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中国社会“信仰关系”的人类学分析

从杨庆堃的"制度宗教"、"扩散宗教",到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教体系"等研究论著,皆说明宗教研究在中国总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至于宗教"信仰"在中国的问题可能更有争议。中国宗教是信仰的权力建构,是一种以神人之伦为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建构。信仰对于中国人而言,常常是指以神人—人际交往关系为基础,涉及天下、国家、道德、民间社会的重要概念。中国宗教及其信仰具有一种独特的整体性,但其"信仰—关系"乃以神人交往、人伦要求为基础,伴随着家族、伦理、国家及其权力关系而逐步建构起来。因此,中国宗教中的神人交往及其信仰,常常呈现出一种个人信仰与家族、伦理、国家、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整体关系,进而使信仰关系与各种社会权力纠结为一体。     

实现“宗教关系”的法治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与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的重要性。从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来看,此两者紧密相连,此判断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前瞻性与现实指导性。因为,宗教关系即是宗教理论的起点和终点。就起点来说,我们既要跳出对西方理论的完全套用,也要摒弃过分的东方学式否定,而宗教信仰方式中的关系及关系主义则可能成为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宗教社会学理论的重要视角和方法论基础。而就其终点而言,在现代社会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我们需要通过法治化的宗教工作与社会治理来协调五类宗教关系。     

作为哲学的宗教和作为宗教的哲学——论哲学、宗教和神学之间的关系

哲学、宗教和神学之间具有多样性,它们之间具有互惠关系。三者的区别体现在:哲学指研究万有或整个实在的第一原则或第一因;宗教在源初意义上涉及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特定的神学在基督教中发展起来,用以解释旧约和新约中神圣启示的内涵。从比较哲学和宗教来看,它们之间的区别有:宗教直接献身于神,哲学的对象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宗教以将自身献身于神圣权威的信仰为基础,哲学在其自身的知识领域之中则是自主的,以人类理性为其唯一权威;宗教态度热望获得拯救、修和以及与神圆融,哲学志在获得有关实在的原因的知识。宗教和哲学之间的共同点在于都具有实在主义精神。从比较宗教和神学来看,宗教和基督教神学在信仰神上是一致的,但神学以科学方式研习神圣启示的内涵。从比较哲学和神学来看,哲学没有信仰,神学具有信仰,其共同点是实在主义。今天人们尝试着将神学和生存主义哲学联合起来,其中序言部分是哲学,结论性部分是神学。     

乡村社会的宗教、实践及其变迁——对赣中S村宗教状况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资料显示,民间信仰的主体是自古式社会以来一脉相承的萨满教。在乡村社会中,它并不与民间道教和民间佛教纠缠不清,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这进一步证实韦伯、张光直等学者的论断。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随着人对自然的震慑感及人与集体之间的依附感渐趋减弱,较为普遍的一种宗教虔诚感来源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所需求的安全感。这使得许多相关宗教仪式、行为进一步民俗化,由宗教形式转变为风俗形式。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历史的整体视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与“理论”之争及其启示

文章较为深入地分析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PalmerThomp son)和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两人关于"事实"与"理论"的激烈争论,对他们在理解上各自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了双方争论的实质以及消除这一争论的途径。文章认为,"事实"与"理论"之争其实是特殊与普遍、具体与抽象之争,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的对立,这种对立只能在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视界中获得统一。     

“花儿会”由来演变试说——兼论“花儿会”与宗教巫术礼仪的关系

本文认为:庙会、浪山会、花儿会是花儿演唱这一民俗事象生成演变的三个阶段。虽然花儿会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但不能说起源于宗教巫术礼仪,而是花儿会和宗教巫术共同产生于同一原因和同一活动,它们的原动力的最初契机则是劳动。     

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前提与建构——基于社会事实“四因说”的分析

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既有探讨往往存在价值预设。虽然不乏客观公正的论述和分析,但普遍的问题是分析框架不完整或太偏重结论的梳理。如果将社会科学本土化视为一种文化传播与融合的过程,一方面可以借助“四因说”建构分析本土化的框架,另一方面可从既往的结论分析转向前提分析。首先,把“要不要本土化”的价值命题搁置,而仅探讨“本土化成为可能的前提”这一事实命题;其次,通过引入“四因说”为坐标系,从异质性质料的对接、形式结合的方式、理论主张的目的和本土化过程的动力与阻力四个方面梳理本土化主张。     

基督教信仰对社会和家庭关系的影响——以豫西渑池县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督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信教群众急剧增加,影响也与日俱增。豫西渑池县是基督教传播较快的地区之一,教堂数量和信徒人数迅速上升,由此对当地社会及民众的家庭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实地调查发现基督教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基层互助保障、社会风俗习惯的更新等方面有较大的积极作用。基督教的内向传播性使信教带来的角色冲突和价值观冲突对民众家庭关系产生了明显张力、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间信仰的“社会性”内涵与神圣关系建构——基于粤东“夏底古村”的信仰关系研究

粤东夏底古村是一个有着700余年历史的黄氏单姓古村落,村内现存有四座黄氏祠堂、民间信仰玄天古庙、佛教居士林等崇拜场所。村落多元的信仰现状与相对单一的宗族关系,为讨论民间信仰的社会性特征及其神圣关系建构问题提供了可贵的案例。区别于韦伯、杨庆堃等学者对中国宗教信仰其组织与制度等形态方面的侧重,以涂尔干对宗教信仰的社会本源的理解以及李向平关系-信仰模式的理念,来思考民间信仰的社会性内涵这一看似充满世俗与功利色彩,却又涉及其神圣性根本的问题。     

论艺术正义——以社会正义、宗教正义和艺术正义为语境的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作为一种艺术现象的艺术正义,而社会正义、宗教正义和艺术正义的异同和关系只是笔者为达此目的而设定的一个研究语境.<理想国>曾把这三种正义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论述,笔者希望以自觉的学术追求批判地继承柏拉图学术的这一特色.通过回答与此有关的七个问题,本文试图揭示艺术正义的基本面貌.     

地方感、民间信仰与村落整合——西汉水流域汉人“犯丧”信仰的人类学研究

在西汉水流域的汉人社会中,“犯丧”信仰体现了人们关于死亡的一种独特认知与文化理解。生活中长期积累形成的感觉结构,不仅是日常中这一信仰本身得以再现的文化基础所在,还构成集体“烧犯丧”仪式实践的建构逻辑,从而显现了地方感在民间信仰的社会整合性生成中的关键意义。     

互动性&#183;多层次性&#183;双重性——有关“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两个认识问题

文章集中论述了如何认识“相适应”和宗教社会政治作用两大问题。认为“相适应”涉及政教双方的关系 ,这一关系是双向的、互动的 ,而非单一的、被动的。指出宗教的社会政治作用就其服务的社会群体而言 ,具有广泛性和多层次性 ,就其服务的性质而言 ,则具有双重性。因此 ,全面、系统、科学地认识宗教的社会政治作用 ,将为正确贯彻“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针提供思想基础和前提条件     

秘鲁贝拉斯科军政权的职团主义实践——对“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考察

20世纪60、70年代,以贝拉斯科将军为首的秘鲁精英为实现秘鲁经济社会发展,摒弃政党议会制度采取职团主义组织方式,建立了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以动员和组织全国民众,并搭建起沟通民众利益诉求和政府决策的渠道。然而,由于军方的支持含混不定、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自身组织弊端、秘鲁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等因素,职团主义组织形式在秘鲁昙花一现,并未制度化。     

市场经济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内在价值冲突及其化解路径——“社会资本”理论的合理性视野、效能及其实践启示

现代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结构的利益交往格局所塑造的是一种“市民社会”的私人生活空间,这种私人生活空间虽然是自主的,但在文化伦理与价值观上却是不自足的,它无法提供社会“公共价值”的产生空间,也不能培育出现代“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合作精神与“公共责任”感;与市场经济着意打破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的逻辑相反,公民社会的运作逻辑的精髓恰在于集体行动的达成,它拥有一种实质上是发端于市场活动内在要求的自律、自治、参与、合作、信任、奉献、责任精神等文化价值观念,并构成市场社会的“引致”性文化;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的是与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它提供了有效地化解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内在冲突的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充分尊重公民社会民众个人的基本权利。创造社会资本生成并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系统构建。     

作为“新社会运动”的环保传播及其意义——一种公民社会的理论视角

传统的环保传播研究大多基于新闻学或传播学的视角,将其理解为一种新闻生产或信息传播问题,这种研究视角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本研究以公民社会理论为基本的研究框架,考察了环保传播作为一种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历程及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当代中国一些环保传播案例的分析,揭示了环保传播对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意义。     

作为资源、职业和信仰的佛经抄写——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汉文写经的模式与社会文化动因

吐蕃统治时期的汉文写经,由吐蕃皇室、寺院经坊、职业经生、僧尼和信众几大主体组成。借助佛经抄写,吐蕃政权得以推广佛教、管辖敦煌、保障自身的政教权力;各寺院通过佛经的藏写转请,体现其宗教资源和社会地位;职业经生依靠写经得以谋生;僧尼和信众由此获得精神信仰的满足。因此,佛经抄写是承载宗教功德与各主体社会文化动因的综合行为。     

“话语”:作为一种批评理论或社会实践——“话语”概念的知识学考察

“话语”是当下学界备受重视、使用频率极高的流行术语.“话语”在使用中,其能指与附加功能被无限放大,而所指与基本意涵却呈现出混沌的一面.因而,我们有必要对“话语”概念进行重新的梳理与考察,继而勾勒出“话语”概念的变化轨迹:即“话语”如何突破纯粹的“语言”范畴而进入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并实现其在社会文化实践领域的批评功能指向的.     

社会实践理论视角下社工机构与村委会的关系建构和变迁——基于两个政府购买项目的比较研究

社会工作在嵌入农村社区治理时需要面对与基层行政力量合作的问题,互动中形成的村社关系影响着嵌入发展的过程以及服务目标的实现,因此分析村社关系的形塑机制和转变过程成为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为分析框架,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将同一机构同时期开展的两个项目各阶段发展情况进行横向对比。研究发现,村社关系在具体场域内受到各主体间资本与惯习的影响,根据历时性特征分成初级与次级村社关系,双重关系糅合构成形塑机制。在关系转变过程中,入场阶段的社工机构由于当地制度化的社会资本和具身化的文化资本存在差异,导致不同的合法性建构,从而影响关系状态。随着项目展开,前期的关系状态使得社会工作者具备不同的社会资本获取与社区问题解决能力,进一步推动村社关系向合作或冲突发展。关系逐步稳定后,实际利益的考量和情感信任的建立对村社关系起到了反哺或制约的作用。     

马克思对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研究的意义及其启示——兼谈中国社会跨越发展的整体性认识

唯物史观"艺术整体"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实践性,其本质就在于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性认识.广义的唯物史观"艺术整体"有两种具体形式:(1)关于非典型的和跨越发展的社会形态的理论;(2)整个唯物史观理论研究的"艺术整体",包括唯物史观理论的历史使命、发展规律和道路、封闭式与开放式发展等理论和方法.当代中国社会的跨越发展,不仅是社会形态的跨越,也是生产力发展的跨越.三次理论创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丰富了对中国社会跨越发展的整体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