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笔下日常生活书写的现代意义——兼与张爱玲比较

萧红和张爱玲这两个看似并无直接关联的作家,其成长经历、人生轨迹却多有相似之处;就写作意义而言,彼此也有殊途同归之处。她们以其对十里洋场的现代日常生活和乡土中国的前现代日常生活的描绘,分别表达了对现代中国的两极想象。由张爱玲反观萧红,后者对中国乡村生活形式的描绘,为中国现代作家的现代性思考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参照。     

永不陨落的文学星辰——萧红文学创作综论

萧红承袭了宿命的苦难,在错动的历史中艰难跋涉.民族国家的基本立场与左翼的意识形态,使她从民间的历史视角来叙述现代性劫掠中的溃败、变革与抗争,从而进入了人类最前卫的文化思潮和艺术思潮.萧红以政治文化的身体视点揭示种种话语禁忌中的生命困厄.她把新与旧的文化冲突外化在生命故事的夹缝处境中,流亡成为其基本的叙事模式,混乱是其时空体形式.她以女性的经验洞察到生命的原始悲哀,生殖和死亡是她基本的母题.她在人与自然的大生命系统中,以象征的心灵模式建造出自己的表义系统,追问是语义生成的基本句式,寄托了人类回家的永恒梦想.萧红向死而生的伦理诗学,对于汉语写作的现代转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萧红《呼兰河传》碎片化书写解构与探微

《呼兰河传》具有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特色.由于萧红体所倚重的细节渲染、诗性表达,小说用支离破碎的场景碎片、沉重的故事碎片、复杂的情绪碎片搭建了愚昧落后的小城,为进一步解读提供了可能.整体而观,这是一部结构松散、等待阅读勾连的小说,而碎片化书写是该文本的典型特征.相较于故事性经营,碎片化结构特征及细节渲染、诗性表达能将抒情传统在文本叙事中极致发挥.同时,经由碎片化的写作方法,萧红成功搭建了呼兰县城的整体形象,并抒发了浓郁的黍离之思,对旧制度下的沉疴宿疾进行了揭示、批判,对基于弱势群体的生命灾难给予了悲悯与同情.     

萧红张爱玲笔下的悲剧意蕴及其风格比较

萧红笔下的悲剧意蕴体现为生命价值的缺席与群体愚昧;张爱玲的悲观来自其深刻领悟个体生命的微末和悲怆及荒凉的“末世感”。她们以各自的角度从生活的表层切入千百年来女性的精神创面。萧红与张爱玲都以悲剧来观照人生,在悲剧风格上既有共同点,也各具个性特点。     

赛珍珠的《母亲》与萧红的《生死场》中中国农村形象比较

以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关于异国形象构筑的理论为基础,采取细读的方法,着眼于文本的主题结构、词汇和故事情节,拟从充足与贫困、个体的觉醒与群众的麻木、浪漫情怀与怀旧情怀这三对词汇出发,对《母亲》和《生死场》中的中国形象从文本上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比较,通过分析比较,我们发现同一主题、词汇和故事情节在这两部作品中有不同的表达,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具有强烈的生命力、明确的个体意识和对土地浓郁的浪漫情怀,而同一中国在萧红笔下却是枯绝的、生命意识淡薄、充满了对土地厚重的怀旧情怀。     

大时代中的个人写作——兼论萧红的文学思想和作品分期

萧红是20世纪30年代初走上文学道路的,1935年随着《生死场》的发表而蜚声上海文坛。之后萧红的名字与抗战紧紧联系在一起。前期代表作《生死场》既给萧红带来了声名,又客观上局限了萧红的整体评价。创作于旅日时期的《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等作品标示出萧红创作的转型,后期萧红的创作和作品既与时代紧密相连又远未局限于抗战,在战争的大背景下呈现出日益鲜明的萧红风格。重视后期萧红的作品和风格,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后期作品的艺术特色,对于从整体上把握萧红创作和评价至关重要。     

从《生死场》看萧红的女性意识

《生死场》是萧红在民族兴亡的关头,通过对生与死的探讨,特别是对广大劳动妇女命运的考察和关注,以此对女性生命、生存意义进行挖掘和展现,引起人们对女性解放的追求,以及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并扩展对国民性的审视,批判其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生死场》的重新阅读与萧红文学史评价再阐释——对萧红文学史写作的一种思考

《生死场》作为萧红的成名作,文学史上一直被当作“抗日文学”题材的小说进行阐释。当我们重新进入《生死场》的文本世界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与所谓的文学史阐释之间的差异。在这个文本中,萧红对于女性身份过分关注,并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进行文学书写。在小说的书写过程当中,她对男性的权力话语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因此,重新进行文本的阅读,并进而对萧红的文学史评价作新的梳理和阐释,就显得非常有意义而且有必要。     

张爱玲和萧红的散文比较

张爱玲、萧红两位女作家对普通生命给予了真诚的观照,她们的散文作品都透露出浓重的悲凉感,同时也体现出了女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敏感.由于她们个性的差异和生活经历的不同,散文亦呈现出迥异的风格:萧红的作品在凝重中表达着人生的无奈,包含着对政治的批判;张爱玲的作品在轻盈中描绘着生活的可爱,也展现着人性的永恒魅力.     

萧红小说中的忧伤情感底色

萧红是一个身心俱受摧残的不幸女性,一个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灵魂。在悲壮而又充实的悲喜岁月里,萧红用文字倾心地演绎自己的悲喜人生,犹如杜鹃啼血,无怨无悔地完成她那短暂的生命绝唱。如果说萧红的文字如一幅画,那么忧伤就是它的底色。萧红小说中的忧伤情感体现在流浪的坎坷中、在沉寂的土地上、在农民的苦难中、在女性的苦根里。     

萧红与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比较研究

萧红与张爱玲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女性作家,她们用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体验着生命绚烂,不同的悲剧生命体验,创作出不同的悲剧性作品。通过女性独特的悲剧视角,两位女作家面对人生的不幸和国破家亡的现实,都激发出了巨大的创作热情,书写了中国女性作家不朽的丰碑。     

文学与日常生活的辩证想象——论鲁迅小说对日常生活的书写

日常生活既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又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文学对现代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是与现代性话语或顺从或反抗的对话。无论是对现代性的思考与回应,还是对现代日常生活的批判与拯救,文学都以一种独特的话语彰显出日常生活的辩证蕴涵。鲁迅在《端午节》、《幸福的家庭》和《伤逝》中既揭示出日常生活的平庸及现代知识分子深陷其中的困境,同时又展现了他们试图围绕现代日常生活所作的种种抵抗与超越,即构成了一个栩栩如生的辩证形式。     

苦难与拯救--论《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主题意蕴的对应性

现代女作家萧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呼兰河传》与《生死场》有着主题意蕴上的对应关系.作者的写作意图其实是一以贯之的,由揭示苦难到寻求解脱之道,从观照现实到回归自我.荒原的苍凉、幽径的深邃中都积淀着作者对生死两极之间"人"的思索.     

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

“身体叙事”是萧红文本的一个潜在的内容与姿态,在文本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生死场”,而且更是小说获得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萧红似乎对自身的情感与女性的命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女性独有的身体经验成为她从事文本建构的基本手段。生育、病痛与死亡是作家诠释女性“身体叙事”的独特视角,女性与男权社会乃至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成为身体的悖论。女性作家用反讽的姿态作了一次“致命的飞翔”,在语言的狂欢与回忆的空间中获得身体与性别的认同。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萧红将自己写进了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从日常生活叙事看《红楼梦》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

《红楼梦》取材于日常生活,摹写“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成就了一部旷世经典。《红楼梦》这一日常生活叙事传统,到了新文学时期被削弱,张爱玲却得此真传,把笔触伸向沪港市民的日常生活领域,展现了普通人的真切悲欢和复杂人性。不过张爱玲的日常叙事法则和《红楼梦》又不尽相同,《红楼梦》对日常生活的叙述充满艺术和诗意色彩,而张爱玲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则阴暗悒郁,强化了其作品的悲剧风格。     

对着人类的愚昧——论《生死场》的主题意蕴

《生死场》是萧红在民族兴亡关头 ,通过对生与死的探讨 ,从而进一步展示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探究 ,对民族自立潜在障碍和落后文化心态的历史反思。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中 ,融汇了作者本人超越时代的审美情绪与精神立场。     

试论北村的苦难意识及其书写——兼与托尔斯泰比较

北村的苦难意识形成于意义匮乏的当代社会现状和他忱于哲思的个性,表现的是个体生命的精神苦难,它的核心是人文精神;北村小说强调的是形而上的苦难形式和虚幻的精神救赎,具有某种主题先行的说教和传道色彩。托尔斯泰的苦难意识形成于俄国19世纪的黑暗现实和他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受苦的主体是广大的下层人民,它的核心是人道精神;托氏小说展现的则是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及不同的精神类型。     

萧红的疾病体验与书写

萧红短暂的一生被各类疾病困扰,因时局等因素,其包括肺结核在内的疾病没有得到及时医治。从病迹学角度分析,萧红的异常性格与行为让人不无怀疑她的精神健康状况。因此,疾病体验极大影响着萧红的身体健康与文学创作,但恰恰是疾病体验为萧红开辟了独特的女性话语空间。女性身体在中国现代作家笔下很大程度上成为疾病的载体,女性的身体经验被极大遮蔽。萧红的异质性在于,她通过书写乡村中女性生殖、生存的身体经验,构建乡村“恶托邦”场域,为长久以来女性身体所承担的性别政治话语祛魅,使其成为“生”与“死”意义生长的场所。     

真正的女性之声--萧红、张爱玲作品比较

萧红与张爱玲是三四十年代文坛上最具有个性的女作家,她们的作品以描写女性的真实体验、揭示女性的深层心理和创造独特的女性美学风格而喊出了真正属于女性的声音。从观照角度、审美风格等方面,可以比较出她们在写作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