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共领域的秩序建构

当下网络公共领域呈现“主体独立性”消解、“交往理性”缺失和“公共性”异化的状态,因此,建构网络公共领域的基本秩序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建构网络公共领域的基本秩序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完善互联网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实现政府业务流程再造,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增强政府驾驭新媒体的能力,构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新平台;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正面引导作用;培养网民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就网络公共领域的治理而言,合作治理是一种必然选择。     

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研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服务对象是公民,目的是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因此公民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所发挥出的作用决定着最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果。同时,也是该体系建设的评价标准之一,提高公民参与度是与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人才、资金和技术的投入等同样重要的课题。文章以黑龙江省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义、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不足之处、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三个方面探讨了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几点对策。     

新公民参与运动背景下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困境与挑战——兼论“邻避”情绪及其治理

在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与决策领域中广泛存在且影响不断增强的公民决策参与现象,形成了媒体社会化时代我国的新公民参与运动。城市政府公共管理中"邻避"情绪的显性化则是我国新公民参与运动的集中体现,它既深刻反映出公民参与的不完善性,也凸显优化地方政府公共决策机制和程序的必要性。当前,各级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要树立与公民分享决策权力的理念并合理把握公民参与的限度,将有效的公民参与融入到公共决策过程中;同时,要围绕发展有效公民参与的要求,进一步优化公共决策机制和程序。     

找回失落的政府公共性

“公共性”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和话语体系中有不同的内涵。公共性作为讨论现代政府基本属性和目的追求的一种重要工具,主要是探讨政府在代行公民权力时,怎样最大程度地体现公民的共同意志和增进公民的共同福祉。具体地说,“政府公共性”是指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满足公共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平正义而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塑造公民的公共精神。当下全球化浪潮和公共性危机、公共性缺失凸显了政府公共性研究的当代价值。     

公共行政与公民参与的关系

阐述了公民参与问题的由来,指出当代行政民主是以公民直接参与公共行政为其主要标志,公民参与的作用是公共组织公共性的重要体现;同时进一步对公共行政中的公民直接参与模式与传统间接参与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提出公共组织理论需要公民参与理论的补充与修正。     

公众参与对民生类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的理论分析

私营企业、公民个人以及公民社会组织等多元化主体参与公共生活治理是公共生活"民主性"的主要标志,也是实现公共生活"公共性"的重要途径。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梳理和诠释公众参与对民生类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可能影响机制,并从强化信息公开、扩大过程参与和促进政府回应三个维度提出改善民生类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有效路径。     

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其可能

作为公共领域发展史上一个特殊存在形式的网络公共领域实现了公共领域的"大众化"转型,较之于传统公共领域扩大了参与主体,讨论内容也更加多样和全面。它不仅催生了中国公民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而且通过舆论压力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治强制行为的发生和国家权力的肆意延伸,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释放社会压力、缓解社会矛盾等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远不够成熟,需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提升网民公共理性和公共情怀,突显其"公共性"本色。     

希腊民主与公共性原则探究

为了考察希腊城邦民主实践的公共性原则,采取历史分析和文献解析的方法,通过对其中透现的公共性原则的研究,明确了希腊城邦民主实践的公共性原则及其对公共管理的现实意义。希腊城邦民主实践开创了公共事务治理的民主形式,透现出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原则。这些原则既是区分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的依据,也是衡量政府管理是否具有公共性的标准。由对话民主推进的更高层次的公共决策的公民参与,将使对话交流的公共性原则在当代获得新的内涵和体制保障。     

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639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在农村公共产品建设过程中,农民是公共产品建设的生力军.推进农村公共产品建设需要尊重农民意愿,不断提升农民的参与度.以江西省为例,通过对639位农户入户深度访谈调查,利用二元Logistic的模型,实证研究了影响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种植规模、家庭收入、地理特征、民主参与、政策支持、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等6个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参与公共产品建设的意愿.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城市农民工——对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

公民参与不仅包括政治参与,而且还涉及到社会参与。农民工在城市的公民参与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民工个人权利的实现、政府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以及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根据在武汉市的调查,当前农民工的公民参与度较低,处于城市的边缘状态。农民工的公民参与状况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生存状况、城市认同心理、组织化水平、公民参与的动员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提高农民工的公民参与水平,必须采取多方面措施建立农民工公民参与制度及其社会基础。     

人民主权与公民参与——卢梭的公民参与理论及其启示

卢梭构想的人民主权的政治体系是其公民参与理论的基础,人民主权的理念要求公民的政治参与,公民的政治参与则体现了人民主权.公民参与是卢梭民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卢梭推崇公民参与,但并非完全的直接民主论者,并非主张由公民参与决定所有公共事务的直接民主制,而是强调体现人民主权的重要的公共事务由公民参与来决定.卢梭认为参与政治决定中的公民既有私人性又有公共性,他承认公民参与时偏私的现实性、正当性,却更强调公民参与时的公共精神、道德人格,体现了对公民参与中的私人性和公共性的辩证的理解.     

政治参与、政治沟通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机制的性别差异——基于6159份中国公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6 159名中国公民进行调查,考察了政治沟通在政治参与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关系中调节作用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1)政治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政治沟通显著调节着政治参与和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关系。(2)政治沟通在调节政治参与和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关系时,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即政治沟通状况的提升,并未显著增强政治参与对女性公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但可以显著地增强政治参与对男性公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正向影响。     

略论中国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行动者

公共领域作为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的中间地带,需以公共权力与社会行动者的良性互动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目前,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在传统文化遗存、共产党执政、多党合作协商的政治形态与历史背景下,社会行动者作为一种具有复杂、被动变量的社会构成,其成熟对中国公共领域的构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多元社会形态下,利益多样化所形成的社会行动者主要包括精英阶层、中产阶层及弱势群体等,他们在公共领域参与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人性私欲性在无法实现利益"帕累托最优"状况下导致公共领域"公共性"畸变与"搭便车"参与;社会民众政治人格在转型期形成的迷茫与偏差造成公共领域参与的失范、失效与政治冷漠;传统家国二元思维、"臣民文化"、权威人格等思维模式使社会行动者陷入公共意识缺乏、主动性丧失以及权威崇拜与追逐之危险中。基于此,社会行动者的成熟需形成以公民道德建设、现代政治人格塑造、公民文化培育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构建体系,以文化和制度的内外双重作用为中国公共领域构建提供独立自主、理性积极的参与主体,即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而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力将是最终决定中国公共领域构建实效的关键所在。     

胡锦涛的公民政治参与思想

胡锦涛的公民政治参与思想是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以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政治参与理论一脉相承的。胡锦涛认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广泛动员人民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公民政治参与要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要提高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度,发挥民主党派和社会组织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作用,要通过发展基层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通过发展党内民主保障普通党员的政治参与权。胡锦涛的公民政治参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集中体现。     

经济社会发展与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机制的创新——以浙江公民政策参与为例

公民公共政策参与受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渠道、领域、深度和方式不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浙江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公民公共政策参与逐步从个体参与转向组织化参与,从对个别环节的参与转向公共政策的全程参与,从对部分领域的政策参与转向对公共政策的广泛参与,从传统参与方式转向多元参与模式。为使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取得新进展,应开发更多的政策资源,提供更多的制度供给,培育公民更高的参与技能。政府应坚持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化,广泛吸纳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健全公民政策参与的法制体系,保障公民参与权的有序行使;发展社会组织,为公民政策参与提供有力的组织支持;实施公民教育,提高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能力与素质;加强对新媒体的应用和管理,健全现代传媒的民意反馈机制。     

公共信任情境下公民参与的理论边界及实践调适

公共信任和公民参与是公共领域相互关联的重要议题,两者的逻辑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关系.以公共信任为前提和目的,探究公民参与在公共信任限定的边界中如何有效推进公共信任的养成和提高.在对两者的内涵关系进行了初步梳理和理论调适的基础上,构建了两者的理论框架.针对既有理论框架中公共信任框定了公民参与有限、有序和有效的活动边界这一情况,提出公民参与通过信息有限性突破机制、公民性培育和文化系统建设、多层次和多领域制度设计以及可靠的公民利益实现路径等实践调适方式在边界范围内实现公共信任的养成和提高.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基于全程参与的视角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是提升地方政府绩效的动力和依据。如何保障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公民参与作为与民主治理理念相契合的制度安排,对提高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信度和效度不可或缺。然而由于当前地方政府在管理理念的僵化、公民参与制度保障的缺失以及公民自身意识和能力的限制,致使公民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还停留在象征性参与的低水平。提高公民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参与度,必须提高公民参与度,实现公民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全程参与。     

新媒体环境中的公民参与现状分析

新媒体的发展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新的平台,分析了新媒体的特点及其对公民参与的积极意义,探析了新媒体环境中公民参与存在的主体局限、公民责任缺失、公民非理性参与以及政民互动中政府回应力不足等困境,进一步提出消解参与壁垒、建立平衡监管机制、增强政府回应力、引导"意见领袖"等途径,力求改善新媒体环境中公民参与的现状,从而更好地汇聚民智、集中民力。     

马克思公共性视域下的大学生公共精神培养问题探析

马克思公共性思想涵盖了公共性产生的根源、公共性的核心问题、公共性的保障及最终归宿等若干问题,规定了公共精神培养的维度。以马克思公共性思想为指导对大学生进行公共精神培养对其成长为合格的公民、承担社会职责、引领社会风尚、推动社会健康发展都十分有益。     

构建理想的公共领域何以可能--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视角

目前我国公共领域的发展面临如何协调与政治权力关系、内部社会力量间关系的两大难题。培育公共精神是构建理想公共领域的核心,而思想政治教育不断阐发着公共精神内蕴,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就是培育公共精神,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与公共领域的诉求相契合。因此,必须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领域拓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