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利莫尔政治文化批评的双向建构策略

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学者,其政治文化批评思想引起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并触动了我们对目前学术界所关心的文化批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双向建构是多利莫尔政治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主要体现在他的批评话语呈现出鲜明的＂文本间性＂特征,并积极倡导在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动态双向建构中寻求文学研究的方法和途径,这种批评策略对我国当前的文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启发意义。     

身与物游——论中国古典美学身体性及其当代价值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都是在西方意识美学的理论视野下进行的,以至于中国古典美学的真正精神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近年来有别于意识美学的身体美学的出场,为我们体认中国古典美学提供了新的范式。有别于西方美学的视觉中心主义,中国古典美学是心身兼修、身物一体的美学;这种与物一体的美学通过道家之＂忘＂、儒家之＂养兴＂与禅宗的＂禅定＂等方法,在道家之＂妙＂、儒家之＂兴＂、禅宗之＂悟＂中得以实现。从身体角度透视中国古代美学,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白马社”的文化精神与诗歌创作

在20世纪汉语文学史上,＂白马文艺社＂的文学创作具有新文学精神的传承和向海外播迁的特殊意义。＂白马社＂文化精神的形成有三方面的思想资源：五四新文化思想、西方现代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白马社＂追求东方与西方、宗教情感与人间情怀、古典与现代融合的文化精神。白马社的现代诗创作既与五四新诗传统衔接,又开创了与海峡两岸诗学都不同的诗歌美学道路,显示出一种独特的语感和韵味,为当代汉语诗歌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现代性进程的影响

20世纪西方文学对于以往文化和文学的压缩以及对于未来文化和文学的开拓 ,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作出了现代性文学与文化模式的参照。 2 0世纪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对于中国人性品质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冲击和改造 ,另一方面是对于中国古典审美观念的改造。延伸至 2 0世纪后期 ,西方对于文学的文化性困惑和思考 ,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产生了富于整体性的和反思性的启示。文学单一的历史倾向和文学单一的文化品质在现代文化语境中遭到破坏 ,它将使人们从文化的整体角度来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 ,以思考 2 0世纪中国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文化形象     

浅论我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以《唐诗三百首新译》为例

古典诗歌是我国引以为傲的珍贵文化遗产。鉴于古典诗歌自身的特点以及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对古典诗歌的翻译,可以采用"意美、音美和形美"的"三美"翻译原则,即译者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应该尽可能传达音美,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传达形美,努力做到三美齐备。如此方能将我国古典诗歌的真正内涵展现给西方的文学爱好者。     

先锋小说的后现代性审美特征及其生成研究

先锋小说后现代意味的生成,很大程度上是受＂新小说＂等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从共时的角度进一步观照了先锋小说在＂新小说＂等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下后现代性审美特征生成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原因,重点阐释了先锋小说在文本叙事层面的创新与变革,并考察了先锋小说与西方存在主义文学、黑色幽默、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在精神向度和文化渊源上的联系,从而把握先锋小说在西方语境影响下为开拓文化审美所做出的的努力和贡献。     

历史抉择与创造精神——创造社文化心态审视

本文从创造社主要成员前后期社会思想、文学主张、特别是充满强烈个性色彩的审美趋向的转变与不变着眼,揭示了一个文学社团在急剧动荡的中国现代社会思潮挟裹下执着地追求创造精神的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表面上来自西方文化的启示,实际上其中的分子基因更多地来自中国传统文化。     

中西刑法文化差异性简析——以法律图腾为视角

图腾是研究文化奥妙的钥匙。怒目獬豸与蒙眼女神——法律图腾的不同彰显中西刑法文化的明显差异。怒目与蒙眼,表现出中西刑法文化＂情感型＂与＂理性型＂思维模式的差异;独角与宝剑,则折射出＂集团本位＂与＂个人本位＂价值模式的中西特色。此外,从图腾当中我们还可以读出中西刑法文化其他方面的些许差别。譬如,强壮的神兽与美丽的女神,勾勒了刑法进程中中国男性统治源远流长与西方女性解放运动较早兴起的男女不同地位的社会状况,体现了中国以力量（严酷）为美,西方以宽缓（轻柔）为美的迥异的刑法审美观念,也昭示了中西方分别在伦理支配与宗教影响的环境下各具特色的刑法发展路径等等。     

历史反思与伦理批判--中西悲剧精神的本质比较

中西方由于历史文化实践活动的差异而具有明显不同的审美态度和审美文化心理,其悲剧感、悲剧精神因之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从文学发生发展的宏观角度比较,西方文学悲剧精神的本质主要体现为西方人诉诸于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永恒矛盾的反思;中国文学悲剧精神的本质则主要体现为中国人诉诸于人与人关系的伦理道德批判。     

浅论古典诗词教学中的文化审美

古典诗词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语言载体,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对之进行＂文学审美＂外,还应引导学生对之进行＂文化审美＂,这是正确解读古典诗词思想意蕴和发挥古典诗词古为今用的人文教育功用的重要途径。     

印度两大史诗的活态考察

印度两大史诗作为历史范畴的文化现象,是一种活态艺术。艺人说唱具有即时即型性。写定本的固定作用,导致活态艺术的消逝而成为标本。线性的起始与终点,消融于原始意识、集体意志之中。史诗及其说唱,规模在于情景,其“原始”性,在于艺人自我意识的消磨和群众的集体参与、迷狂。作为人类跨越文明门槛的历史印记,史诗的艺术魅力是不可企及的。     

《亚鲁王》的民间信仰特色

《亚鲁王》唱诵是民间信仰的集大成。东郎与宝目是沟通先祖亚鲁与苗人后代的使者。对亚鲁崇拜的神圣性统领了葬礼仪式。史诗唱诵中对亚鲁的信仰具有普遍性与同一性。对亚鲁的信仰是西部方言区苗人社会的精神支柱。《亚鲁王》史诗唱诵面临着迅速的文化变迁。     

口传史诗诗学的几点思考：兼评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

口传史诗是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流传不息的化现象,中国在史诗的记录和出版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史诗研究也正在进入由资料向客观历史中的史诗传统的还原与探究。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就是基于民族史诗传统,在大量田野调查和理论积累的情况下,对民族史诗《江格尔》（歌手冉皮勒）演唱的“程式句法”研究的成果。     

浅析《荷马史诗》与彝族史诗《支格阿鲁》的艺术结构

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与彝族的史诗《支格阿鲁》同属于世界各民族史诗中英雄史诗的范畴,这两部史诗内容丰富,艺术技巧高超,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它们的审美价值是多方面的,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对后世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充分说明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各民族的史诗文化虽所处的时代、历史、文化的环境不同,但由于人类审美心理的共通性,使得我们的史诗,这一人类童年时期的文学创作在艺术结构方面也表现出很多的相似性,这对于我们研究并探讨世界文化的成因与发展具有较大的意义。本文拟通过对《荷马史诗》与《支格阿鲁》史诗艺术结构的分析,探讨这两部史诗在艺术结构方面的类同。     

被固定了的神话与存活着的神话 --日本"记纪神话"与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之比较

云南与日本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古文化要素及神话母题,云南少数民族至今仍存活着吟诵出来的神话史诗,与“纪记神话·有某些相似之处。二者不仅在内容上有许多共同特点,而且都具有若干活形态神话的特征。本文从神话学、原始文学、文化生态学的角度,通过比较,寻觅“纪记神话”写定之前日本古代神话的存在形态与原始面貌。     

论析《诗经·大雅》中的《生民》诸篇--它们何以未形成史诗

人们在研究史诗之时,往往把《诗经·大雅》中的《生民》诸篇列入史诗研究的范围。但是它们为什么没有形成真正的史诗呢?主要原因有三:西周"分土分侯"的宗法制度阻碍了长篇史诗的酝酿和产生;古代西周之地多是部落、部族相互侵扰争霸争雄之地,尚未形成一个共识和统一的文化意识;古代周族人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神话,因此,不可能创造出英雄史诗和长篇创世史诗。     

中西方文化差异在电影《喜宴》中的反映

通过分析李安的早期作品《喜宴》中反映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情节，剖析其潜在的文化背景因素，即中国人的孝道、家庭伦理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伦理观；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以及在解决同性恋事实与传统中国式婚姻的矛盾时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的“中庸”处世哲学。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观看反映中西方文化特征的影片是了解、学习不同民族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从西周民族史诗看宗法制的形成

该文通过对西周民族史诗内容的阐述和挖掘,进一步探索周人在灭商前后宗法制的产生及其逐渐发展的轨迹,从而证实西周民族史诗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记载,具有永久的魅力。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