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心理主义到现象学的创立——胡塞尔现象学创立之初的内在紧张性及其解决

胡塞尔为建立一门科学之科学的先天本质科学,致力于逻辑学的非心理学化,以纯化观念领域。这时他倾向于柏拉图主义,否定逻辑观念对一切主观性行为的依赖,而这与他所追求的观念之明证性相矛盾,在他看来,明证性即意味着内在主观性。这种紧张并未随《逻辑研究》第二卷的出版而消失,反而加剧了。他一方面以意向相关性来填平意识对象与意识活动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由于他把这种相关性限定于内在直观范围内,而不敢做超越性构造,这种对立不仅未被填平,反而成为鸿沟。只有当他摆脱心理学主体性,通过先验还原进达先验主体性领域后,这种内在紧张性才得以解决。     

"毛"的否定用法考察

文章以网络中常用的否定标记"毛"为研究对象,根据否定对象的不同,将"毛"的否定用法分为命题真值否定和言语行为否定两类.结合微博语料,考察了"毛"表示否定义时的具体话语形式、话语条件以及情感倾向,探究了"毛"成为否定标记的原因和过程.认为"毛"成为否定标记与网络谐音造词密切相关,其否定义源于它的疑问用法.     

应当正确评价孔子的思想

孔子是举世闻名的思想家,是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但迄今,对孔子的思想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解放前不用说,誉之者尊他为“圣人”,毁之者斥之为“孔老二”。解放后,对孔子的思想评价曾有过一些讨论,有人倾向于完全肯定,有人倾向于完全否定,还有不少人是肯定之中有否定,或否定之中有肯定。当这些讨论正在进行的时候,便遭到了万恶“四人帮”的干挠破坏,这些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竟借批孔之名,大打出手,不仅打倒一个孔丘,甚至打倒一切研究孔子的知识分子,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含沙射影,把     

论马尔库塞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与方法的确立及限度

马尔库塞否定的辩证法是他整个政治思想基本的方法论依据和哲学基础。他将由黑格尔开创、马克思改造过的辩证法解释为否定的辩证法,并与实证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肯定性哲学及其现实变种做不妥协的斗争。从人的心理意识到社会现实和文化中寻找否定的力量成为马尔库塞政治思想的主题。最终他将这种否定的力量归结为人的新感性,而这种否定的辩证法只能导致乌托邦。     

马列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

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客观发展规律,是人进行批判活动的依据。批判作为一种方法首先是否定旧的和肯定新的。批判的目的总是在于揭示缺点和肯定社会前进发展中的积极倾向。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是创立和破坏的统一,即某种形式的形成及随之被否定的统     

论罗伯特·勃朗宁的反讽艺术

勃朗宁被视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一,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现代创作技巧。他不仅将反讽作为一种微观修辞技巧,更将其作为一种诗歌结构原则,运用在诗歌的整体构思、人物塑造、主题揭示等宏观层次上。以他的爱情诗为例,他通过戏仿西方经典神话,揭示女性无法自主的命运悲剧;采用复调叙事结构,以男性独白者内在的残忍颠覆其外在的自我形象;通过两极因素对比凸显女性的可爱之处。他还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对浪漫主义爱情观进行否定。只有理解勃朗宁的反讽技巧,读者才能揭示其诗歌的真正含义。     

论情感在审美中的作用

情感是艺术的生命。只有在热情的激昂中,灵魂的火焰才有足够的力量把造就天才的各种材料熔于一炉。一个人如果没有心灵的火花,没有近似狂热的气质,他就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诗人。同时,情感又是艺术欣赏的前提,只有当欣赏者和艺术品中所表现的情感倾向大致相同,艺术品才会在欣赏者的心灵里激起情感的波浪,因为感情的对象本身只是感情。具体说来,情感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德国否定哲学的起源、发展和意义

德国否定哲学开始于15世纪的库萨的尼古拉，他提出的“学识的无知”和放弃上帝存在的证明，巧妙地将宗教神学命题转换为哲学命题，对后世的德国哲学发生深刻影响。康德的批判哲学奠基于否定思维，他的基本立场是批判地考察人的认识能力，强调本体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否定意义，通过对信仰和知识双重限制，开辟出近现代以否定为核心的批判哲学的道路。黑格尔把否定视为理性和自由的显现，承认矛盾，强调用扬弃来达到辩证的统一，是他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核心。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是要将以否定为核心的辩证法思想贯彻到底，他通过对同一性、体系思想和存在主义哲学的批判，对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自然、思维与存在的非同一性的关系予以全新的阐述。德国否定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规律，它要求哲学家发挥思想意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持续永恒地追求真理、探索真理和发现真理。     

论陆九渊“做人”教育观的理论价值

陆九渊是南宋时期与朱熹齐名的教育思想家。他开创了我国教育史上“心学”之先河。他的学说曾经倍受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成为官方意识,为稳定封建统治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现代史学界一直认为,他的学说是以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为基础,又受佛家和道家部分观点的影响,给人一种浓厚的神秘感,因而对其学说的研究较少,对其评价也以否定的为多。实际上,他的学说不乏唯物主义倾向,其教育思想也不乏积极因     

回到马克思:论马克思人道主义的存在论境域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建立在他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基础上的。他认为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这种有生命的意识活动使人成为“类”的存在物 ,人成为“类”的存在物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因此 ,人的生命活动不是“为意识而存在的活动” ,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对象性的生活的活动。这种对象性的生活 ,就是在确实在外的、真实的对象身上表现和确证自己的生命。这种活动表明人是在自然界中 ,在对象世界中存在。因此 ,只有在人的对象性存在中 ,在人的“类”存在中 ,才能真正把握人的本质 ,才能发现真正科学的人道主义。所以 ,我们只有在马克思的存在论哲学境域中才能真正理解他的独特的真正科学的人道主义     

劳动创造了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探索

马克思的《184 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不是一部美学著作 ,但提出了大量的美学问题。“劳动创造了美”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观点 ,其涵义是丰富而深刻的 :劳动是“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异化劳动也能创造美 ;自然美也与劳动有密切的关系。     

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研究综述:“传统媒体”框架的失灵与“社交媒体”框架的缺失

媒体通过对政策渐进式的影响,不断促进社会形态的嬗变。面对变革,我国学界还未能从“传统媒体”的框架中摆脱“路径依赖”,传统媒体长期以来处于行政隶属地位,使得其他利益诉求难以在传统媒体上发声;而“社交媒体”的兴起又进一步分化了“传统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力。“运动式”的媒介公共政策动员手段导致意见的撕裂,地方“传统媒体”一片叫好,“社交媒体”不乏争议。这是因为我国还未形成系统的“社交媒体”的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管理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未能给相关管理部门提供足够的社交媒体治理经验,缺乏社交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从“问题产生”到“效果评估”各阶段影响方式和作用的详尽分析,未建立起与社交媒体对应的政策过程传播管理框架,社交媒体的管理仍停留在“消极管理”阶段,缺少“积极管理”机制。文章试从传播学、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出发,利用框架分析与对比研究的方法,综述当前“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存在的差异因素、国内“传统媒体”影响公共政策过程框架失灵的原因以及“社交媒体”框架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研究的缺失。     

关于传媒伦理问题的制度学思考

如果说人的自利性和“经济人”的理性为传媒主体选择不道德行为提供了潜在的可能的话,那么传媒制度是传媒主体选择不道德行为的主要决定力量。其中,传媒政治经济制度的失衡和传媒伦理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或约束软化,是传媒伦理问题得以存在和延伸的主要制度学成因。在传媒制度的规约下,传媒主体选择不道德行为的“风险”在大于“收益”时,传媒的伦理问题会大大减少,而其“风险”在小于“收益”时,传媒的伦理问题会大大增加。这是传媒主体利益最大化追求与传媒制度失衡或约束软化等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传媒领域实施道德“立法”,是消解传媒伦理问题的一条有效路径。     

后现代语境下的媒体奇观——凯尔纳对媒体现象的阐释与反思

"媒体奇观"和"景观社会"在理论内涵上有关联也有区别。总统政治奇观作为众多媒体奇观中的一个类别,体现出媒体奇观诸多复杂的特征。面对媒体奇观中权力的压制、利益的争夺、话语的粉饰,凯尔纳倡导批判的媒体教育学,以期人们更清醒地面对媒体现象。媒体奇观是后现代语境下的一种媒体文化现象,凯尔纳凭借多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以及"知识社会学"式的宏观方法论对媒体奇观进行了有效的阐释。     

社会转型期“道德滑坡”中的媒介角色

关于媒介与道德的研究,国外主要关注媒介与道德在某一方面的联系,国内多把精力放在传媒自身的道德问题上。跳出只关注传媒自身道德水平的窠臼,从传媒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探讨媒介在道德滑坡与重构中的作用,可以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理解媒介的社会功能。道德滑坡的实质是理想信念的断层。道德滑坡的媒介原因可以从媒介消费主义、媒介文化迷失、舆论监督不足与媒介自身道德失范诸方面进行考察。     

1949年以前的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萌芽--媒介素养教育的本土化考察

自上世纪末,国内学界对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化,但较多关注媒介素养教育现状,缺乏对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历史的梳理与研究.本文大体以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历程为线索,从大众媒介意识的初步培养--正式开始--发展形式及民国时期学界关于"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的探讨等方面,对我国1949年以前的媒介素养教育萌芽进行初步的考察,以此来探索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本土化道路.     

倾听文学的呻吟－－探究现代传播媒介对文学的消解

现代传播媒介对文学的消解已是不可争议的事实。这主要来自现代传媒所拥有的文化权力、文化垄断与文化主导地位。现代传播媒介不仅消解了文学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也消解了文学的诗性空间,并用"新说法体系"和"霸权话语"建构了独享风流的"传媒文本"。     

直面文学的式微--现代传播媒介与文学诗性空间萎缩的内在关系之审视

现代传播媒介对文学的消解直接导致了文学诗性空间的萎缩.这主要源于现代传媒从启蒙到操纵转换时所拥有的文化权力,具体表现为对读者、作家、语符化文本的全方位渗透与侵蚀,并用"新说法体系"和"霸权话语"建构了独享风流的"传媒文本".但作为"边缘存在"的文学的式微并非一定会导致文学的消亡,相反可能是一个重构的契机.     

"政治媒体化":政治与媒体的双重逻辑

政治媒体化是当今媒体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揭示了新闻媒体与政治治理不可分割的关联,政治越来越受媒体的控制,媒体也演变为政坛的"斗秀场".美国学者Timothy Cook把制造新闻与政治治理的不可分割性称为"政治媒体化".在政治逻辑下,媒体的所谓客观性、独立和自由、媒介权力的实质等,都是值得怀疑的;在媒体逻辑中,大众传媒似乎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第四种权力".渠道畅通的政治表达是社会民主的重要标志,"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政治秩序已经形成.大众传媒可以创造出健康的舆论空间,为更合理的政治决策提供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党管媒体”的百年探索与基本经验

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党报理论紧密结合,形成了以“党管媒体”为核心的新闻管理模式。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党管媒体”原则的演进史,深刻总结其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对新时代“党管媒体”如何调整思路和方式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中国共产党对“党管媒体”原则的认识经历了从管理方法到治国理政价值的不断提升,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宣传事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党管媒体”原则,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贯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建立和完善传媒法律法规体系,推进媒介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形成符合新时代发展的“党管媒体”策略原则、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