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约束效应的实证研究

现代企业中自由现金流处于经理人控制之下,经理人有机会和动机将资源投入到那些能给自己带来私人收益但损害公司价值的投资项目,如果公司治理机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约束效应,企业将面临过度投资风险.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尚处于不成熟阶段,加之股权结构过于集中,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倾向十分明显.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加并没有使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减少,高额的经理人薪酬也未缓解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状况,而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时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起到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总体而言,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尚未对"过度投资"发挥"实质性"约束作用.     

债务融资硬约束与过度投资治理

以将债务区分为硬约束债务和软约束债务为基础构建理论模型,从预算约束程度差异的角度分析不同债务如公司债券和银行贷款对过度投资治理机制与效应的区别。结论表明：具有硬约束特质的公司债券能够制约公司过度投资,而具软约束特质的银行贷款的控制效应则不确定。基于理论分析,以2007—2011年我国公司债券发行公司为样本检验公司债券发行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并分析了同期间银行贷款和过度投资水平的关系。实证检验支持理论分析的结论：公司债券发行后,公司过度投资水平有所降低并维持在较低水平,银行贷款则未能控制公司过度投资。表明我国硬约束债务融资能够有效发挥债务治理功能,改善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晋升激励、薪酬管制与投资效率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是我国政府促进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制度,但目前政策的干预效果尚未达成明确统一的结论。文章以2009年发布的国企"限薪令"为外生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薪酬管制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管制的实施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现象,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效果则不明显;在加入晋升激励作为调节变量之后,会强化薪酬管制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没有显著变化;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高时,薪酬管制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比行业竞争度低时更加明显,对投资不足的作用没有显著变化。本文得出的结论可以为薪酬管制积极的政策实施效果提供直接证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对新一轮的国企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可转换债券与公司无效投资的双向治理——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是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以迈尔斯(Myers,1977)、斯蒂奇( Siddiqi,2009)和史来弗与魏施尼(Shleifer and Vishny,1989)的分析框架为基础,构建的理论模型着重于分析可转债对公司无效投资行为的双向制约作用.结果表明,可转债能够实现对公司无效投资的双向治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0-2008年阳间我国可转债发行公司为样本对可转债发行与公司投资效率改善之问的关系进行检验,经验证据支持理论模型的推断:可转债能够根据公司上年的无效投资类型调整其治理方向,并始终驱动发行公司的投资行为向最优投资值靠近.这意味着,在保持必要监管的基础上适度放开对于公司使用可转债进行融资的政策限制,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将有助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投资效率.     

融资约束、超额现金持有和投资效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了超额现金持有对非投资效率的因果关系影响,并分别分析了融资约束与超额现金持有的交互作用对企业投资不足、投资过度的影响。经过论证,我们发现:超额现金持有会抑制企业的投资不足;超额现金持有会加剧企业的投资过度;融资约束增强超额现金持有对投资不足的抑制作用;融资约束弱化超额现金持有对投资过度的加剧作用。     

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治理与企业过度投资

以2007-2010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对它的抑制作用。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过度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的企业过度投资。具体来说,公司治理因素中的董事会的独立性、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债权人和政府的干预能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起到抑制作用,但行业竞争强度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投资过度或不足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研究

选择812家沪市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测度每个公司会计稳健性程度,参照投资模型估计出投资过度或不足金额,考察了会计稳健性程度与投资过度或不足之间的关系,结论得出稳健的会计处理方法和政策能促进管理层理性投资、抑制非效率过度投资。     

负债、负债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我国制度背景,利用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负债及负债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相对投资不足行为,国有控股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更为显著,而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这两种行为均较为显著;负债一方面可以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另一方面也使得企业投资不足问题更为严重;短期负债并没有降低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但能够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银行借款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相机治理作用。     

金融生态环境、银行融资与民企投资

基于金融生态环境这一新视角,研究金融生态环境、银行融资和民企投资之间的关系。利用上市民企2006-2010年的经验数据,将民企投资细分为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三种情况分别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三种情况中,银行融资与民企投资过度/投资不足之间存在负/正相关性。并且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公司的过度投资/投资不足与银行融资的相关性会增强。这意味着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有利于公司投融资,进而提高上市民企质量。     

银行借款、商业信用与公司投资行为

运用中国30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1999-2005年的平行面板数据,就其银行借款、商业信用与公司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上银行借款与商业信用均与投资支出负相关,且银行借款与投资的负相关性显著强于商业信用.在引入投资机会集与负债比率的交互项并细分样本之后,发现相对于低成长的公司,高成长公司中商业信用与投资的负相关程度更强,而银行借款与投资的负相关程度在高低成长公司中差异不显著.     

CEO过度自信如何影响公司投资效率---基于会计稳健性的中介效应研究*

投资决策是企业财务决策的核心,如何提高投资效率、降低投资扭曲行为受到各界广泛关注。本文以中国200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CEO过度自信、会计稳健性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在CEO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效率间起中介作用,CEO过度自信会抑制会计稳健性,进而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CEO过度自信的中介效应仅存在于投资过度企业以及高成长性企业中,对投资不足企业不显著。本文亦从企业和监管机构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公司治理结构的控制权机制与经营者激励约束

本文阐述了公司治理结构中控制权对经营者激励约束的作用机制,认为在我国经营者的控制权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更具有根本的决定意义,并对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     

人力资本投资、沉淀成本与制度设计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时沉淀成本十分普遍,仅仅依靠市场制度实现经济价值并非最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采取其他非市场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补偿沉淀成本。否则,因沉淀成本的存在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后果:第一,因沉淀成本导致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第二,因沉淀成本导致人力资本既不增加投资也不减少投资,仅仅处于维持现况;第三,因沉淀成本导致人力资本投资过度,产生路径依赖。因此,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投资成本回收,尽量避免出现沉淀成本,不至于影响人力资本再生产过程,这是我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最根本的出发点。     

大股东资金占用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受到政府政策影响,国内融资环境持续收紧,导致上市公司资金占用问题越发严重。文章采用2006年至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两类资金占用问题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经营性资金占用水平越高,投资过度现象越严重;企业集团会加剧经营性资金占用对投资过度的影响;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水平越高,投资不足现象越严重;企业集团会减弱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上述研究结论表明,资金占用会以不同形式影响企业投资效率,企业集团的存在会进一步影响上述关系。最后,文章提出一些优化企业治理和投资决策的建议。     

债务约束、管理层过度自信与投资效率

从行为金融学理论出发,以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管理层过度自信和债务约束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两者共同对投资效率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管理层过度自信程度越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越低;企业的债务约束强度越大,对投资效率的削弱作用越明显;在债务约束程度不断增强时,管理层过度自信对投资效率的反向作用得到抑制,反映债权人对管理层发挥一定的外部监管作用。文章的研究结果可以为企业及相关监管部门提供一定的借鉴。     

股权分置改革、两权分离与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

我国实行股权分置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该文基于Richardson(2006)方法,以2006年完成股改的公司为对象,以其股改前后三年(2004-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变化,以从公司投资的角度检验股改的成效。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降低了公司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抑制了两权分离对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的影响,而且股改的这一效果在非国有公司中更加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股权分置改革通过改善公司治理降低了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抑制了两权分离对过度投资的影响。     

审计质量、终极控制人与投资效率

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际数据,借鉴Richardson的研究模型,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审计监督质量的改善是否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研究结果发现,审计质量的改善能够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不仅不同产权特征的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损失的类型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审计监督质量的改善对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也与公司的产权特征密切相关。按照地方政府控制、中央政府控制、国有企业集团控制和民营上市公司的排序,高质量审计监督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逐渐加强。     

政府干预、政治联系与民营上市公司投资

本文以2004～2006年中国沪深两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政府干预、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地地方政府、中央企业和异地地方政府对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活动没有显著影响。当地地方政府干预对民营上市公司投资不足没有显著影响,而中央企业和异地地方政府对民营上市公司投资不足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中央企业和异地地方政府可以作为制度的替代机制保护民营上市公司不受当地政府干预的影响。     

股权性质 、两权分离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以我国2004-200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参照Vogt投资研究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而且相比非国有控制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更为严重;现金流权比例的增加和两权分离程度的降低能够对企业过度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且相比非国有控股公司,这种抑制作用在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表现更为明显。     

行政干预、晋升激励与过度投资

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运用2013—2018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多种实证模型,探讨了国有企业高管的晋升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可以有效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进行过度投资。进一步地,将行政干预作为调节变量进行检验后发现,在较强的行政干预下,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然而,当行政干预程度较弱时,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以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我国国有企业发展与政治晋升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从国企高管的角度来看,获得政治晋升比薪酬激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并且其对于国企投资效率的优化也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