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文化与日常确证——外来移民及其子女的情景性身份认同

从社会认知形成过程以及日常人际互动的角度分析外来移民的自我身份认同,从而探讨制度、文化以及日常体验在人们认知周遭世界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在中国现有的制度安排与文化传统的背景下,外来移民的身份认同既受到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独有的"籍贯"和"不忘本"文化的影响,在微观层面又与个体日常生活体验密切相关。当认知验证的不同过程、他者的承认(recognition)、日常经验的确证(corroboration)以及过去知识的共鸣,三者之间产生冲突时,人们有选择性地根据当下的情境调整他们的身份认同。"情景性身份认同"(situational identification)这个概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制度性约束、文化以及微观互动过程之间的动态关系。     

消费文化视域下新主旋律电影的自我建构

近年来中国主旋律电影不断在"他者"凝视下产生了一种常态式的自我"内化",不断地接受消费文化的规训,逐渐在对过去主旋律电影的改变中成为当代电影不可或缺的部分,并获得多重文化认同。但随之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政治无意识、身份的丧失与暴力等问题不断地冲击着新主旋律电影,促使新主旋律电影在自我"内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与自我同一性相悖的符号"异化",让自身在这个作为消费商品符号来实现身份认同的社会体系中,在对其所代表的中心文化不断消解与建构过程中进行了重建。     

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兰州市为例

通过时兰州市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对目前农民工身份自我认同的状态、形成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在制度安排的前提下,农民工城市社会关系网建构的失败、以及在城市生活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自卑感、谋生的艰难感等心理感受,导致了农民工目前身份自我认同的模糊现状,说明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是一个相互构建的过程,就目前而言,其身份的自我认同正处在一种从"表面接纳"向"心理接纳"过渡的状态.     

《远大前程》中匹普的身份认同

在身份认同理论的观照下,匹普的成长过程包含了以主体为中心的启蒙身份认同和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身份认同。在此过程中,匹普经历了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同时,认同环境也对其身份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     

你为自家的品牌注册了吗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形成一种习惯--他们买东西总是冲着某个"牌子"去,在众多相同的商品中,喜欢购买某个"牌子"的东西.认同一个"牌子"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冲动,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人们使用这个"牌子"的东西后,觉得商品质量或商家服务态度不错,对这个"牌子"才会产生认同感.对一个"牌子"认同的人多了,这个"牌子"就具有了品牌效应.为了便于顾客识别自己的品牌,商家还设计出别出心裁的标志和名称,这就是商标.     

基于文化差异的跨文化交际视域中的语言运用和身份认同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文化差异对于语言运用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怎样运用得体的语言有效建立起身份认同,是关系文化交际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主要论述了文化差异对于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语言运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文化差异对于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身份认同所产生的影响。     

新媒体交互叙事中的身份认同

在身份认同的相关理论中,有一种关键的认同理论尚未引起学界重视,即身份认同的叙事建构论。叙事建构论认为,身份认同实际上是一种叙事身份的获得。新媒体时代的身份认同,则无法脱离新媒体叙事中的身份认同。新媒体的主要特征是交互性,与此类似,交互性同样是新媒体叙事的主要特征。新媒体叙事的交互性主要涉及三重交互,即用户与创作者的交互、用户与作品(媒介)的交互和用户与用户的交互。而这三重交互的新媒体叙事均在逐步强化对虚拟身份的认同,以致用这种虚拟身份取代甚至消除现实身份。新媒体交互叙事中的身份认同便是虚拟身份对现实身份僭越,并最终成为"现实身份"的过程。     

论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危机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大量产生。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会产生身份认同危机,主要原因在于二元结构基础上的乡土关系的突然终结以及在征地过程中对失地农民造成的社会剥夺。要较好地化解身份认同危机,必须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保障问题。     

文化再生产与身份认同:以澜沧拉祜族的旅游业发展为例

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在发展文化旅游过程中,对拉祜族文化进行了再生产。这一再生产行为不仅造成了拉祜族文化的变迁,而且对其族群身份的认同也产生了影响。再生产的文化往往并非完全杜撰,而是与过去的传统相联系,这就会形成新的文化传统,加之资本的介入,以及政治和社会的缘故,在文化的再生产和文化消费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展演和强化,逐渐塑造成一个群体的典范文化,从而进一步强化民族边界和自我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在民族文化的构建过程中,"发明的传统"是重要的方法,对于理解民族现象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论新时期文艺民族化思潮的审美价值取向

中国新时期文学在经济全球化与文艺民族化的紧张关系中,由持续的现代化追求导致了文艺民族化身份模糊乃至丧失,并随之产生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它源自于汉语文学在"中、西结构"中的位置、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和在全球化与民族化张力中的特殊处境。当前中国文学现代化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导致全球化语境把中国作家个体和文学写作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空维度。这个新维度对于文学写作的根本意义在于承受、反抗一种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面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采取平视的审美视角,以实现中国文化由"拿来"到"输出"的转化,这将成为中国后现代作家个体自我认同和文学写作的基本动机和主题。     

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双向建构——再论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围绕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这一问题,形成了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维系论"、"切割论"和"匹配论"."维系论"在公民身份与文化认同之间建立起单线对应的关系;"匹配论"区分了两种公民身份和两种国家认同,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双线匹配的关系;"切割论"则主张彻底割裂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联.通过对政治制度与历史文化的关系、人类认识的特性、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以及国际移民等要素的检视表明,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模糊和动态匹配的关系;通过对阶级属性、国际关系和全球化等国家认同的形成性因素的考察表明,公民的国家认同还表现在阶级认同、差异性认同、超国家认同和亚国家认同等方面;通过对人类认识过程中主客体关系的分析则显示,国家认同实际上是公民"理性地建构"与社会"结构性制约"双向互动的产物.由此可见,上述三种观点并不全面,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和"双向建构"的关系.     

时代变迁中的族群认同——以四川清漪江流域羌族为例

时代在不断的变迁,随之而来是社会背景的变迁,族群认同的理论在不同的时代应该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为,族群认同的过程始终是在时代性的场景中进行的。今日的族群认同,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族群成员这一个主体,它还会涉及到与它们相关的一些群体,这些群体之间和群体内部在族群认同的过程中都会产生互动。在它们互动的过程中,族群认同最终得以确立,并且,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不但不会消逝,而且还会经历一个重塑和发展的新过程。     

“侨易”过程中的“主体认同”与“移简”规则产生——以台湾华语情歌中的张爱玲形象为例

"移简"现象,是"侨易"过程中的"主体认同",因移动产生变化("移变"),导致对母文化常态的影响焦虑("移常")。"侨易主体"因此必须再接受、化约异文化,产生简洁原则("移简"),才能安身立命、发展己志。"移简"后的简洁原则,会再与异文化"移交",最后形成"侨易学"中的"移易现象"。透过台湾华语情歌歌词中的"张爱玲"形象,可以看出华语流行音乐工业如何"移简"张爱玲形象,反映大众对自我身份的看法,借以刺激消费、产生利润,并引导社会大众的身份认同。     

论共同体在现代国家统一中的建构意义——兼论海外智库与学者的国家统一观

国家认同是一个历史持续变迁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历史文化认知系统的形成、制度构建、正当性的阐释是国家统一的历史基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政治共同体的构建、法律共同体的实施,是国家成长的三个重要维度。"中华民族"是两岸的共同母体,两岸要逐步在一个有共同利益和责任的政治共同体的框架下谋求共同的政治行为。而且,中国的百年奋斗将帝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决定了现代中国必定是一个法律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是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身份建构、政治结构安排、民族和文化宗教认同等一系列法权安排。     

身在异乡为异客? 清代贵州客民身份的演变

有清一代,贵州成为南来北往的客民优先选择居住的地方。客民在土著化的进程中,逐渐形成同乡聚居到同姓聚居的客民社会,并由此土客之间因土地、惯习或生活琐事等而相互仇视,相互对峙,构成一种以彼此籍贯为划分标准的族群关系。作为游离于化外的一个群体,客民都希望自己能从化外走向化内,成为有身份的人,他们都会用不同的办法把自己的身份与国家认同联系起来。在客民心里,国家认同就是"户籍"和儒家思想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如"忠、孝、义"等符号,这些成为客民得以世代延续下去,成为巩固其地位,控制地方社会的文化资源。客民"反客为主"身份转换过程揭示了客民在地方社会整合到国家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新时期民族文化动员与民族边界重构的动力——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文化动员为例

新时期以来,新识别的少数民族都经历过重新凝聚自己的民族文化、重新建构自己的民族文化边界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长阳土家人经历身份转换与再造的过程,当地土家人从这个身份再造中,获得了更加积极的国民身份与中华意识.而推动这个过程发展的则是两方面的力量,-是长阳土家人的族别认同与国家认同奠定了民族文化边界的基础,二是国家力量的引导,推动长阳土家族文化边界明朗化与定型化.     

从“台北人”到“纽约客”:白先勇对身份认同的追寻

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白先勇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身份危机。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中,白先勇用文字写下了他对身份认同的追寻历程。"台北人"是一群身在台湾,心在大陆的"异乡客",他们在新的社会现实的困境中逐渐失落了自我的身份。"纽约客"是一群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游荡的"漂泊者",当在"别处"生活的梦想实现时,他们却在自我认同与他者想象之间构成了对立,并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Danny Boy与Tea For Two是白先勇新世纪后发表的作品,展示了白先勇在跨文化际遇中,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上,实现了对身份认同的突围与超越。     

民族文学与文化认同——以哈萨克族文学为例

由于文化认同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民族文学在认同建构中必然伴随着诸多的困惑。困惑产生的原因有历史的因素、民族文化的差异及民族文化身份的深层诉求。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语言学效应研究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之一,当代中国更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城市化浪潮的主力军。城市化是一个有着人口统计、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维度的进程。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城市化进程使城市方言和乡村方言这一对立体的交融和竞争更加凸显了,它们的关系呈现出了转向城市方言、转向乡村方言、二者势均力敌以及互相妥协产生新的变体等多样性。村民身份向市民身份转化的过程,也是人们的身份认同重新构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语码选择和语言使用也在经历着或巨或小的转变,而移民者的认同期望、当地居民的接受态度以及家庭等因素则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对于城市化是会有利于语言/方言的多样性还是会给它带来破坏的争论还在持续着,人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给出更确切的答案。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身份认同的曲折——1949年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史检讨与反思

作为"文艺学"学科重要内容之一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第一阶段的发展中超出知识及知识生产者本身的身份认同形式而直接指向国家/政治身份认同。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的双重裹挟又迫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进入第二阶段发展后,主要进行学科/知识身份认同与文化/民族身份认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这三种身份认同形式的逻辑分离与历史嬗变不尽是积极的,亦包含着隐忧:它会淡化文学理论生产者本身的身份认同,消解文学理论自身的阐释效力,进而危及到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解决这一危机,既需要正确处理文学理论三种身份认同之间的层级关系,又需要树立文学理论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特别是需要首先唤醒文学理论知识分子群体独立的身份认同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