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文献中的文化认同研究

文章对近年来国内外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发现国外对于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变迁以及民族艺术品的转化与复兴等四个方面.而国内对民族旅游与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族群身份与文化认同、现代化与民族文化复兴等两个方面.文化认同既有来自主流社会的建构,也有地方族群的自我认知.在旅游发展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场景中,频繁的人员流动和文化之间的交往接触引起地方民族对我者和他者的文化判别,进而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考量.     

向心的凝聚: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作为“边缘族群”与“华夏中心”良性互动的典型,容美土司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经验至今为后人赞赏与称道.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根基、身份认同是核心、政治认同是表征,三者表现出统一性与矛盾性的变化;在土司与王朝的良性互动中,容美土司实现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族群发展与文化繁荣,为国家稳定与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土广东、东山客族与四川客家——洛带闽粤赣移民后裔的身份变迁

洛带是成都周边以客家旅游为主要特色的知名古镇,洛带的闽粤赣移民后裔在旅游开发前后发生了从“土广东”到“客家人”这一族群名称和认同的变化。本文指出,首先,在四川客家研究中,要区别“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闽粤赣移民的移民史,及其后裔成为土广东的认同的历史。在清代至民国时期移民的本土化过程中,洛带的闽粤赣移民后裔与湖广移民后裔之间的族群互动,促使土广东这一族群形成。其次,四川客家族群形成受到整体性的客家族群形成和地方文化精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东山客族”的名称出现,主要受到“民系-文化”客家研究范式的影响;1999年开始,土广东这一族群名称变为了客家人,该变化体现了全球性的客家网络、地方发展、文化精英对于族群形成和认同重塑的共同作用。     

和顺古镇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历史记忆是族群内部成员对其共享历史、文化、族源等进行刻写和记忆的过程。族群认同则强调族群成员对其所属群体的认知和情感依附。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族群认同的基础要素,族群认同是族群增强凝聚力,延续族群文脉的根基。本文以历史记忆、族群认同等相关理论为基础,首先对和顺古镇保存较为完好的族谱、宗祠、纪念性建筑、宗族礼仪、宗教仪式及名人传记等进行解读,透视其历史记忆的刻写保护与传承过程。然后依托记忆揭示和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     

张壁村:多元地方信仰的历史建构与认同

以山西省介休市龙凤镇张壁村地方信仰的历史结构与日常生活实践为田野对象,尤其关注其较为独特的可罕祭祀现象。由此考察一个黄土高原村落多族群、多历史、多信仰交织对话的动态过程,以及在特定社会情境中,这种独特的地方信仰结构如何折射出当地人对于黄土高原族群互动历史的集体记忆、地方叙事与主体认知的实践策略。张壁村个案的讨论将有助于促进黄土文明多元交融与文化认同议题的深入理解。     

社会历史、宗教生活与族群身份的建构——以黔西北穿青人为例

本文通过对黔西北穿青人的社会历史、宗教生活和族群身份进行长时段的考察,认为穿青人族群身份的变动过程,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历史过程,其中包含了族群之间的关系,国家和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整合的关系,是多重因素建构的结果.此间所蕴含的逻辑、机制、模式及其背后所承载的观念形态,无疑为我们深刻理解族群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国内外已经有许多学者论及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和张力。本文认为,矛盾冲突并非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固有属性和全部内容。文章从辨析认同的基本特性入手,分别考察了个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以及族群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说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长期共存的事实及其含义。     

动荡中的客家族群与族群意识--粤东地区潮客村落的比较研究

粤东客家地区几个族群互动研究案例表明,族群认同的根基论(或称原生论)与情境论(或称工具论)两种理论在实践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族群认同虽说是基于语言、血缘、习俗等文化特质的认同,但这种认同是以族群的互动为前提的.同时,粤东地区的调查点还说明,经过认同与互动过程的族群关系呈现的是多元模式的局面.这些观点都有利于族群研究的深化.     

族群历史的重构——清初桂林廖三事件考析

以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发生在桂林府灵川县的"廖三"事件为切入点,阐述康熙时期桂林地方的族群问题、并由此带来的族群变动,社会变迁及其与国家制度、政策的关系。希望把族群动乱问题放回到具体的地方脉络之中,突破"阶级压迫-反抗"的解释模式,给动乱问题的研究带来新的视野和新的解释。另一方面让我们了解一个地方性政治事件是怎样发展为区域性大事件的。如此则把地方小历史与国家大历史结合起来,探讨地方性事件,就脱离不了国家的政策与制度的影响。     

“白苗”丧葬仪式的认同层次分析——以贵州紫云县为例

通过对贵州紫云县"白苗"社区丧葬仪式进行分析,揭示这一相对稳定的人生仪礼在当地社会结构同族群关系当中所体现的双重认同层次——家族认同与族群认同,以及二者在该族群特有的亲属关系特点与地理空间上多族群互动的生境下所体现的存在状态。     

人类学语境下的族际通婚与族群认同研究

族际通婚研究是人类学、社会学有关群体关系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核心专题.族群认同意为族群身份的确认.从族群认同与互动方面去考察族际通婚则既体现了人类学对婚姻的关注,也表达了人类学对婚姻中的人的关怀.本研究旨在人类学的语境下从族群认同的角度对族际通婚研究进行梳理.     

论族群交往与婚姻互动——贺州族群问题研究

生产力发展是交往的基础.民族平等和经济进步是族群婚姻互动的前提.文章运用交往与民族融合的理论,分析贺州各民族、族群交往及婚姻互动的演变过程.认为族群交往与婚姻互动是由族群内部产生的、源于族群本身内力推动的、自然的、自觉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地方各级党政干部的正确引导、推动.族群关系融洽,离不开交往与接触,而婚姻互动又是交往与接触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反过来促进各民族、族群间的融合.     

南岭走廊族群的语言接触与互动 ——以萌渚岭中段贺州为个案

贺州地处萌渚岭中段、 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地带,这里世居着壮、 汉、 瑶、 苗等族群.这些语言族群长期以来与汉语方言族群毗邻,随着经济、 文化的交往,语言接触互动成为必然.区域族群语言互动的原动力来自彼此的多层次需要,其差异根源在于族群文化内在的认知结构及文化语法.这种差异表征在语言上为语言符号的非对应性,族际互动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互动的形式通常有语言互用、 词语互借、 语法互适,不管何种形式,都必须建立在语言族群个体或群体认同的基础上.语言的彼此认同互动,有利于语言和族际关系和谐.     

“邕”水叙事与家园遗产——多元一体格局视域下南宁博物馆器物叙事研究

民族地区地方博物馆对促进多民族地方历史、族群认同乃至建构“多元一体格局”现代多民族国家的理念和实践是意义非凡的。地方博物馆借助“器物展览”对地方历史进行重新书写过程中,其表述往往面对双重的矛盾张力而不可自拔,或受限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或囿于华夏传统大国叙事的桎梏。南宁博物馆在“国家历史—地方族群历史”整体框架下凸出邕江地方记忆和家园遗产,重塑地方史与建构多民族国家认同。     

阿怒人的国家认同研究——基于音乐文化的视角

综观当下学界有关族群的国家认同研究,大多从族群与国家关系的互动视角来探讨,而鲜有通过全面探析族群音乐文化事项来诠释国家认同问题。本文基于对世居云南最西北、怒江的上游腹地——云南省贡山县阿怒人的实证调察,通过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事项,分析根植于阿怒人族性中的国家认同意识,以期在学术上增添一个解读国家认同的视角,并为探寻民族与国家何以和谐共生的问题提供一点思考。     

认同视角下的挪威“7·22”事件

2011年7月22日,在富有"最和平国家"之称的北欧国家挪威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恐怖枪击事件。人们多从恐怖主义、宗教冲突视角分析其原因,缺乏族群间"认同"层面的深层次解读。文章认为,造成"7·22"事件的关键原因在于挪威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的"互不认同";而欧美国家主流社会对外来移民,尤其是对穆斯林群体的长期负面宣传,则是挪威当地民众对外来移民"不认同"的主要根源;全球化的今天唯有提倡、做到"信仰自由、认同多元、包容他者、兼济天下",社会方能真正"和谐"。     

云南未识别群体研究的族群理论意义

由于种种原因,云南省尚有部分群体未被识别,相关研究也较为欠缺。导入族群理论分析云南部分群体的现状,认清族群关系与族群认同是解释其族群文化的两个主要概念,对于推动族群理论与我国族群问题实践的互动有一定价值。     

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阶逻辑——兼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演绎中逐步形成,其发展历程大致经由族群共同体与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及政治共同体等五环节三阶段复合而成。秦汉以来,这五种共同体基本上和合为一,延续至今。在南北分裂时段,强势地域共同体会打破中央性、统一性,成为地方政权或地方割据势力。部分族群共同体会入主中原,成立全国性少数族群主导的政权。然而,基于心悦诚服的文化认同与基于分配正义的政治认同,始终是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体性的坚强基点,是我们当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的历史根基与思想根基。     

作为宪法命题的多民族大国的族群治理与国家建构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是国内外局势的全方面变迁,这种变迁也直接影响到了当代中国的族群治理。西方国家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所谓"民族牌",部分公民本民族意识无限拔高而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淡化等问题,均对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的族群治理和国家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鉴于此,本文对国家统一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民族国家建构的宪法表达问题、少数人权利保护与公民平等问题、民族自治地方基层治理问题等当代中国族群治理与国家建构中所涉及的宪法问题进行了分析。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下)

运用马来西亚的事例强调了族群性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涉及不同族群的政治程序的重要意义.族群的形成涉及一系列的过程,这些过程使人们在一国家内意识到一个共同想象的社群.创制族群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实际上构成了同一历史过程的重要部分.在一国家范畴内,不同的族群对国家认同有不同的憧憬,因此有必要将国家认同与族群性相关联思考.论述了马来人和华人的族群划分问题以及沙捞越土著人复杂的族群认同意识和族群形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