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大历诗风的回归与《极玄集》

大和时期 ,文宗尊儒教 ,修经义 ,务实抑华 ,力矫浮薄士风。在诗歌创作上 ,喜大历 ,重清峻 ,排浮艳。而甘露之变后 ,士心的苦闷哀伤与安史之乱后大历士人消沉的心态也正相一致 ,大历诗人再次遇见知音。《极玄集》的出现 ,标志着晚唐诗风回归大历时代的到来     

安史之乱与唐代诗风的嬗变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随着国运和世道的衰变,文人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变化,作品的风格也相应发生了改变.解读安史之乱时期诗坛代表性诗人的作品即可明显地感受到这一时期诗风的演变:诗人的写作心态由张扬转为内敛,情调由畅朗趋向低沉,构思由感性渐趋理性,意境由浑然渐现破碎.经过安史之乱,大唐诗风渐渐失去了盛唐时代特有的壮大的气势、浑朴的意境、飞扬的神采,转而走向纤细、新巧、淡秀、清冷的大历诗风.     

由皎然与高仲武对江南诗人的评论看大历贞元诗风之变

《中兴间气集》与《诗式》先后出现于京城与江南两个地区 ,两书对江南诗人创作不同的评价正反映大历至贞元初诗风的变化 ,表明地方性诗风已上升为主流诗风。高氏的评论是对大历京城诗风的总结 ,是对王、孟清雅范式的传承。皎然诗论及江南诗风就是对已近于僵化的这一诗歌模式的解脱 ,内容上多奇景怪事 ;在语言风格上 ,以口语素词洗脱前期精丽典雅的“时俗”之调。这一变化对中唐诗歌的发展影响甚大。     

《大历诗风》的诗学话语与文体意义

蒋寅的《大历诗风》①,其突出的学术意义在于它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大历诗歌的专著,也是国内第一部综合性地研究一个诗史时段的著作。文学史上有一种很习见的现象,一个人的处女作往往就是其代表作。蒋寅的《大历诗风》在     

《二十四诗品》之纤秾、绮丽及其与王维诗风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二十四诗品》与王维诗风的关系予以了肯定,但具体的分析论证却还是很不够的。《二十四诗品》中的《纤秾》、《绮丽》以及它们与王维诗风的关系是:《纤秾》、《绮丽》较为清楚地反映了王维诗风的一些重要特征,王维诗风是纤秾、绮丽在诗歌实践方面的主要代表,《二十四诗品》的确与王维诗风有着密切的关系。     

禅宗对王维山水诗的艺术表现之影响

佛教禅宗在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本文从作品构思、描写手法和艺术表现三方面探讨了禅宗对素有“诗佛”之称的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山水诗的艺术表现之影响 :王维在作品构思上的静默观照与沉思冥想、动静结合的描写 ,表达的自然、凝炼、含蓄之中无不渗透着禅宗的气息 ,其间也写出了王维徜徉于宁静、优美的山水田园之间洋溢于心中的纯净的喜悦。     

从韩翃诗歌中地名看大历诗风的繁富趋向

大历以后,唐王朝开始由极盛而走向衰败,使得这时期的诗风整体呈现出一种气骨顿衰的新趋势。但是,也并非所有的诗歌都是如此。比如韩翃的很多诗歌就具有浓厚的装饰风格,这使得他与大历十才子迥然不同,成为一位风格独特的诗人。笔者试从韩翃诗歌中所涉及的大量具有形象美的地名着手,来分析韩翃诗歌繁富的特点,从而进一步探讨大历诗风的繁富趋向形成的原因。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色彩审美

每个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采用多种艺术手法以表现主体心境的复杂情味.以格式塔心理学原理审视之,则其中的每种艺术手法,依然带着整体意味,具有独立性和创造性功能.王维山水田园诗艺术表现之一的色彩艺术即如此.作为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表现手法以其特有的色相、秩序、节奏,融人诗人最深的心灵隐秘,在悠然、静美的冥想中,完成其特有的精神体悟.画史上的王维不仅以"水黑最为上",也善着色山水.     

禅境与诗境:王维、苏轼禅味诗审美差异及其文化意义

王维、苏轼在诗中运用禅理去参悟事理的方式上有巨大差异。王维融宗教体验和审美体验于一体,而苏轼则是将佛学体悟与个人经历紧密结合为一体。之所以形成这种差异,一方面是唐宋不同的学术思想潮流,另一方面则与各人对从尘世解脱出去的方式认知有关。     

自然性情的迂回归返 --从王维到苏轼

中国诗歌史上,就儒道释三家与自然山水的亲和程度考稽,当以释家为深,道家次之,儒家又次之.自魏晋诗人"置心天人之际,抗身烟霞之间”始,到王维"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直到诉诸"才学”、"文字”、"议论”的苏轼止,其诗作之所以仍令千载以下的读者动心、动容,就在于其合乎"本心”"本体”的自然和传达、表现得自然.王维与自然的"同一”状态,与自然"打成一片”的圆融浑整,成为一种范本,追攀者认真的"炼饰”、"必须用力”的结果,是后期唐诗的日益人造化.苏轼的"用力”甚或"费力”,则从整体上转换了方式,其善喻、长于状物,亦成为回归自然的有效手段.因而苏诗之于王诗,是一种"诗心”的回归,一种自然性情的迂回归返,所谓"善学唐者莫过于宋”,也正基于此.     

试论苏轼绝句艺术风格

初唐绝句萌芽形成,中唐繁荣,晚唐至宋初基本定型,不同时期的绝句呈现不同的特色。苏轼是继宋代欧阳修、王安石后大量创作绝句的诗人。他的绝句在宋代自成一体,自具特色。苏轼创作的绝句数量众多且绝句艺术风格多样,表现手法多异,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现就苏轼绝句创作的艺术手法和特征进行探析。     

洪州禅与大历江南诗人的诗歌创作

由于洪州禅的影响,唐代皎然等大历江南诗人的诗风与王孟诗派渐行渐远,他们注重作者的主观感受,形成"万象由心出"的风格,体现了向元和诗风的转变。     

试论魏晋南北朝诗序的文体演进

作为一种文体，序产生于两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序文的数量及类型更为丰富，并在文体特征、表现形式等方面呈现出与两汉不同的面貌，成为一种具有文学性的独立文体。这一发展变化的关键，是由于别开生面的宴集诗序的出现。诗序出现于汉魏之际，成熟于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诗序篇幅加长，独立成文，内容上不再局限于叙述说明写作缘起等，而往往借题发挥，自抒胸臆。魏晋南北朝文学性浓厚的诗序不仅丰富了序文创作，也直接促进了唐代赠序的产生。     

郭沫若翻译活动对其早期新诗创作之影响——以郭氏自述为考察视角

留学日本给郭沫若提供了大量阅读并翻译外国诗歌得天独厚的环境，也开启并深刻影响了其新诗创作之路。以郭沫若的自述为考察视角，以其译诗和新诗为观照文本，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厘清郭沫若新诗创作中那些来自外国诗人及诗作的影响因子：形式方面，郭沫若实践了自由诗体但也有民族化成分的保留，并主要使用了白话语言；内容方面，郭沫若在情调和思想上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成分。     

古诗:阿阁宫闱背景下的情话——以曹植为中心

《西北有高楼》的"阿阁",乃为后汉宫殿名称,"明帝御阿阁士众"的记载,更证明阿阁是宫廷政治场所。元代《河南志》中同时提到了魏晋宫城中的"芙蓉殿"和"灵芝池",证明了此前的系列相关文章所论证的甄后对芙蓉、灵芝的喜爱,而芙蓉就是甄后的代称。故此,古诗的大部分篇章,应为曹植和甄后所作。     

论建安诗人个体人格之重建：－建安时期诗歌创作的时代风格之形成研究之一

建安时期皇权和儒学两大权威的失落,儒衰道长的思想学术倾向,理想之幻灭与信仰之危机,乱世对生命的压抑和摧残,成为建安诗人个体人格重建之主要动因.建安诗人群体生命价值体系的轴心明显偏向"自我",心灵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个体人格的构建及自觉以任性、达情与尚才为表现形式,共同构成了建安诗人个体人格重建之特质.     

论汪立三钢琴套曲《他山集》的旋律创作手法

以汪立三钢琴套曲《他山集》为对象 ,对其富于创新的旋律创作手法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着重从独特的旋律陈述方式、附加音的运用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剖析 ,充分领悟这部作品独特的民族化风格 ,以期对钢琴教学及演奏有所启迪     

论元嘉作家的骚体句式

两方面的因素促成元嘉作家骚体句式运用由《离骚》型向《九歌》型转移。首先,理性思维在作家思想中的上升推动文学观念的进步,他们要求文学精细深刻,富于规范美。其次,作家在士族文化影响下,主体心态日趋倾向纤柔。这两点导致元嘉作家偏爱形式对称稳定、描写细致、表情深婉的《九歌》型句式,促进骚体句式的艺术表现整体上发生转移。此外,元嘉作家有意识提高骚体句式地位,并用它改造某些文体,使之获得更大的应用范围。     

略论王阳明对明代散文流派演变之影响——从王阳明的狂狷意识、散文理论和创作特色谈起

明代中后期,尤其是秦汉派形成以后,散文流派演变加剧,带动了明文的健康发展。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思想家、散文家王阳明的出现。所谓流派演变,涉及散文家革新意识的形成,以及散文艺术精神、艺术风格和语言特色的转换,王阳明正是以其特有的心学理论、散文主张和散文作品,对它们起了催生、导向和示范的作用。     

元和后期诗风之变与<御览诗>

元和后期 ,随着宪宗前期清明政治的逆转 ,元、白针贬时弊 ,关注现实的“新乐府”诗失去存在的现实依托。在历经理想破灭、仕途坎坷的痛苦后 ,元和士人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儒士的兼济情怀遭到严重摧抑。迷惘、失落中 ,他们普遍回归自我 ,在艳情或闲适中安顿心灵 ,寻求安慰 ,六朝诗风再次受到青睐。《御览诗》的编集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士人心态和审美趣味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