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003年内蒙古史学界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综述

(续)三、关于契丹(辽)史的研究关于契丹(辽)史研究的专著有盖之庸编著的《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62万字),全书收录了近20年来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辽代墓志、石刻60余方,附有插图66幅,图版26幅,由作者加注考证。并且,作者还详细介     

敦煌本回鹘文《说心性经》为禅学原著说

敦煌本回鹘文《说心性经》长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刊布既久,但属性一直无法确定。言其为译作,但找不到原典来源;言其为原著,却未能提供确切证据。观其内容,主要在于论述心性问题,禅味十足。稽诸敦煌发现的禅宗写本和各种禅籍,可以看到,回鹘文《说心性经》大量引录敦煌禅宗写本《观心论》《修心要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以及禅宗经典《圆觉经》、禅宗灯史《宗镜录》中的文字,有的直接引用,有的为改编,说明《说心性经》不是某一种佛学著作的翻译与改编,而是以禅宗典籍为主,根据自己的理解而进行的创作,均为四行诗形式,既是现知唯一回鹘文佛学原著,又可视作一部优美的禅学诗歌集。     

应县木塔秘藏中的辽代《蒙求》刻本

应县木塔秘藏中发现的辽代雕版印刷书籍《蒙求》为现存最早的《蒙求》刻本,保存了《蒙求》正文的大部分内容,并附有《音义》,均为敦煌出土《蒙求》抄本所缺内容,与传世补注本也多有不同,更接近李瀚《蒙求》的原貌,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校勘价值。     

北京地区辽代佛教综论——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佛教盛行是辽代历史与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北京地区为辽燕京所在地,不仅是辽朝的军事重镇兼经济中心,更是佛教文化中心,居于五京之首.北京地区现存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中,绝大多数为佛教遗留,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是研究辽燕京乃至辽朝全境佛教历史文化面貌的重要史料.辽燕京寺庙的兴修,从数量、规模和等级上来讲,都是继唐朝之后北京地区佛寺兴修的又一个高潮时期,尤以皇室建寺最具典型性.佛经刻印之事,《辽藏》的集结与刊行都是以辽燕京为中心的;云居寺石经长达数十年的镌刻,不仅保留了《辽藏》的全貌,还极大地推动了辽境佛教文化事业的深入发展,并促进了燕京地区印经、诵经风气的盛行.辽燕京的舍利信仰是北京历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是僧徒信士虔心向佛之重要见证.辽代燕京经幢林立,陀罗尼石棺和墓志的瘗埋也颇具特色,是本地区陀罗尼信仰流行的重要表现.     

《辽史·公主表》的文化内涵

《辽史·公主表》与《外戚表》互为表里，既是《外戚表》的补充，又有《外戚表》所不具备的独特文化内涵。它从特殊的一面反映了辽代社会封建化的进程，印证了辽代民族融合的特点，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特点，表现了有辽一代几乎全部的争权夺位的政治斗争，从中可以看到公主的地位。文末补注了《公主表》。     

辽天德军地理位置考

据《辽史·地理志》丰州条载,辽天德军与丰州同置一地,即都在今呼和浩特地区;而同卷“天德军”条又载,辽天德军的地理位置与唐天德军完全相同,都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期明安川一带。而据《辽史》所载,辽代并无二个天德军设置,所谓“天德军’即“天德军节度使”,辽代仅此一机构。那么,辽代天德军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笔者通过对辽初史料的稽查,核对与考证,有理由认为,辽代天德军的地理位置应与辽代丰州同治,因而,《地理志》“天德军”条,显系舛误。     

《双恩记》变文简介

《双恩记》变文是敦煌写本,很长,约于一九七三年,由苏联劫藏者整理印行。听说不久,法国汉学家保罗·戴密微对苏联整理的意见提出许多问题;不久,台湾省学者潘重规也曾有文讨论及此。——此三文我都未见,而对变文的故事如何,“双恩”含义究竟如何,多年来心向往之。它在国际“敦煌学”内已热过一阵,在国内则始终是冷的,不应当。国内有了第一代的《敦煌变文集》已二十多年,内容依然停滞在七十八篇,且多不是变文,早该有第二代的东西问世了,而至今寂然。旁观敦煌歌辞总集,已由第一代一六四首,到第二代五四五首,到第三代     

鸟居龙藏及其《辽代画像石墓》

鸟居龙藏是日本近代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其学术生涯后期致力于辽代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画像石墓则是其研究的重点。1942年,鸟居龙藏在燕京大学出版《辽代画像石墓》一书,汇集了鸟居氏对鞍山地区辽画像石墓的历次调查成果,认为这些画像石展现了契丹风俗、佛教典故、二十四孝故事、西游记故事等诸多场景。其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但其判断亦有不准确之处。本文在译注《辽代画像石墓》的基础上,考述鸟居龙藏对辽代遗存的调查行实,评介《辽代画像石墓》的主旨内容。     

契丹文辽道宗皇帝、皇后哀册和《故耶律氏铭石》的撰写人初探

一九三○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巴林右旗辽陵内出土的契丹文《辽道宗皇帝哀册》和《宣懿皇后哀册》其撰写人是谁,至今尚无人谈及。一九六九年夏,在昭乌达盟翁牛特旗毛不沟辽墓中所出土的契丹文《故耶律氏铭石》,从其所书的撰写人契丹字姓名来看,与哀册中的撰写者应是一人。但这个撰写人的名字究竟译作什么,此人又是否见于文献记载,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新发现的谢灵运佚文及《述祖德诗》佚注

在《佛祖统记》中，发现谢灵运佚文一篇，即谢撰《庐山法师碑》文，此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漏收。在《俄藏敦煌文献》中，得《文选》残卷一通，其中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注文用双行小字夹正文中。此注既非李善注，亦非五臣注，为唐人注《文选》的别一种珍贵写本。文章论证了新发现的谢灵运佚文及《述祖德诗》佚注的学术价值。     

辽朝体育活动考略

辽国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北方少数民族王朝,虽然存在的时间只有200多年,但辽王朝的体育文化却非常繁荣,形式的独一性、历史的继承性和创新性,使其在北方少数民族中独树一帜。通过对辽代历史资料的梳理与整合,发现在辽代体育中,角力、马球、射柳等活动尤为盛行,形成了具有历史特色的体育文化。研究辽国的体育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史学的研究具有参考意义。     

辽朝文化中心在南京（今北京）

辽王朝在境内设有五京,上京乃辽太祖创业之地,为辽朝政治中心。辽朝的文化中心却不在辽上京,在辽南京。根据有三：一、史书记载辽南京经济文化发达;二、《辽藏》工程浩大,约六千多卷,历时七十余年,雕造於燕京阳台山清水院（今北京西山大觉寺）;三、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一批辽代印刷品均为辽南京雕印。     

辽代天文历算成就浅论

辽朝疆域辽阔,声威远被,在科技文化方面也有建树。宣化辽墓中绘制的星图构图完美,以中国二十八宿为主,又明确采用了西方的黄道十二宫概念,表现出中西合璧的性质,很有特色,反映了辽代天文学的成就。辽人精于天文术数之学,辽代的历算在继承中原传统的基础上,吸纳西方的天文历算知识,在当时比较先进,甚至优于宋历。辽朝与中亚、西亚建立了顺畅的联系,相互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辽代的天文历法自然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同时契丹中原文化也远播于中亚和西亚,甚至欧洲。     

论朝阳南塔折射的辽代文化

朝阳南塔始建于辽代,是目前中国北方保留最完整的辽代砖石塔建筑之一。南塔的外部结构主要包括塔基、塔身、塔檐、塔刹四部分,南塔的建筑结构、形制特点是研究辽代佛教文化、经济生活文化、艺术文化的重要参考。朝阳南塔体现了辽代上承隋唐、下启宋代的契丹民族在佛塔文化上的诸多特色,比如辽代的宗教文化特征以及建筑文化特征等,南塔的建筑形制和雕刻艺术的特点是学术界研究辽代同一类型佛塔以及辽代社会文化的重要实证。     

试析辽代骆驼的来源及用途

本文通过《辽史》的记载,并结合考古出土的文物,对辽代骆驼的来源和用途进行了剖析和论证,认为辽代骆驼的来源主要有战争掠夺和属国、属族进贡两种方式,而辽代骆驼的用途主要有驼运、骑车、驼载、驾车、纺织、捐官等,以此最终说明骆驼在辽代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辽代教育史研究的新篇章——《教育与辽代社会》评介

高福顺教授新著《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以“教育”“辽代社会”两个关键词为主线,在系统探讨辽代教育的基础上,进而讨论教育与辽代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全书除“导论”外,共有七章,外加三篇附录。该书视角新颖、引用广博、完整周密,无论是选题还是内容撰述,堪称近年来辽史研究最前沿的研究论著。     

蒙元政权的儒化历程与程朱理学的官学化

元代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以漠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行汉化政策,由此赢得了中原地区民众对其政权的文化认同。蒙元政权对儒学非常重视,在金、辽、西夏汉化的基础上,主要推行南宋地区所流行的程朱理学,而摒弃辽、西夏、金所推崇的章句注疏之学。蒙元政权经过长期的努力,尤其借助金朝儒士大夫向以元大都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传播,最终确立了理学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元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辽代金银器制作工艺探析

辽代金银器种类丰富,制作工艺也非常成熟。通过对辽代金银器制作工艺做分类介绍的同时,将辽代与唐代的金银器制作工艺进行对比,探析辽代与唐代在金银器制作工艺上的关系。     

近廿年阜新市辽史契丹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阜新历史上曾是契丹族重要的活动地区之一,也是辽朝主要统治中心之一。契丹族文化、辽代文物资源十分丰富,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阜新的辽史、契丹族史的学术活动频繁,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就近20年来阜新市对辽史、契丹族史研究进行回顾,分析研究现状,并展望研究趋势。     

宏阔视域下的教育史研究——《教育与辽代社会》读后

辽代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北疆游牧地区的文化水平,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然而辽代教育研究却相对薄弱。高福顺教授《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突破史料不足征之桎梏,从宏阔视域审视辽代教育发展演变的全貌,对辽代教育与社会的互动性予以深入研究。此书是辽代教育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其出版推动辽史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