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之辨”与“华夏大防”

本文从理清"华夏"与"中国"的概念开始,引伸到中国人的中国观.中国人的中国观形成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叫做"华夏之辨",另一个阶段叫做"华夏大防".本文重点阐述了华夏之辨的产生、流布及其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强调了"华夏之辨"转为"华夏大防"的必然性.本文分析了儒家思想对"华夏之辨"产生的重大影响,指出了"华夏之辨"毁灭性危害,当然也涉及到"华夏之辨"与"华夏大防"对中国人国民性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深层思想文化方面的根源.     

论"华夏中心"观对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影响

“华夏中心”观的产生发展有着悠远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合理性。它对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影响深重而复杂 ,一方面是严重地阻碍抗拒 ,另一方面又具间接支援之功。新文化运动在批判封建思想文化的同时 ,从根本上否定了“华夏中心”观念。在创造性转换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先进文明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正确指向 ,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归宿     

西方文明冲击下近代中国文明话语的嬗变

中国古代的文明意识诞生于“夷夏之辨”中。由于“夷夏之辨”主要依据民族文化差异确立,周边民族入主中原、继续沿袭华夏政体礼制具有合法性,造就了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华夏文明,同时华夏文明之于周边民族所蕴含的文化优越性在潜移默化中孕育出根深蒂固的华夏中心意识。然而,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西方国家主导的以“种族论”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论”席卷中国,中国被动接受了“半开化”的身份判定。20世纪前后,西方文明在向中国侵入的过程中日益暴露其“利己”的实质,中国精英分子开始将文明看作多元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从文明的相对性的维度对文明内涵展开理性思考,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国固有文明与外来先进文明的关联奠定了基础。     

中国近代史上的外交概念——外蒙及西藏问题中的“主权”与“宗主权”

所谓的"西藏问题"是一个集合性的问题,呈现出诸多侧面,在这些侧面上西方与中国存在着不同的话语。究其根源,应该是清末民初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宗主权"一词的使用。因为汉语的"宗主权"与英文的"suzerainty"(苏索伦梯)完全是不同时空、不同性质的概念。通过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梳理,可由此看到西方列强在西藏、外蒙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扩张,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概念在推动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中所起的作用。但是,17世纪当"主权"(sovereignty)这个概念产生,并被中国所认知时,"主权"成为对抗西方列强的重要武器。近代中国在遭受西方列强瓜分时,所形成的包含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一体性"与中国对主权的主张合流,最终成为阻止民族分裂的坚固堡垒。     

近代中西家具交融对中国传统家具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家具受到西方家具的冲击和影响,一方面中式传统家具被西方列强带到西方国家,在西方开始传播,另一方面西方家具也进入中国,在中国开始流行.近代中西家具的这种交融对中国传统家具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新型的"海派"家具,"海派"家具是中国继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以后的又一重要家具发展里程碑.     

近代边疆问题中的“国际因素”:以民国时期的新疆为中心的考察——兼评《民国时期的英国与中国新疆》

近代边疆危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在中国蔓延,这既是中国内部窳败、政治失序所致,也是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秩序演变所致。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复杂化与国际格局的演变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因果关系,既是帝国主义列强全面入侵中国的重要表现,也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结果。列强这一"他者"的侵略,一方面使边疆危机日趋严重,一方面也刺激了国人的民族觉醒,国人的主权意识不断增强。地缘政治是列强在中国边疆地区博弈时考量的重要因素,民族与宗教问题则成为列强利用其以干预中国边疆问题时的重要方式。对这些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复杂面相,应有深层次的梳理、分析与诠释。     

"文学"如何"革命"——近代"文学革命"话语的生成

清民之际,随着中国摄取西方文明的进一步推展,知识界汲纳西方文明的重心开始逐步由技术移植转向制度文化的学习与改造,见诸议论的内容涵括政治、思想、文学、艺术、教育等诸方面。在此背景下生成的"文学革命"概念,展现了术语复杂的思想文化内涵。对于这一概念生成经历的考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深入理解中国文学和思想文化的近代转型。     

晚清中国国际秩序观念的变迁

古代中国在傲视天下的文化情结中,构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秩序。这一国际秩序从汉代开始形成一直延续到清代,在历史的沉淀中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随着西方列强的东来,这一国际秩序理念在西方的船坚炮利的冲击下一点点地坍塌。甲午战争以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中国人彻底背离了传统以和为主旨的世界秩序观念,以丛林规则和无政府状态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秩序理念大为流行。     

中国传统文化中心意识之批判

中国传统文化中心意识之批判赵红梅徐长林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心意识，一言以蔽之，就是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这种中心意识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更是文化上的，并且二者互相支持、互相阐发、互相说明。从地理上说，古代华夏族断言：中国处于天下之中，占据了世界的主体，与...     

试析基督教在近代河南的传教方法

基督教在近代传入河南后,为了扩大传教效果采取了多种传教方法,主要有中心开花式、教职人员本土化、巡回传教、聚会讲道以及行医传教等模式。但由于受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时代背景和中国传统文化强大排斥力的影响,传教效果并不显著。     

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势与热点问题述评

近十年来,老的政治史受到冷落,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开始起步,现代化问题备受关注,经济史的研究仍然薄弱.形成争论的热点有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近代史,是继续用阶级斗争的模式,以"三大高潮八大事件"来概括中国近代史,还是以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化来描述中国近代历史的变革;在承认西方列强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痛苦和屈辱的同时,如何估计西方列强的冲击对中国现代化起的客观作用;辛亥革命,包括整个世界历史上的多次革命,是不是没有必要,改良是不是比革命好.     

“西学中源”与明清社会文化心态

“西学中源”与明清社会文化心态张增一从明末清初开始，中西两种伟大的文化正面相遇了。与此同时，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西学中源”的说法，并在清末广为流行。关于这种说法是否正确，随着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入，现在已无需回答，但它留给我们的问题至今仍令人...     

清代官方史学与西学——兼谈西学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影响程度

随着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独立发展的清代官方史学开始直接与西方文化遭遇,并由此开始了与西学拒斥和融合的过程.从思想层面看,官方史学坚持"西学中源说"和"华夏中心观",对西学中的思想观念采取了拒斥的态度.从方法层面上看,官方史学又能积极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治史方法,大量用之于官方史书的修纂,取得了很大成就.官方史学这种接受西学的"用",摒弃其意义价值的做法,与清代帝王"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西学观完全一致.道咸以前,西学并未影响到包括官方史学和私家史学在内的清代学术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道咸以后,私家史学在西学影响下撰写了大批有真知灼见的史学著作,显示出史学发展的新趋势,而官方史学依然故我,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不足,遂为时代所遗弃.     

“中国模式”的中国阐释——一种基于文化的视角

中国崛起是"中国模式"的载体与叙事。作为表征中国崛起的事实的本体论意义论上的"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而作为探求中国崛起之道的认识论意义论上的"中国模式"仍在建构之中。西方关于认识论意义论上的"中国模式"的解读差强人意。正如国际性的现象需要国际性的阐释一样,"中国模式"也需要一种中国的阐释。只有从文化角度切入,才能深入"中国模式"的内核。从文化视角考量"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意指一种软实力的崛起。让世人理解"中国模式"并产生一种新的认同感,中国知识界责无旁贷。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启示

由于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牵制,西方列强放松了对华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一度迅速发展。孙中山在考察和总结了西方国家实行资本主义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融合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文化中"尊生重养"的思想,提出并全面阐述了民生主义学说。这为解决中国的近代化课题描绘了一幅理想蓝图,对于我们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很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概说

中国近代图书馆是在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西方式的图书馆的影响之下，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刺激之下，在中国资产阶级逐步发展、壮大和从西方移植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虽然由于当时历史的局限与资产阶级的局限，近代图书馆还不可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但它在普及文化、社会启蒙、破除封建旧文化、建立新文化以及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等方面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关于当前文化批评中"中华性"问题的思考

中华性命题是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典型,中国后殖民批评把西方的后殖民理论解读为民族主义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视域的局限性.中华性的意义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给予中华文化的发展以自觉意识,其局限表现在:忽视了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延续了华夏中心情结,对中国现代性与西方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认识不清等.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转型

随着近代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量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精神＂的同时,还将西方近代的民主平等思想,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等近代思想文化带到了中国。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影响着中国,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结构,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转型。     

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1895-1905）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深感民族危亡的深重,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以求自强。不论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在留日学生中间,还是在庚子之后,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精英都不遗余力地向中国的知识界传播西方政治思想。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启蒙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也拉开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序幕。     

《西方的没落》与辜鸿铭

辜鸿铭曾经享誉西方世界,引起过西方知识界的关注,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并未受到辜鸿铭的影响,斯宾格勒和辜鸿铭对"文化"、"文明"及东西文化关系问题的认识毫无交集,由此决定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批判视角之间没有关联,不具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