而实现多文明的共生与繁荣,才是文明包括西方文明未来发展的前提。     

析雅斯贝斯的文明形态论

继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明形态论之后，雅斯贝斯的轴心期文明理论已成为当代西方颇具影响的学说。雅斯贝斯认为，迄今为止，人类文明从形态上可以划分为史前文明、古代文明、轴心期文明和科技文明四种形态。其中轴心期文明具有非凡的意义，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关键点，它为以后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和标准，也是认识和评价各种文明形态的标尺。这一思想确立了精神价值对于历史进步的根本意义。他对西方科技文明的批判，则深刻揭示了西方精神文明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     

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与晚清的中国认同问题

晚清时期,由于现实的危机和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输入,清王朝的合法性危机再次爆发。梁启超戊戌维新后一度在是否采取民族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动摇不定,1903年访美归来后,他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在革命排满思潮风起后,梁启超与革命派展开激烈论战,他将革命派的汉民族主义称为小民族主义,而将自己的合中国境内诸民族的民族主义称为大民族主义。实际上,梁启超这种大民族主义不过是由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本身的偏颇而采用的一种修辞,其实质是＂国家主义＂。中华民国这一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表明国家主义的认同模式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更好选择。     

梁启超欧游之后的中西文化观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取舍问题始终困扰着诸家学人,而近代中国的落后与向西方学习的不断失败,使得对传统文化否定者多,肯定者少。梁启超在欧游之后一反先前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反而强调应树立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并阐发了他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调和中西文化的健全、先进的文化观。     

梁启超:重新勘定中国文学的现代认同——兼及其对于新文学家文化人格的构建

在早期致力于政治改良的宣传时代,梁启超积极借镜日本和欧洲近现代的文学经验,这对其启蒙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他强调借助欧洲文学革新中国文学,其文化认同明显向前者倾斜。欧洲之行中梁启超认识到作为国人现代想象的主要参照的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盲目推崇科学理性的偏颇,而将强调理性与情感均衡发展的文艺复兴作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样板。与此同时,他回归"诗言志"的诗学传统,对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给予高度肯定,并将中国古代诗人的崇高情怀和抒情精神作为新文学家文化人格建构的典范。这显示出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的独特性。     

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梁启超从塑造国民的角度提出国学教育思想。他的国民塑造主要包括德育和科学素质教育。梁启超找到了西学与国学相通性的部分"道德"和"科学",并确立了国学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他的国学教育思想为当前解决如何避免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构建成他者,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构建一种普遍性意义的中国文化主体等问题提供了思考。     

梁启超晚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贡献与价值

梁启超晚年的思想具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对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多从正面予以肯定，并一反早年对科学的崇信，转而反思唯科学主义的弊端，着重检讨科学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     

梁启超"绌荀申孟"的荀学研究析论

晚清时期 ,梁启超受尊孟抑荀思潮影响 ,力主“绌荀申孟”。随着时代变迁 ,他的荀学研究逐步深入 ,认知荀子的态度不断转变 ,从“儒家中最狭隘者”的指责到“社会学之巨擘也”的肯定。尤其是到了晚年 ,荀子“创为儒家的知识论”成为梁启超荀学研究的基本定论。     

论梁启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一,本爱国之心,提出“亦中亦西”的文化观,为东西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其二,他是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导师,其政治思想成了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其三,他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邀请外国名流来华讲学,又对中国的学术领域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他从多方面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学术的演进奠定了基石。     

高旭与吉田松阴

与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样,高旭对日本幕末时期志士吉田松阴非常推崇,称之为＂先觉＂,思想上也受其较深影响,这与当时中国的时局、中国知识阶层的吉田松阴热以及中国人当时的日本观密切相关。除了受改良派影响外,德富苏峰对吉田松阴的评价、尤其是把他与玛志尼相比较,也对高旭及其同时代的人认识吉田松阴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东西文化观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以日本“另类”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为考察中心

作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另类”代表人物，中村敬宇对儒学和西学均有深厚的造诣。通过自身的深入体察和研究，中村敬宇概括出“敬天爱人”的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实质，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成为他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观点，也是其东西文化观的特色之所在。在此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中村敬宇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相继发表《支那不可侮论》《汉学不可废论》等文，批驳当时日本片面追慕西方文化而全盘否定儒家文化的言论思想。与此同时，他与王韬、黄遵宪等晚清中国文人、学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探讨彼此关注的问题，其代表性著作、译作也经由梁启超等人的引介而传入晚清中国，形成了近代中日文化、思想的双向交流。考察中村敬宇的东西文化观及其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当下我国传承和弘扬儒家学说的合理因素及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增进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对于在多元文化和跨文化交流日趋兴盛的当代国际大背景下坚持和倡导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开放、平等、包容的原则也不无启示。     

试析梁启超诗学的启蒙主题

梁启超将启蒙作为其诗学主张的核心主题 ,并自觉地将这一主题贯穿于其诗学体系之中。他明确提出诗歌要用当时的新语句来表达新意境 ,诗歌要表现近代世界新兴的社会理想、哲学观念及其自然科学、物质文明 ,宣传当时欧洲先进的精神思想 ,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变革服务。启蒙是梁启超诗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是他诗学的基础 ,是理解他诗学主张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