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王经》的西夏译本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实际上分属两个不同的译本,即11世纪的初译本和12世纪的校译本,后者在1194年由智能法师奉罗太后敕命校订并在纪念仁宗的法会上散施。本文首次公布了校译本的一则发愿文和一则题记,加以汉译和注释,并且通过不同译本的对勘展示了校译的细节。     

《黄石公三略》西夏译本正文的文献特征

本文对迄今尚无学者做过专门研究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黄石公三略》西夏译本正文的文献性质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它所据的汉文底本既不是当时官定的《武经七书》本,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宋以前的古本,而是与《武经七书》本和古本均有联系的本子,但与古本的契合程度更高。这种内容上的双重性反映了该版本在《三略》的流变史上处于从古本向以《武经七书》本为代表的今本过渡的位置。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题记译考

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 7册佛经是西夏僧人直接从藏文本翻译成西夏文的 ,每册佛经卷首题记记载了这些佛经的著者、传者、译者及其称号。本文对这些题记进行了详细的释读 ,所涉及的吐蕃人名尽可能检索到其在藏文文献中的对应名字 ,涉及的称号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阐释。从而认为 ,西夏人在翻译吐蕃人名时采用音译或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 ,同时认为其中几册佛经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僧人的著作 ,它们均是西夏后期由吐蕃僧人传入西夏的。     

西夏藏传佛教文献周慧海译本述略

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及<如来一切之百字要论>等佛经均由西夏功德司司副周慧海所译.这几部佛经的翻译底本,据笔者初步判断,皆由藏文本翻译而成,并非如此前学者提出的译自梵文本.其中,前3部佛经相应的汉文本、藏文本分别在黑水城文献、云居寺得以保存,以此两种文本为对勘材料的西夏文本解读不仅于西夏语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透过语言事实重审西夏文佛经翻译的源流问题.     

西夏文《杂字》研究

《杂字》是西夏王朝时西夏人自己编纂的字典之一。有西夏文及汉文两个文本。本文对《杂字》的来历及文本做了简要介绍，对两个文本做了相互比较，对西夏文《杂字》的特点及反映出的问题做了深入研究。文章最后还附有《杂字》的西夏文与汉文对照表。     

西夏《天盛律令》的历史文献价值

《天盛律令》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 (1149 年~1169 年) 颁行的一部法典, 全称《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共20卷, 150门, 1461条。这部法典包括刑法、诉讼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 多方位地反映了西夏社会生活, 为研究西夏社会历史弥足珍贵的资料, 因此一经公布, 立即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迄今已有数篇文章对该律令的文献价值进行介绍与研究, 最重要的是史金波先生的《西夏天盛律令及其法律文献价值》。②本文在此基础上, 主要讨论《天盛律令》的历史文献价值。     

西夏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乃至整个西夏文化影响很大 ,而西夏对于藏传佛教的东传又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夏接受并发展藏传佛教有其民族渊源和历史基础 ,受到西夏和吐蕃两个民族政治关系的影响。西夏的藏族僧人数量较多。现有各种资料表明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大抵以河西走廊为重点 ,并逐渐向西夏腹地延伸 ;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 ,主要是在西夏中后期。设立帝师是西夏僧官制度的重要特点。新发现的文献表明 ,早在元世祖忽必烈封授八思巴为帝师 (1 2 6 9年 )一百年前 ,西夏就开始封设帝师了。西夏时期的文献出土、发现很多 ,其中不乏藏传佛教经典。西夏故地 ,还发现了大量藏传佛教的绘画和雕塑。藏传佛教对西夏的佛教建筑也有显而易见的影响。     

《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王朝的藏传佛教

11世纪藏传佛教再次兴起后 ,各个教派向东面和北面发展 ,西夏王室崇信藏传佛教 ,封授藏族僧人为帝师、国师。《大乘要道密集》中所收的藏传密法法本的汉译文 ,有一部分是在西夏的宫廷中翻译成汉文的 ,有一部分是在元朝的宫廷中翻译成汉文的 ,由此可见宋元时中国民族间的宗教文化交流的广度和相互影响的深远。     

西夏宗义书《诸宗二谛显理要集记》初探

文章介绍《诸宗二谛显理要集记》并提供西夏录文和汉译。在此基础上讨论《诸宗二谛显理要集记》在西夏藏译宗义书中的地位,主要假设是西夏存在大手印和大圆满二种宗义书体系,《集记》似乎属于后者,即属于旧译密咒体系。文章认为,本文献内容显示其属于西夏本土佛教文献,系圆融汉藏佛教资料而成的宗义书。     

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研究

俄藏 5 1 3 0号西夏文佛经“胜慧到彼岸要文慎教现前解庄严论明偈”介绍了西夏佛经的翻译程序 ,为迄今刊布的同类题记中最为详细者。本文对该题记进行了全文解读 ,并对题记涉及的名号和职衔进行力所能及的阐释 ,从而认为西夏人在翻译藏语人名时并非像翻译汉语或梵语人名那样一概采用音译 ,而是采用了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特殊方法 ,甚至有时完全采用意译。     

西夏时期的契约档案

西夏虽然和宋、辽、金抗衡鼎立约二百年之久,但目前留存下来的西夏契约档案寥寥无几。作者认为根据已经公开发表的《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天庆间典当文契》等几件契约档案的介绍,就能比较详细地了解西夏的自然经济状况和西夏的剥削情形。     

西夏华严禅思想与党项民族的文化个性——西夏文献《解行照心图》及《洪州宗师教仪》解读

西夏佛教思想不仅是对中原佛教文化进行引进与创新的结果,同时还是党项民族进行文化改造与创新的成果,这在现存的《解行照心图》及《洪州宗师教仪》等西夏佛教文献中有较突出的表现.西夏佛教界在综合唐代宗密华严思想、菏泽禅法、辽代华严思想等的基础上,形成了与北宋及辽朝华严和禅学思想都不尽相同的华严禅思想;西夏佛学思想既是党项民族文化个性的思想反映,也是党项与汉民族文化融合的体现.     

西夏文《经史杂抄》考源

西夏文《经史杂抄》一书出土已近百年,因首尾皆佚,内容芜杂,此前一直未获全文解读,出处亦不明。本文指出此书主要依据敦煌汉文文献《新集文词九经抄》编译而来,是目前所知西夏人编译的唯一一本通篇征引汉文俗文学的作品。对它的解读可以解决夏译汉籍悬而未决的最后一个谜团,从而为研究西夏教育和文化交流提供一份宝贵的材料。     

论西夏的司法制度

西夏的行政、军事机关,一般都兼有案件审判和督察复核职责。司法诉讼主要为刑事诉讼,即使民事案件,也是用刑事判断。对人犯的逮捕只需长官的指令,而不履行法律手续。法律上只有对逮捕人的督察,防其奸伪、贪纵、暴掠以及无故杀伤人犯,人犯拒捕反抗格杀勿论。     

西夏儒学的发展和儒释关系初探

西夏早在立国之初,儒学就有一定的发展,经元昊、谅祚、秉常几代发展,到乾顺和仁孝时,进入兴盛时期,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学校的设立为西夏培养了大量人才。西夏把佛教作为国教加以提倡和崇信,但崇佛并不排儒,二者并行不悖。此时的儒释关系已不是以往历代上彼此间的斗争和儒学排斥佛教的关系,它们更趋于融合和协调。西夏利用儒、释这两大精神支柱共同维护着它的统治。     

西夏《大威德炽盛光陀罗尼经》考释

现存西夏文献中的《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和《佛说大威德炽盛光诸星宿调伏消灾吉祥陀罗尼经》,都是关于星曜崇拜的佛经,与汉文的唐失译本和不空译本一样,经题中都包含大威德炽盛光,这几部经内容相似。本文首次解读西夏文《佛说大威德炽盛光诸星宿调伏消灾吉祥陀罗尼经》残片,并将两部西夏佛经与汉文本进行比较,对其来源进行猜测。     

《消失的王国——西夏》评介

西夏是我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党项羌人所建立的政权，白元吴于1038年称帝立国至1227年亡于蒙古，传10帝，存国190年，几与宋辽金诸王朝共始终。如果从881年夏州政权建立“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算起，西夏则历时达347年之久。西夏幅员辽阔，奄有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不仅创立了独特的官制，而且还创制了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建立了一整套法律、货币体系。其文化成就虽在宋朝之下，但绝对比辽、金要高得多，这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银川及河西走廊诸地发现的为数众多的西夏文献、文物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