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新解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变法运动参加者王照的见解,似亦可成立。他在《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记事》中写道:“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     

庄子的言意观辨析

庄子是从“道无”的本体论出发并下降至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建构其言意观的。在他那里 ,言意关系是言、知、道三者关系的延伸。他承认在形而下范围内“小言”与“物之粗”是统一的 ,言是可以尽意的 ,而在形上超验领域中 ,言与意不相通 ,“意之所随”不可说 ,后者是其言意观中的主导倾向。他以此为基点 ,以“得意忘言”为途径 ,首创了超越式言意观 ,对后世形成“意在言外”的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名”与“道”的曲通处——老子语言观探要

从"法自然"之"道"和行"无为"之"教"来重新把握老子之"言",可以发现老子以"玄"为性态,以言"不言"为发用,以"强为之容"为方法。按老子理境,从对"名"或概念性语词无所执着的"形而下"使用中所获得的诸多意义上,可以去体味它们曲折道出的"形而上"的"道"的意义,而对"名"或概念性语词无所执着的使用除了需要对"道"有着真切的生命践履,还需对言说方式本身富有深刻的洞见。     

人性的最高表现与中国哲学家的伟大识度——论贺麟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贺麟提出了"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的命题,认为若要中国哲学界不是西洋哲学的殖民地,不是所谓"西洋哲学问题在中国",就必须将中国哲学家的伟大识度加以发挥,使人感到所谓西洋哲学问题原是我们的切身问题,亦即人类普遍的问题。他提出了"融会中西哲学的大概路径",认为中国哲学亦可分属于唯心论及唯物论,西洋哲学亦有儒者气象、道家风味、墨家精神;主张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互相比较而增进了解,使西洋哲学中国化,以收融会贯通之效。他提出了"以精神或理性为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的命题,主张以西体充实中体,以西用补助中用。其思想之通达,境界之高卓,令人景仰。     

对朱熹“罕言命”的思考

朱熹认为死生有定命,是宿命论者,但是朱熹又主张“罕言命”,其原因是他认为“人欲避祸,终不能避”;“气之命”无法操控、“理之命”人可以把握;“若尽言命,恐人皆委之于命,而人事废矣”。朱熹“罕言命”虽然存在瑕疵,但是当今对我们仍有启迪。朱熹的“罕言命”启示我们不畏命,把握“理之命”,相信自己,只要我们有上进心,有勇气、有信心、有恒心,就会不断战胜困难,不断进步,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另外,朱熹“罕言命”对当今破除迷信也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孟子的音乐思想

<正> 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儒家大师之一。他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对孔子的仁义学说作了创造性发挥;对其礼乐思想虽然论之简略,亦可从中表明他维护音乐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孟子由仁义学说出发来看待音乐,认为音乐是表现仁义的一种艺术形式,是为仁义服务的。他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以下只注篇名)这就是说,假如你做到了仁和义,便从     

《齐物论》“言未始有常”考辨

对《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历来主要有两类解释.其一以“言”为世俗言语,认为此句意指言语导致了畛分的出现;其二以“言”为“至言”,将“为是”理解为“只因执了一个'是'字”云云.后一类解释对“为是”的理解,不符合先秦时的语词用法.且该句上承“一与言为二”之语,考察其语脉,应将此句之“言”理解为世俗言语,不宜将其视作“至言”.     

汉赋的先驱孔臧及其赋考说

孔臧是孔子的第十代孙，他的祖父三兄弟及父亲是秦末农民起义的支持者或直接参与者。臧幼承父爵及家学，是儒、文双栖的人物。其赋先学荀况体物体，后转作骚体。今存四赋为他少年习作，其中《谏格虎赋》可考比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大约早十几年，开了汉大赋模式之先河。     

禁忌语的“言有所指”刍议

语言学家奥斯汀在他的言语行为理论中把施为句分成三种：以言指事、以言行事和以言成事。我们借用奥斯汀的以言指事之称，认为语言中的禁忌语也是“言有所指”，指代的是客观世界中人们所避讳的事物和理念，因此被禁忌。禁忌语的“言有所指”大致可以分为人称代词指称语类、专有名词指称语类、普通名词指称语类三个类别。人们之所以禁忌这些言语，是混淆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     

“三言”与庄子象思维

由于言不尽意,古人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得意忘"象".庄子以"三言"敞开了一个无比丰富的"象"世界.寓言"藉外论之",以虚构和传说之"象"来阐发义理;重言借古喻今,通过历史人物以"象"言"道";卮言"和以天倪",以不停运转回旋之"象"来"得其环中".庄子以"象"言事,借事寄意,实为象思维之集大成者.     

论老子以“无”言“道”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他通过以“无”言“道”,展开了对生命的追溯、反思和指导。与“常”相应之“无”描述的是“道”动态的创生过程,侧重从超现象界言“道”;与“有”相应之“无”突破了静态限定之“有”,侧重从现象界言“道”;无心之“无”则进入了对人类社会精神生活和实践行为的探索,从而将宇宙和人生合一,使人体悟得于“道”真的境界。     

“迈进毋畏路途艰”——回忆我父亲欧阳予倩在广西

“迈进毋畏路途艰”,这是我父亲在桂林时为改革桂剧所题的诗句。的确,父亲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除了1938年秋到1939年秋在香港开展话剧活动外,其余时间都在广西渡过。他在广西一直在为开展桂剧改革和话剧运动,与当时的黑暗统治斗争,与艰苦的环境斗争,不畏艰难,勇敢向前。这一诗句可以说是他这一段生活和工作的写照。日寇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抗日战争又导致了中华民族的新生。上海沦陷,孤岛沉入黑暗和恐怖之中,深夜里静安寺路出现过被害者的人头;我父亲当时在上海从事戏剧、电影工作,他也收到了血淋淋的恐吓信。日寇汉奸威胁父亲说,如果不给他们写剧本,就要使我们全家流血。1938年舂,父亲和杨帆同志商量后,接受他的劝告离开上海去香港,同年夏天他到了桂林。     

荀子"隆礼重法"观辨析

从总体上说,荀子乃至整个先秦儒家的国家管理思想、政治哲学理念,都可以概言为"礼治"或"礼义之治".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也多取<荀子>中的"隆礼重法"四字以名之,这似亦未不可;然而,倘若将其释为既"隆礼"又"重法",礼法并提,德法并举,进而又如时下所风行的,认为荀子既重"德治"又重"法治",则未免失其本义.但此说至今却相沿不改,几成定论,本文是以为辨.     

主忠信

今天公祭先贤王船山先生是同扶圣教的盛事当军务倥偬之会本人得以参与斯典无任欣幸先生之事迹载在国史先生之学问具见遗书。又年来经诸耆宿阐发尽致无待本人缕述本人以先生注周易数十万言注张子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无形其语为仁礼之方其学帅忠信之本故今取论语「主忠信」为题屯诸先生共同讨论在未讲明本题之先。     

宋儒“道德文章”的研究路向

＂道德文章＂不仅可以从个人角度来指涉其思想品德和学识学问,亦可就历史文化的角度,指一种文明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文艺成就的有机集合。宋儒道德文章特指其道德理想、道德实践、思想智慧、事功实践、文艺成就等多种要素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具有实践的品格特征和辐射性影响。由于宋儒以宗教信徒般的热忱和执着,唤起人类活动包括文学活动中的道德意识、忧患意识和历史文化意识,追寻成圣之道,重视身体力行,践履不已,力求德言一致、文行相契;因而他们的伦理道德和生命之美相互内化、集于一身,其人格魅力得到感性呈现;落实到现实生活中,便是践履精神的美学呈现。把握践履精神,便成为研究宋儒道德文章的学术理路。     

熊伯龙无神论思想渊源及其历史地位

熊伯龙的无神论思想主要来源于王充。他虽然自幼不信鬼神,但并没有形成理论体系,而且从儒家经典《中庸》、《易》、《尚书》中不但没有得到无神论的启示,反而使自己“疑而不决”。他说:“尝作《适逢说》言古今天下之事皆适逢耳。又尝作《鬼辨》,言人死之后如未生之前;作《神论》,言山神之形宜似山,水神之形宜似水。是时尚未读《论衡》也。后越数年,京师购得《论衡》读之,喜曰:‘予言有徵矣’。”他读了《论衡》之后,“废《适逢》、《鬼辨》诸篇,取《论衡》之辟虚妄者选为     

诗缘情而绮靡——从陆机诗看西晋洛阳文化的绮靡倾向

陆机诗＂源出于陈思＂,以《诗》之《国风》为基础,家国感慨寄言典重,显示出深厚的风雅特点。但入洛以后,其诗歌风尚发生了明显转变,从古语到景物,从四言到五言,诗体面貌由典重到绮靡。在体裁、声律、修辞、物情等方面,他充分表现了弘丽妍赡、翩翩藻秀的卓越才华。从陆机诗风转变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晋时期作为一代都城文化的洛阳文化的绮靡倾向及深远影响。     

中和之美与诗的渗入——谈儒家思想对“三言”艺术的制约

从表面上看,冯梦龙的“三言”主要是对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进行编辑,实际上,他对宋元话本予以改造,对明代拟话本亦也有所修订,以适应其政治思想与审美追求,所以“三言”是冯梦龙的一种改编与创作。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三言”中创作倾向的杂乱与艺术风貌的独特,并非因“编辑”包容百家之故,而是因为冯梦龙以儒为主,以释道辅之,又以市民意识冲击儒释道思想,诸种思想因素融合、矛盾所造成。 儒家对“三言”艺术的制约作用不仅限于造成“寓教于乐”的小说模式,而且表现为“中庸之道”、“中和之美”对“三言”艺术诸如美的形态、悲剧意识、喜剧意识的巨大影响,以及诗的渗入等。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创之作——重读《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正>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侯外庐师的开山之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由此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创始人之一,并长期代表着一个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我在解放前曾读过此书,但由于理论上的浅陋,对书中所言不甚了了。解放后有幸从吾师就读中国思想史,又多次读过此书,渐有领悟。特别是我专攻古史后,从此书获益良多。1986年,我决定把对此书的体会和心得写出来,祝他从事教学与科研60周年。谁料天夺其年,庆祝会未开而吾师已作古了。现在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以表纪念,并表明继承他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之志,以慰吾师在天之灵!     

中庸大義

宋朱熹中庸章句序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蠱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