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空间视角下“淘宝村”的生计模式转型研究

通过对江苏省徐州市东风村的田野调查发现,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村落社会空间迅速变迁与重构并极具特色,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生活空间的变革,形成前店后厂式的新型居住空间;商业空间的出现与发展;生产空间的扩大,专业工业园区的建立与完善;“网络+实体”的产销模式造就多元的产业空间。究其原因,生计模式的转型是促成乡村社会空间变迁的主要因素。在互联网经济的影响下,新的生计模式呈现出自发性、多元性与科技性的特点。社会空间的变迁与生计模式的转型不是单一的互为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关联。一方面,生计模式的转型促进了村落空间的变迁,另一方面,社会空间的变迁也为了适应生计模式的转型而不断做出调整。从现阶段的发展结果来看,村落社会空间为淘宝村实现生计模式的转型提供了可能,同时生计模式的转型促使村落社会空间走向多元发展。     

村落终结视角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村落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以河南Z村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从村落终结的视角出发,以村落社会交往与村落权利的重构两方面为抓手,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村落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结论认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社交中心普遍出现外移现象,已经超出农村"熟人社会"的范围,促使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序格局"被打破,并且他们主动参与村落权利的建构过程,表现出更多的政治热情和对现代民主观念的践行。可以说农民工返乡创业既加速了中国小农经济的解体和传统农民的分化,也是实现农民自身终结与村落终结及城乡一体化的重大契机。     

社会转型时期回族家庭文化变迁问题研究

本文以社会转型时期回族家庭文化变迁为研究视角,探析了回族家庭文化模式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演变过程,以及家庭文化变迁对回族妇女地位的影响。认为回族家庭文化变迁是回族传统社会中家、族、国同构格局下的延伸与发展。     

从建筑现象看民族传统村落文化的迷失与“回归”——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

影响传统村落建筑演变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并非村落村民对私人或者公共活动空间的追求,而是取决于传统村落文化的变迁。贵州肇兴侗寨建筑从"木质结构"到"方盒子式水泥结构",再到"下砖上木"或者"外木内砖"的二元制结构的变迁路径,深刻揭示出建筑背后所隐藏着的现代城市文化与传统村落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其中不仅牵涉肇兴侗寨村民对其传统村落文化排斥与迷失,以及对城市文化的向往与追求,暗含肇兴侗寨村民、当地政府、游客等多方利益与文化诉求的博弈和互动,还关乎在旅游资源商业化的背景下民族传统村落文化原生态保护问题。基于此,该文认为应该通过控制过度商业化的发展态势、将特质文化保护区与居住区相分离、产权置换等方式,寻求民族传统村落文化的"回归"。     

从“重商”看回族的“文化认同”

回族先民自唐代进入中国以来,便面临着如何与儒家文化相互调适的问题。面对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回族毅然选择了经商作为生存和发展的支撑点。在历史变迁中,商业活动伴随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并发展成为回族社会的传统和优势,从回族重商传统的形成和原因来看,"重商"促进了回族对汉文化的认同。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与村民集体行动:村落治理结构转换的路径及逻辑——基于赣南G村道路修建事件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及村民集体行动作为我国村落治理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了村落治理结构的变迁。通过对G村道路修建的"事件—过程"分析发现,后税费时代村落治理结构经历了从内生性治理到动员性治理再到脱嵌化治理的结构性变迁。在内生性治理时期,村落治理需要外部权威的裁决才能保障村落内部秩序的平衡,村落总体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而在村落利益分化的背景下,由于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日益衰减,村落治理需要依靠软磨硬泡为代表的软强制的动员才能实现;而到了脱嵌化治理时期,村落社会需要依托经济精英领导的理事会来维持村落共同体的运转。G村村落治理结构的转换体现了"规划性变迁"的农村治理逻辑,村落治理日益呈现结构离散化的特性。在当前村落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需要通过政府扶持村落社会来抵御市场的冲击,重构"互动共治"的村落治理结构。     

宴席“十三花”与回族社会文化的意义构造——来自甘南藏区郎木寺的调查报告

在甘南藏区郎木寺的回族村落,长期以来流传着一种名为"十三花"的宴席,具有较丰富的社会与象征意义。"十三花"作为一种地方性的回族饮食传统,承载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功能,在各种仪式活动中,"十三花"成为回族乡土社会文化传承的场域,通过对乡土秩序的展演,地方性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关系得到重温和强化,社会网络和文化意义得以构造。     

羌族传统村落类型的划分与思考

羌族传统村落的划分标准不同,按其主要职能可分为农牧型、旅游型和复合型,按其规模则有大型村落、中等村落、小型村落之分,按等级可划分为国家级、省级和普通羌族传统村落三种。结果显示:规模大、等级高的村落往往是以复合型与旅游型为主的国家级传统村落;规模与等级中等的村落多为省级传统村落;而规模小、等级低的村落则多是单纯以传统农业或牧业经营为主要生计的普通村落。实现对羌族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传承和利用,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大对更多普通羌族传统村落发展的思考与力度。     

少数民族现代化与赫哲族农户生计转型：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对一个赫哲族社区农户生计方式变迁的田野调查发现，由于逐步卷入近代以来特别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现代化浪潮，延续了千百年的赫哲族传统渔猎经济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生计方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与此同时，随着融入现代社会的进程，为这一古老民族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项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扶持项目，赫哲族农户开启以现代种植业为主的生计转型。     

试论国家行为在回族社区形成中的作用——以云南昭通为例

回族村落社区的历史和群体的发展历程与整个社会及其变迁相联系，与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相联系。国家行为在昭通回族社区的形成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屯垦点、站赤（驿站）和急递铺的设立与昭通回族社区和清真寺的建立之间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国家行为和民间社会处于不断的互动与调适之中。     

城市回族社区社会关系变迁研究——以河南开封顺河回族区清平街道为例

社会关系变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显见的现象之一.城市民族区社会关系的变迁更深深地印上了时代的痕迹.顺河回族区回族社会关系的变迁主要表现在家庭关系、社会组织关系及民族关系上.为了适应不断变迁的社会关系,当地基层政府在处理问题时一定要注意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回族同胞更应当尊崇生活理性的选择,重塑其传统社会关系的现代品质.     

民国时期回族农业经济概述

民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回族整体科技文化素质提高,在回族农民的辛勤劳动下,回民新开垦耕地面积日益扩大,居住村落不断增多,加上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新型农场的创办,推动了回族经济的新发展.     

村落商业经济的变迁及其意蕴——以义乌小商品市场发源地的一个村落为个案

文章以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发源地的后乐村为个案,考察了建国50年来村落商业经济变迁的历史过程,并根据其呈现的"地方性知识",对一系列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观点作出了反思.指出村落商业在农村现代性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村落场域拥有形成和发展商业的内源力,村落的现代化进程遵循着特殊的发展轨迹,测评村落现代化水平应有自身的特殊指标.     

多元文化视域中的回族商人——以20世纪初甘肃临潭回族商业实践为例

洮商即临潭回族商人,是近代中国商业群体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中,他们依托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接地带的特殊位置,发挥重商传统优势,充当边地藏族与内地汉族之间商品交换的"中间人"角色。20世纪初,以皮毛贸易为带动的临潭回族商业发展繁盛,回族商人在经营方式、经营种类等方面形成了适宜自身发展实际的商业活动特点,成为西部商品流通贸易的主力军。回族中间商沟通内地与藏区的商业活动,有效地加强了汉、藏、回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互补、文化沟通和心理联系。     

西部农村回族学校教育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两个村落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两个不同村落的回族学校教育现状的比较研究发现,同一族群内部的学校教育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生计模式、族群间的互动、教育结果以及社区资源是影响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重要因素.     

民俗传统与乡村振兴

民俗传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民俗传统包含生态、生计、社会、信仰与道德伦理及村落文艺等五大类型。村落民俗传统助力乡村振兴有七大途径:利用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重建乡村精神传统;运用乡规民约之乡村自治传统,实现乡村德治、法治、自治的三治合一;传扬乡贤文化,发挥乡贤与民间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带动和组织作用;以村落节庆、人生仪式传统,增强乡村人际互动,传承与增进乡风文明;以村落口头传统、乡土表演艺术,讲好村落故事;从传统村落与环境协调的生态利用经验中,提炼民俗智慧,为当代村落布局、环境治理等提出对策性的研究意见;发掘村落生计资源,以地方物产、地方特色手艺来助力乡村生产。民俗文化传统助力乡村振兴主要有三大原则:保持和传承乡村民俗文化的品质特性,不能简单地将城市文化移到乡村;对一些乡村的村落传统应该有选择性地传承;要充分重视人、地、物有机复合,强调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产业业态三态并重的整体复兴。     

传统文化村落乡村振兴路径的实践与启示

周礼村落二十多年乡村振兴的历程,对于研究传统村落的乡村振兴路径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周礼村落以周文化为依托,大力发展民俗旅游,继而推动经济社会变迁的实践,给传统村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宝贵启示。要解决好当今乡村振兴的现实问题,必须要依靠政府、市场、文化和社会四重力量协同推进来实现。     

西南民族地区农民生计方式的变迁与演进——基于乌江流域穿青人的视角

基于对乌江流域穿青人的深度访谈和实地考察,发现穿青人地区在历史上属于西南地区典型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重视农耕,注重农作,不离农土是其主要特征。当前穿青人的生计方式主要呈现四个特点:打工生计改变家乡面貌,农耕生计勉强养家糊口,经商生计小富即安,手艺生计贴补家用。但经过数百年的变迁,穿青人农民生计方式呈现从"生存型"生计向"发展型"生计转变、从"农耕型"生计向"多元型"生计转变、从"封闭型"生计向"开放型"生计转变的演变趋势。     

民族地区“三农”发展转型、问题转变与治理转换——基于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比较分析

民族地区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对比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逐步实现了从"生存型农业、传统乡村、温饱生活"向"市场型农业、社区型农村、小康生活"的转型,民族地区"三农"问题从"农业投入不足、农民普遍贫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转变为"农业生态退化、农民生计脆弱、农村治理有效性不足"。因此,政府应调整"三农"问题整体治理思路,实现农业生态退化问题合作治理、农民生计脆弱问题社会化治理和农村治理有效性不足问题法治化治理,全力推动民族地区"三农"现代化发展。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徽州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性历史文化信息，是多元主体进行生产活动、建立社会关系的高度聚合体。以黄山市L村为例，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介入，在类型化主体要素和公共事务的基础上，解析不同历史时期徽州传统村落行动者网络构成及其转译过程，探讨治理共同体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自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徽州传统村落经历了从血缘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再到市场共同体的治理变迁；关键行动者由宗族组织转向县政府，吸引新的行动者加入的同时，推动自身与其他行动者角色的转换。自组织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传统文化复兴的内生动力和政策引导、资本推动、多元参与的外源动力联合驱动了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