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道的融合与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是地主阶级为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融合儒、佛、道思想而拼凑起来的新儒学。它系统地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剖析和批判程朱理学,对于认清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反动实质,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流毒,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孔子关于礼的认识

孔子的政治学说在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发展的历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对于后世政治学说的发展和统治阶级政治实践的影响是巨大深远的。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在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历史过程中,以孔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儒家政治学说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确立为正统思想。鸦片战争以来以孔学为灵魂的“中学”也一度顽强地维持着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一     

敢对儒学热说“不”

这几年来,“儒学复兴”已成为一种时髦,如一位有识之士所说的:儒学先师孔丘“越来越成为一位现代人物;一年比一年规格提高的祭孔,要人、闻人们鞠躬如也,表明了他地位的重要。孔学或曰儒学,又被一些人抬到了吓人的高度。从儒家的经典中,有人不但找到了构遣现代物质文明的要素,还找到了构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石,好像儒学倒不是以别的什么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的思想意识。”儒学不仅被当作包医百病的祖传秘方,而且儒学的伦理主义之类更被说成是“拯救人类”的唯     

新儒学的嬗变与明清小说的发展

人类创造了历史,历史给人类带来了文明。当我们的祖先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时候,在我国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仁德政治”、“君臣、父子、夫妇”的重伦理传统的理性主义儒学。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儒学在我国思想领域内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我国的道家思想已逐渐摆脱原始的天真狂热和巫术野蛮而沉淀为“理性形式”,成为人们平衡心理、满足缺感的宗教思想。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人的思想又为之一变,其“心性”学说使它向现实的人生靠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儒、道学     

论洛学对儒学文化的新发展

洛学是北宋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创立的学派，它以儒为宗，批判地汲取佛道中的哲理，建立了新的儒学体系，创造性地宏扬中国传统的人本思想。洛学认为，人的特点在于人的理性，“人只要存个性理”，提倡“民可明也，不可愚也”的文化启蒙，重视“修学校、尊师儒”的文化教育，不赞成“尊君太过”而体现“民为邦本”的观念。它还坚持以义理解释儒经的看法，哲学上提出“格物穷理”、“理一分殊”、“无独有对”、“动静相因”等命题，对儒学文化的新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个学派，又宣称“礼即是理也”，它用哲理的形式论证封建等级制的天然合理存在，强化礼教统治，给后世带来严重危害。故对洛学在历史上的积极和消极的作用，应有正确的评价。     

孟子与韩愈的论辩艺术浅析

孟子与韩愈是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孟子素有“亚圣”之称,他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韩愈则是新儒学的中兴者.张清华先生在1993年4月20日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韩愈以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韩愈是复兴孔孟儒学传统的倡导者和奠基者,相当大程度上规范了唐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一代巨儒,孟子与韩愈不仅“道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传授手段即论辩艺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孟子处在战国中期这个“争于气力”的大变革的时代,他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极度不满,力图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来改造社会,他终身为此而奔波,他曾雄心勃勃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为描绘自己理想的社会图景,他周游列国,不辞口舌之劳,以“善辨”名闻天下.     

孔子思想是春秋时期自由民思想的卓越代表

先要说明一点:本文是谈孔子思想,并不是谈儒家思想。孔子思想与后世所谓“儒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必须分清。 儒家思想(或曰儒学)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孔子时代已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到了后世,历代有些优秀的思想家弘扬了孔子思想的积极方面,构成了儒学的精华,在     

孔学评议的今昔观

孔学,也就是孔子的学术思想。但孔子死后,其后学便分出了许多流派,正如《韩非子·显学篇》中所说的,“自孔子之死也”,“儒分为八”。到了战国时期,继承并发展了孔学的,又有孟轲和荀卿。由于流派的不同,自然各派间的学术思想既有共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即如对人性的看法,孟主“性善”,而荀则主“性恶”,然而到后来,凡是宗法孔子之学的,统统标之为儒学。     

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本文从“儒辨”、“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对“儒”、“儒家”、“儒学”、“儒生”等概念进行了系统界说,对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及其坎坷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具体分析。文章指出,儒学传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易》学为主流的《易》文化传统;同时,还指出了这种文化传统的诸多特色和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文章还论证了孔子对中国《易》文化传统的理论贡献。     

探析民国前期泰山神民间信仰的特点

泰山神民间信仰是普通民众对泰山上一切神灵的信仰,它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是一种经久不衰的现象,而且始终受到国家意志的影响——因帝王封禅、祭祀泰山,形成了帝王赐封的“东岳天齐大生仁圣帝”和“天仙圣母碧霞元君”主宰泰山;因儒学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信仰在泰山民间信仰中居于指导思想的地位。民国终结了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泰山神民间信仰在皇家祭典随封建帝制灭亡而结束后,呈现了新的特点,既体现了其在封建社会衰亡后的无序,又有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兼论"焚书坑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学、儒生、儒籍处于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儒家学派更注重于器物层面上的发挥,表现出实用功利性的特征,发生了从儒学到儒术、儒士到儒生、儒籍到儒经、民学到官学的四大转变。这种转变自现实层面来说,仍然缺乏封建帝王实现治平的实践模式,只是发挥了教化和缘饰的作用。自儒学自身发展而言,偏离“道”而求延续的生存方式提升了其学说的地位,使儒学资源在两汉时期得到全面整合,并初步探索了与其他学派融合的途径。     

论梁漱溟新儒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辨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腐儒”的话语流变与中国儒学转向

周秦鼎革之际，诸子学派的“非儒”之争与贵族们质疑“儒效”同构了“腐儒”话语生成的思想场域。为建立健康的学政关系，荀子强调“君子必辩”，着力清理屈尊于势的参政儒人，于当时建构出“腐儒”原型以供学术批判。进入帝制时代，“腐儒”话语政治化，经由官方建构出新的话语霸权，逼迫着儒学两度转向：一是从“进取”转向“守成”；二是将先儒的道德哲学调适成一份廉政学说，率以维护帝国行政安全为首任。伴随着近代治权危机，“腐儒误国”之论鹊起，它又大体折射出人文与科技、东方与西方文明对话的多重冲突。全球民主化进程中，资本与市场的双重渗透既催生出真正的腐败之儒，又将下层儒学庸俗化为“腐蚀”大众的工具。总之，一部围绕“腐儒”的汉语概念流变史，既刻记下古代儒学应对治权变迁的跌宕起伏及思想得失，又映照出近现代儒学的发展困境与选择偏向，能从一个侧面深化认知中国儒学史。     

刘勰的儒学思想并非古文一派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的思想,笔者是用“以佛统儒,佛儒合一”这八个字来概括的。这是在说明:笔者承认刘勰有儒学思想,并不是象有人所认为的,说刘勰的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就是贬低刘勰。笔者认为:刘勰的儒学思想和他的佛教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的关系。这个“以佛统儒,佛儒合一”的关系的理论根据,是他在《灭惑论》中所阐述的“佛之至也……是以一音演法,殊译共解;一乘敷教,异经同归;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这样的思想。也就是《文心雕龙》中“道(佛)沿圣(孔)以垂文(儒     

中国古代兵儒的对立与交融

兵学和儒学同产生于先秦时代。兵学伴随频繁战事应运而生,儒学在诸子百家纷争中取得独尊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兵儒从矛盾对峙,逐渐走向相互融合,儒家的“义战”、民本等思想深入渗透至兵学之中,兵儒交融对兵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亚儒学之基本问题

东亚各国的儒学研究倾向于围绕本国所受影响范围进行展开。可是,单单以各国儒学为基轴而扩展的研究是不充分的,还需要从一开始就跟进把握东亚儒学的整体状况。因此有必要存在两种儒学史。一种是以各国为基轴的儒学史,另一种则是一开始便着眼于东亚全体来书写的儒学史。各地的儒学深受中国的影响,即从中国单向地传往各地,而非相互交流影响。各地的儒学之所以独立性强,是受到了各地域国家意识较强的影响。而儒学的“天下”本来是指世界整体,并非某一个国家。在日本有言论称日本为“天下”,把日本看作一个世界,即各个国家是一个个不同的世界,而这多个世界又包含在以中国为中轴的大世界当中。在这里各个国家处于“生态隔离”状态。儒学使用的概念能够包含多样的内容,各国才能利用它的特性来构筑本国特有的思想。日本特有的思想感受性能够获得表达方式,是以中国儒学为基础才得以实现的。值得重视的是,在东亚地区,儒学是基础素养,儒学形成了文化知识的共同基础。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是：首先,通过系统理论地说明东亚儒学的历史存在意义,使之与西欧思想相对化;其次,要系统理论地说明儒学在多样社会中具有明确的存在意义。     

汉代中前期的政治结构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意义

汉初到汉代中期政治结构的变迁,为汉代中期“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思想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所谓霸王道杂之,即在统治思想上儒、法并用,其实质是以法制为内核而“缘饰以儒术”。它既从思想上强调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又从行政运作上兼顾依法行政原则。这一国策实施的结果是使政治清明、政治通道通畅、统治思想得以理顺。     

现代化的儒家回应:梁漱溟的新儒学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于当今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构也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梁漱溟“新孔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新孔学”以复兴儒学为归趣，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本文着重指出，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新孔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郑板桥的美学思想

郑板桥从未专门谈论过他的美学思想,零散所见,确有些不成系统。不过,透过其时文、诗词、书画题跋,察其对自然、对社会、对艺术的态度和看法,又确实有着他的一以贯之的美学见解,这就是“各适其天,斯为大快。”郑板桥适逢清王朝政权日趋巩固,正在走向所谓“乾嘉盛世”的时期。这时,传统的宋明理学仍旧是封建统治者极力提倡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思想视封建阶级的“三纲五常”为天理,迫求人们“存天理,遏人欲,”反映在社会和艺术的理想上,就是要求人们把封建统治者的政治伦理纲常作为社会美善与艺术美善的规范和准绳。这实质是一种禁锢个性、逆乎自然的封建理性主义,带有明显的有碍社会进步和艺术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