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三国时期的儒学教育

三国时期 ,战乱频仍 ,两汉严格规范的教育体制被打破。为了文武并用 ,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培养人才 ,三国政府都兴办教育 ,设立太学 ,其中以曹魏为典型。这一时期太学具有一定的规模和体系 ,并确立了今文经的地位。此外 ,三国时期的地方办学也有一定规模 ,很多地方官员都在其辖区大兴教化 ,创立学校。这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战乱、统治阶级的好尚和生源、师资等方面的原因 ,三国时期的教育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总结的     

两汉至三国时期朝鲜半岛“三韩”的历史

两汉至三国时期,朝鲜半岛中部以南地区主要分布着韩人,韩人内部又分为马韩、辰韩和弁辰,也称为“三韩”。“三韩”是农业民族,因此就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政治结构和人口规模,但是一直到三国时期韩人都没有产生能够统一各部的政治力量。韩人分布区有丰富的物产,其中弁辰生产的铁,促进了韩人与周边民族的交往,在与周边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发生了民族融合,因此韩人民族融合呈现出多源合流的发展趋势。     

《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詩》后記

右《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一百三十五卷。作为研究这个时期诗歌文学的作品资料,本书目前算是较为完备和可信的了。在诗歌研究方面,我们过去所看到的这个时期的作品资料是残阙的难于依据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南北朝时期流传的一些别集总集,到了明朝就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     

吴蜀辞赋观念述论

辞赋创作历经两汉之盛后,在三国时期仍未显颓势。同时,辞赋观念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但目前学界对此期辞赋观念的研究重视在曹魏,而忽略了吴蜀。虽然吴蜀在辞赋观念上的整体成就不及曹魏,但它们推崇汉赋、重视辞赋的文采之美和政教功用,以及追求新奇的创作观等观念,均不应忽视。     

两汉碑额书法艺术试论

两汉时期的碑额多用篆书书写,习惯性的被称为篆额。两汉时期的碑额是我们研究篆书在两汉时期发展情况的重要资料。两汉碑额在造型处理中大量运用夸张、变形的艺术处理手法,用线松动,极富表现力,对后来书法艺术与篆刻艺术创作的技法、技巧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两汉时期碑额书法的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两汉时期的篆书艺术成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撰集百缘经》词语考释

《撰集百缘经》译于三国时期,保留了魏晋时期汉语复音化的痕迹。它的词汇系统继承先秦两汉而来,又涌现出一大批新词,有较高的语言学价值,是研究中古汉语的重要语料。本文对《撰集百缘经》中出现新词进行考释,以期能对中古汉语史研究及大型汉语辞书的编纂工作有些许帮助。     

《国语》韦昭注联合式复音词研究

单音节词复音化是汉语词汇发展的重要规律之一。在《国语》韦昭注中大量存在着以复音词解释《国语》原文单音词的现象。经过统计,韦昭注中的联合式复音词1272个,占韦昭注复音词总数的47.09%。通过从词义、词性、语序等方面细致研究这些复音词,并将之与先秦两汉时期、中古时期乃至现代汉语联合式复音词进行比较,得出先秦时期语义的严格限制在三国时期已被打破,语义的外延在扩展等结论。     

由汉代铺首画像看铺首的流变与功用

文献最早记录的铺首出现在汉代,而出土资料显示,早在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就已经出现了成熟的铺首画像造型,据此可以推断铺首画像造型起源于夏代的黄河流域,后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发展。其发展过程可分为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在夏朝早期,为初创期;第二个时期在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为发展期;第三个时期在两汉时期,为鼎盛时期;第四个时期在三国、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为衰落期。在各个时期,铺首所依附的材质不同,所承载的功能也不尽相同,就汉代画像石墓门铺首而言,其功能主要是避邪。     

孙吴社会保障措施探析

三国孙吴政权秉承两汉社会保障措施,以政府行为为主,主要包括社会优抚、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方面。这些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有利于孙吴统治区域内的稳定,促进了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孙皓时期的统治,破坏了孙权统治以来吴国实行的社会保障措施,加速了吴国的灭亡。     

两汉三国时期岭南生长的几种观赏植物

两汉三国时期岭南地区已经生长有耶悉茗、茉莉花、指甲花、豆蔻花、水蕉花、金银花、鹿葱、蜜香树等数种观赏植物。有的是自国外移植岭南，有的是岭南土生土长。其中一些自西汉中期传入中原，不仅用于观赏，也可作蔬菜，还可作药物。     

阴平道交通兴衰的历史脉络

阴平道由两汉时期的县级行政区划逐渐演变成了一条由陇入蜀的交通要道之名。历史时期的阴平道不仅是一个包括正道、偏道、支线、延长线的交通系统概念,而且是一个体现与阴平道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融合的人地关系系统概念。阴平道萌发于先秦,发展于两汉,繁荣于三国两晋南北朝,鼎盛于唐宋,衰落于明清。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川甘两省铁路、公路的大规模修建,阴平道完成了其光荣的历史使命。但其生命并未因此而终结。阴平道及其沿线历史悠久、形式多样的遗存与文化景观,已成为现今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三国时期东吴、辽东与三韩关系探略

两汉时期,随着中国与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同时开辟了经印度通往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三国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更加密切,不仅有曹魏与邪马台国的交往,割据辽东的公孙氏政权和江东孙吴政权也展开了积极的对外往来。本文试就辽东、三韩、东吴三边关系作初步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陈述语气词小考

先秦两汉时期表陈述语气的语气词有不少,在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里,常用的陈述语气词有“也”、“矣”、“耳”、“尔”、“而已”、“焉”等,但以“也”、“矣”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陈述语气词,基本上承继先秦两汉,但在运用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是先秦两汉时期主要表静态的“也”,其功能扩展到表动态的“矣”的功能领域;先秦两汉时期主要表限制作用的“耳”,常常可以替代表判断的语气词“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版本学及其发展

三国时期,除出现了在版本学史上有影响的“正始石经”外,人们在校勘学上也比较重视版本;有晋一代,不但公私重视藏书,亦且注意所收藏之书版本的优劣;北朝在版本学上多体现的风气与南朝大致一样,其时收藏家也很重视善本、异本。魏晋及南北朝时期的版本学比起两汉来,有所发展,其发展原因：一是人们版本观念的增强,提高了版本对校勘书籍作用的认识;二是纸张在抄书上的使用,使书籍版本大量增加,为版本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两汉荒政思想探析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灾害多发期,传统的救灾思想因此而出现了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高潮。两汉时期的荒政思想主要有积贮备荒论、重农说、仓储说和赈济议等;小农经济的脆弱性等是该期荒政思想丰繁的根源,其思想中含有一定的积极因素,对两汉乃至中国古代的荒政实践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军事地理视野下的蜀道争夺之比较研究——三国与五代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乃动乱与割据之世,该时期内南北政权围绕蜀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通过对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蜀道争夺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的蜀道争夺战极为频繁,在中国历史上较为罕见;三国时期各条蜀道的使用频率较为平均,五代时期则严重倾向于选取故道和金牛道;三国时期蜀道争夺战多取用其中一条,而五代时期则数条同时进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秦汉时期颇为重视蜀道建设,以至于三国时期蜀道的畅通性仍保持良好,而隋唐五代时期故道长期作为官方驿道,便于行军打仗;与三国时期相比,故道在五代时期的军事地理区位优势更加突出;三国时期曹魏以长安为伐蜀基地,与五代王朝多以凤翔为伐蜀基地不同。     

对魏晋士人同一性危机的探源与思考——兼评郭世轩先生的《魏晋艺术精神研究》

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既是一个时代问题,也是一个世代问题。研究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不仅要着眼于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也要探源逐流,研究两汉时期的历史状况。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两汉时期,尤其是儒学取得至尊地位以后,士人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浸染,志行高洁,少有违礼纵情的。但由于两汉政治局势的混乱,儒学一度低迷,士人的思想极端混乱,这为魏晋士人的自我认同埋下了祸根。同时,由于魏晋的政局更加无序,尤其是统治者对名教的破坏,使得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更加突出。     

试析唐代书法繁荣的原因及其特点

一我国的书法艺术，历经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阶段，到了唐代，出现了灿烂辉煌的局面。纵观唐代，书法大家辈出，书法流派众多，书法论著纷呈，书法精品争艳斗胜。其艺术成就之高，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之深，都远远地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究其原因，主要有...     

两汉时期民族关系中的“质子”现象

两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和发展的时期,此时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政权的交往更为密切,民族关系纷繁复杂。边疆民族与内地政权间“入侍为质”和“纳质为臣”的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一、“质子”从两汉时期开始普遍存在于民族交往中,并作为维系宗属关系的工具之一;二、两汉时“质子”逐渐被纳入朝贡制度的一部分;三、两汉时期的“质子”现象大多出现在汉朝国力强盛时期。“纳质为臣”现象客观上加强了边疆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内地政权与边疆民族的经济,文化来往,巩固了封建王朝对边疆的统治。     

王充《自然篇》探析——兼论两汉时期的“天人”之辩

王充是两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自然篇》的中心,和先秦荀子的《天论》一样,是谈论天人关系问题的。这一问题,在两汉时期仍然是哲学讨论的中心课题。先秦时期,围绕着天人关系问题,“诸子百家”曾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到了战国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