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仪式治疗的地方经验与文化认同研究——以凉山彝族“斯尔几”仪式为例

文章选取凉山彝族疾病仪式治疗中具有普遍性的"斯尔几"仪式为个案,讨论疾病仪式治疗的地方知识、地方经验与文化认同。该仪式在凉山普遍受到认同,源于彝族独特的疾病信仰与仪式治疗信仰体系。毕摩仪式实践、世传毕摩的文化资本及社区成员长期的经验积累,使"斯尔几"仪式治疗成为彝族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斯尔几"仪式中涉及生态观、人文关怀、文化人格、社会秩序修复等内容对社会和谐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仪式治疗的模式主要由治疗师毕摩、仪式主家、文本、动植物等构成。凉山彝族疾病治疗仪式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让患者获得身体与精神的治疗。     

中国影视艺术中的本土“叙事话语”试探

叙事是一种认知模式,表达模式;叙事是一种生活模式、行为模式,它普遍存在于生活原貌之中;叙事作品是精神产品,叙事话语受社会意识形态所支配.因此,叙述艺术作品中的叙事性和叙述思维中的叙事性、生活中的叙事性是叙事研究的三个重要视角.同时,叙事话语与其他话语有强烈的粘合性,因此,"民间叙事"也真实地置身于诸如"现代性宏大叙事"、"知识分子叙事"等众多话语环境中,它们共同形成今天叙事研究的复杂结构.中国影视艺术植根于中国本土地域文化土壤,是当地人在当地的叙事生活上认知、表达世界的一种模式,影视艺术中的"本土叙事"研究走到今天,更应跳出文学文本的研究领域,在相对微观的本土影视作品中,寻找艺术形态世界中的更多内部规律.     

思维方式与社会文化研究

思维方式是在主体"先赋"的生理基础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与社会文化环境中,通过社会实践、社会交流活 动而建构和形成起来的。本文从文化的角度来揭示思维方式的形成背景,思维方式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思维方 式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     

后现代语境下的阿多诺的现代性哲学

阿多诺认为现代性的困境主要源于启蒙理性对自然和人性的工具性控制,以及同一性思维对偶然的、特殊的东西的压制。他的否定的辩证法,通过对概念思维的不适当性的不断自我反思,来抵制内在于一切概念思维中的同一化的强制力;而他对艺术现代性的探讨,则是寻求新的非压制性的思维和认知模式的尝试。他对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批判,引起了后现代论者的共鸣,而他对新的理性和认知模型的寻求,又有助于我们避免后现代论者某些理论上的失误。因此,他是现代性的批判者,但不是后现代论者。     

试论日语授受表现「てくれる」的文化特征——从日本人的“内”意识谈起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的思维模式、心理倾向、认知特征等都会折射在语言表达上。而充斥于日语表达中的那种委婉含蓄的模式就是构建在话语者思维模式以及认知心理的需求这个平台之上的。"てくれる"是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使用的一种授受关系的表达方式。将研究视点放在日本人的思维模式以及使用心理上,通过对例句的分析、归纳来探讨"てくれる"的文化特征,即,"てくれる"的使用与日本人"内"意识之间的关系。     

中西文化对隐喻的影响

隐喻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一种语言现象和认知模式,它受社会文化背景影响,表现出明显的文化特征。从隐喻与语言、文化、思维密不可分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英汉两种文化中隐喻表达和理解的共性,以及中西文化差异在隐喻中的体现,通过大量的实例指出相似的文化背景会形成相似的隐喻,而不同的文化因素也会映射在隐喻中,进而影响到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     

原始思维与韩少功的“寻根小说”创作

韩少功的寻根小说创作将视野转向处于民间原始状态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现代性语境下西方社会所关注的原始文化和原始思维具有疗救现代性文明病态的效果,而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来说,韩少功的寻根小说创作具有揭示、批判民族根性中的蒙昧性和通过对原始文化形态和思维的表现唤起现代人生命活力的双重价值。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对现代性反思的深入,对韩少功的寻根小说创作的双重价值的关注在不同的时代侧重点会有所不同。     

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现代性成长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中国社会现代性成长的过程。中国社会现代性成长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人五个大的层面,呈现出由被动到主动、由单一到全面、由感性到理性、由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等阶段性特点。中国社会现代性成长存在着成长的不均衡性、三农现代性成长严重滞后、政治体系应对压力的适应能力差、可持续性发展存在的问题突出、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过高、与现代性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文化还没有完全形成等问题。     

现代性视域下的道德困境探究——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谈起

现代性蕴含着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和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两重维度,现代性的道德困境也在这两重维度展开。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对理性主义的强调导致了"道德中立"和"道德无涉"现象的产生,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对感官原则的强调致使"道德情感主义"和"价值个体主义"的出现。理性道德论和德性伦理学分别从理性和德性对现代性道德困境加以分析,但两者都只抓住了真理的一个方面。"规范—德性—德行"的现代性道德体系的建构是对二者的调和与超越,它强调理性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体德性,再由个体德性外化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德行。     

境界之匙:王国维诗学中“观”的进化

王国维诗学中"观"的进化过程,是认识和了解境界范畴和规律的钥匙。以原始的认知模式"观物取象"为起点,到"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审美体验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情、境关系的形成,实现了从自然审美思维启蒙到社会情感文化成熟的跨越。王国维以近代西方个人主义认知论即天才的"观"去改造具有社会情感色彩的古文学物情之"观",彻底改造艺术呈现情感的旧本质。在王国维看来,艺术应呈现"客观纯粹的知识"或宇宙生命的本质状态,由此形成具有现代生命意识的"境界"之"观"。四阶段的"观"是由神道到物情再到个人天才般境界的最大发现。在启蒙现代性的意义上,人生"境界"论具有举足轻重的文化意义,是针对传统文化"沉疴"的一剂猛药。     

文化全球化的现代性诉求及其后果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成为全球化研究的重要维度。文化全球化实质上是全球人共同生活方式的表达,是高度发展的现代性。文化全球化的生成是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全球性扩张的后果。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全球文化呈现出"一元文化"和"多元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并存的文化图景。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所拥有的共同生活体验越来越多,形成了以现代性的文化诉求为核心的单一文化模式;另一方面,地方性的文化体验在彰显自身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寻求与现代性文化诉求相融合的方面,并主动把符合现代性文化诉求的文化理念融入到单一化的文化发展模式中。     

社会风险的整合治理机制与模型建构

在社会风险理论的知识谱系中,主要形成了"现实主义—社会风险"、"制度主义—风险社会"、"建构主义—风险文化"的理论演进"连续统"。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这三大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风险治理的三种模式:基于现实主义的以专家为中心的"工程—技术"模式,基于制度主义的以政治为中心的"组织—制度"模式,基于建构主义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社团—运动"模式。论文在梳理这一知识谱系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和厘定了社会风险治理的流程框架,并结合风险流程三个阶段的治理重点与三种风险治理模式的不同特点,建构了一个系统的、复合的、循环的社会风险整合治理机制模型,以期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挑战。     

积极认知行为治疗的基本方法

积极认知行为治疗以调动患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核心,在治疗师的积极引导下,指导患者自主完成思维记录和自我探索负性情绪对抗行为,并进行认知重建和行为矫正,以达到心理治疗的效果。积极认知行为治疗的操作程序包括四个阶段:首次会谈与诊断评估阶段、自我探索阶段、强化巩固阶段、效果评估和回归社会阶段。而自我探索阶段是整个治疗过程中的核心阶段,主要通过建立在患者问题概念化基础之上的"积极认知行为治疗记录"来分步完成。而六个核心治疗环节依次是:临床访谈、躯体和心理检查、对患者关于积极认知行为治疗表格记录和表中关系要素说明、对抗负性情绪行为模式的自我探索、非理性信念的批判及理性信念的建立、有效对抗负性情绪行为模式的确定和强化巩固。     

一种全球背景下的新文学传统--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审美现代性"论纲

20世纪中国文学以其"文化审美现代性"鲜明地标识着不同于古代文学的根本属性。它置身在新与旧、中与西文化的激烈撞击中,其审美表达有吸纳也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更有抵御,文化表象五彩斑斓,但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它已经于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审美意识形态价值品格,一种认同或超越的"文化审美现代性"传统。在全球背景的烘托下,除20世纪中国文学文本本身内蕴的审美质素外,现代汉语思维框图承载平等、多元、开放、民主、正义、法制等具有全球性的人类思想文化资源,通过20世纪编辑出版行为的"文化平权"实践媒介策略,已经现身在诉求形形色色现代性想象的20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中,突出表现在20世纪女性写作现象里。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这种"文化审美现代性"品格和传统还由于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不断增添新的元素,由20世纪中国文学塑形而成的现代人精神资源如发育公民个体、反殖民反封建专制文化、追求文化平权、倡导民主与科学等等,仍将保留、延续,并依然作为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而令人试目以待。     

中国传统危机文化的脉络、特点及成因分析

危机文化是人们在长期应对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它在现代危机管理中有着重要作用。中国传统危机文化以《易经》为起点,随着传统社会的发展逐渐成熟。它在小农式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受到专制统治的政治因素和宗法制的社会因素影响,并存于儒家"天人感应"的文化内核之中。中国传统危机文化与政治文化、吉祥文化以及物质符号密不可分。     

现代性语境下的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

现代性所带来的全球化将全球和地方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联结起来。我国民族地区在现代性进程中,伴随着文化产业化,既有文化的同质化趋势,也更为强调文化的异质性和独特性。悖论的是,这种异质性的强调,又是采用统一的模式,因而造就了文化差异中的同质化。与此同时,地方面临现代性时,对自我文化的重建,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审视与认定,也必然强化着地方认同和族群身份。现代性是一个多元的体系,民族文化面临现代性时,既需要积极迎接全球文化,避免部落主义;同时也根据地方独特性采取不同的应对模式,使地方话语获得全球性意义。以全球化的视野来思考,以地方性作为行动的根基,这是民族地区在现代性语境下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可行道路。     

印刷媒介的视觉偏向及其美学后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提出"地球村"概念而享誉全球的加拿大媒介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继承西方哲学、美学中的视觉-理性传统,将印刷术与视觉、理性相勾连,创造性地阐明了由印刷媒介所强化的视觉感知偏向对于人类思想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此视觉偏向作用于人类的认知模式,表现为对固定视点、可见性和线性思维的强调;作用于美学领域,表现为印刷时代美学范式——"思想的美学"的形成;具体到文学艺术领域,体现为"透视法"/"视角"(perspective)这一以理性为主导的表征方式在诗歌、绘画和小说中的贯彻与运用,以及随之而来的无韵诗、玄学派诗歌、自然主义绘画以及西方现代小说的兴起。     

西南联大文学研究中的云南文化视角

在当前的西南联大文学研究中,"战争"与"现代性"是研究的两个主要切入口,这自然有其必要的合理性,但也对回答"西南联大文学之所以是西南联大文学"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遮蔽,在这种遮蔽之下,云南文化与西南联大文学之间的关系长期被忽视。西南联大文学是在云南的文化天地中形成并发展的,思考西南联大文学的独特性,云南文化成为必须给予考量的因素。当下研究中对云南文化遮蔽的形成,既反映了学术研究资源的不均,也是研究中一味追求现代性模式所导致的。在现代性的研究模式下,研究者热衷于寻求西南联大作品中的现代性,用时间的差异性遮蔽了空间的文化差异性,这是云南文化缺席西南联大文学研究的根本原因。返回西南联大文学本身的历史境遇,激发研究者的"主体性"是改变这一局面的关键。     

鲁迅想象农民的两极审美认知图景

鲁迅以其对乡土中国的"启蒙主义"观察和童年对中国农村的深刻生命体验,对乡土中国形成了"病中国"与"桃源乐土"的两种不同认知图景,通过审美的方式建构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中国农民形象——愚昧农民与纯朴农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想象和建构中国农民的第一人。鲁迅对乡土中国、中国农民的两极审美认知图式,在文学史上有着重大影响。囿于现代性的思维模式,鲁迅"桃源乐土"之"纯朴农民"的审美形象类型处于遮蔽状态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阐释。     

“社”文化之于“地方”与“地方性”的人类学阐释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社"文化意指土地、土地神及所衍生的一系列文化行为。"社"文化建构了宇宙、天地与人的认知系统,调整着自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通过土地、姓氏、村庙、祠堂等一系列公共象征符号及围绕符号展开的祭祀、庆典等仪式活动形成了特定群体的在地化知识体系和地方感,承载着认知的"地方"与人文的"地方"多重内涵与价值系统,倾向于促进理解而不是推进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