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书写的现代性焦虑与新奇美学之生成——以“机关枪篆文”与“英文书法”为中心

在20世纪初唯科学主义的语境中,围绕着汉语及其书写形态进行了争辩和改革。科学主义者以鲜明的激进立场对汉语形态和书写形式进行改造,却陷入了因古典形态在知识范式中的稳定性自足所带来的如何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形式焦虑:一方面要维持其自身知识系统的古典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要配合现代性的知识改造。在吴稚晖、黎锦熙等人的国语罗马字实践中,逐渐生成了一种新奇的书写美学共同体:既有向古典书写形态妥协的"摩托篆文",又有依托于表音系统的"英文书法"。二者呈现出不同的新奇:前者的书写以复活英文罗马注音作为汉语书写的主体,乃"以新入古"之新;后者是以旧的金石形态来承载新的概念,乃"以古化古"之新,二者有形态上的差异,也有思想来源上的近似,即以激进科学主义立场来妥协新与旧的纠葛。     

新世纪以来“百花文学”研究述评

"百花文学"在新世纪当代文学的研究中,是个既旧又新的研究领域。新世纪以来,此领域的研究,参与者颇众,成果颇丰。但"百花文学"中两类小说研究并不平衡,研究者对爱情小说的关注远超"干预生活"小说,"干预生活"小说研究成果的贫乏不能不说是一大欠缺。     

“大系”与中国“新文学”本位观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大系》首先是中国的“新文学”大系,是确立“新文学”本位观的一次集体行为.“大系”作为后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书系,其意义就在于它坚持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以对新文学成就进行资料性、文献性总结的方式,对那些试图从不同方面否定“五四”新文学、否定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者予以回应.“大系”以“新文学”为主体,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从时间观念上对中国文学的秩序进行了新的梳理,并确立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评奖与“承认的政治”——从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看50后作家的文学价值观

文章结合获奖作家的具体创作体会,通过小说文本的细读,以开放的态度相对深刻地探讨分析了获奖者为什么主要是50后作家的根本原因,指出:时尚的文学引领着新的阅读趣味、展示了新的文学经验,这是文学向新的方向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作家文学观的守成姿态也于激进与新潮中适时地起到了某种“纠偏”或制衡的作用.     

《林海雪原》中的“中国叙事学”

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据作者自述是依其真实战斗经历撰写而成,但考之史实,可知该小说基本上未能呈现东北剿匪残酷、危险、立体的原生态历史。不过就叙事生产而言,这部"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方法"的小说在复活、再造"中国叙事学"方面却有罕见之成就。它以"儒表奇里"的故事策略、"斗智斗力"的叙述机制,成功地将纷杂的剿匪本事重构为一场兼含"文戏""武戏"的"旧小说"底色鲜明的"新革命故事"。"旧小说"与"新革命"之间的竞争与"妥协",构成了1950—70年代文学生产内部值得反复"勘探"的复杂事实。     

“凝视”与“反凝视”——对《扶桑》的东方主义解读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凸显着帝国站在东方主义立场上对华人的"凝视",通过带有巨大权力意味的凝视,被凝视者被塑造成了他者。该文结合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探讨严歌苓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女性化,甚至是妖魔化书写进行的逆写。小说中的妓女扶桑在凝视下保持着一贯的笑脸,这笑脸构成的"反凝视"影射出美国白人对华裔移民粗暴的种族歧视和灭绝政策,以及被扶桑神秘的东方色彩迷恋一生的白人克里斯对种族问题的良心叩问。围绕着妓女扶桑的爱与婚姻,严歌苓的小说打破了西方意欲凸显自身强大而东方弱小构建起来的东方主义话语,赋予了处于失语状态的华人以言说的机会,并且书写着真正意义上的东方。     

1956年：“双百”方针催生的小说新潮

以"双百"方针的提出为背景,1956年的小说创作新潮确立了"干预生活"的批判现实主义姿态,从而打破了50年代初以颂歌为主调的文学创作模式,开辟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新维度和新思路.这一创作新潮的出现既是"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精神的再生,同时也是建国以来重新确认知识分子角色的一个重大尝试.     

从赵树理乡村小说的文化视角审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乡村小说

赵树理乡村小说的文化视角,就是自觉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以农民代言人的姿态来看待与描写乡村.近年的部分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从多个方面体现了赵树理乡村小说这一文化视角,这些方面包括:作家作为"农民代言人"的身份立场、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创作传统以及鲜活的农民语言和喜剧的叙事风格.     

左翼文学视野下的吕赫若小说研究

吕赫若的小说以1936年日本"皇民化运动"与1945年台湾光复为界,可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无论哪个时期创作的小说都始终带有左翼文学色彩,这与吕赫若自觉接受左翼进步思想和坚持左翼文学创作的理念息息相关.吕赫若小说创作中的左翼思想由早期的"激进的直抒胸臆式"到中期的"隐晦的潜藏暗涌式",再到后期的"激进的直抒胸臆式"往"隐晦的潜藏暗涌式"方向流变,总体上呈现出由"激进"到"隐晦"循环的规律,吕赫若作为一名左翼文学家的写作立场之坚定由此可见一斑.     

“连续”还是“断裂”－读《观念的选择》

1自从西方文化以一种强势的姿态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思想文化问题就必然面临着古今中西的选择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在传统-现代两橛对立的思维模式下,认为西方文化是现代的,中国文化是传统的;西方文化是新的,中国文化是旧的.因此,在中西文化的对决中,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为西方文化所取代,由此,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也就理所当然的是"断裂"的了.     

身份、边界与超个体——巴里巴尔激进政治理论中的“政治与主体关系”探析

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激进政治的话语、目标与主体都发生了变化,"政治与主体的关系"的讨论也因此成为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理论的核心话题之一。在这其中,巴里巴尔从激进政治话语转换的角度,重述身份话语与激进政治的关系,认为当前政治斗争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族群间的身份冲突。随之产生的两种不平等话语——国族主义与新种族主义放大了主体与边界之间的对立,使边界成为主体抗争的新对象。为解决二者之间的对立,巴里巴尔从理论构想与政治实践层面,构建了以"超个体"为政治主体形式的"新欧洲"。这一方案既体现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性,又有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对于我们思考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政治解放与政治主体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文化记忆和幽灵书写

作为历史编撰元小说的一个次文类,"新维多利亚小说"从主题上和形式上对维多利亚文学进行戏仿,问题化地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文化景观进行了再现和重构。以A.S.拜厄特和萨拉·沃特斯为首的当代英国女作家所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突出了对女性生存体验的挖掘和描绘,构筑和承载了维多利亚文化记忆。在对文化记忆的构筑过程中,"新维多利亚小说"采取了后现代戏仿的手法,为文化记忆增添了新的维度。"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历史叙事同时也是"幽灵书写",成为建构文化记忆的要素。     

评罗布－－格里耶的“视觉主义”

视觉主义是法国新小说作家罗布-格里耶提出来的创作原则,它扬弃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继承了福楼拜冷静、客观的文风,有着独特的内涵铲除关于"深度"的古老神话,建立以视觉目标为主的物本观;反对隐语的表达方法,主张感情零度的语言介入.格里耶的美学追求价值主要在于利用视觉的阻力,达到陌生化效果;采用感情零度的话语姿态,达到嘲讽的艺术魅力;追求客观的极限,虽然是一种极端的艺术本质观,在某种程度上讲,同样是在表达人类深层的心理事实.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实现了自己的美学追求,在先锋派文学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论司马光时代的新法改废与新旧党争——兼与赵冬梅教授商榷

神宗去世以后,北宋政治进入"司马光时代"。在短暂的一年多时间里,新旧党政治势力的消长和政局演变的趋势都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虽然在政策主张上当时政坛存在着一些相近的看法,但从人事上讲新党旧党和解的可能性并不大。吕公著和司马光的两份名单的出台意味着旧党全面夺权斗争的正式开端,他们举荐的台谏官在支持司马光、驱逐新党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司马光在很短时间里就基本实现了废除新法、驱逐新党的政治目标,这得益于时代环境和高氏的有力支持,也和他的政治手腕、政治魄力密不可分。司马光是某些政策上的少数派,但在人望上是绝对的多数派。司马光始终保持着斗争姿态,没有提出和解的政治主张。新党被逐之后,旧党内部温和路线和激进路线的分歧凸显,司马光所代表的激进路线是元祐政坛的主流。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新小说“新”在哪里？

法国新小说派作家认为,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将是能够表现20世纪时代特征的新小说.新小说的"新"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注重写物、迷宫式的情节、零度写作与读者参与.新小说派作家对现实、物化、以及主观性和客观性等问题也都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新小说从它诞生之初就有人宣告它的死亡,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新小说派作家却仍然在创作…….     

印度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透析

现代主义小说是印度20世纪文学中的重要构成,其发生、发展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各时期的创作成就分别以泰戈尔、阿葛叶与布特代沃·巴苏和"新小说派"作家群作为代表.泰戈尔实现了印度小说叙事手段的现代性转型;阿葛叶和巴苏为印地语、孟加拉语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中后期出现并得到繁荣发展的"新小说派"借鉴、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融合本土小说叙事基因,强化现代性诉求,坚持立异标新,对印度文学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个体化书写”的成就与命运——评《晚霞消失的时候》兼论新时期之初的文学现象

《晚霞消失的时候》是一篇在新时期之初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议的小说。这篇作品的"个体化书写"立场以及对个体命运、个人的精神际遇和人生价值的关注使它明显与同时期大多数作品的"群体化"叙述方式区别开来,在揭示、探究人的荒诞生存境遇方面的独特表现以及整体上"灰色调"的写法和"反英雄"的倾向使这篇作品多少具有一种存在主义的意味。在个体信仰和宗教问题上,小说以个体化的立场和角度切入进去,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但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学环境下,这篇作品显得孤高而不合群,它既不合主流的立场和规范,又与当下的时代格格不入,这就使它面临着尴尬的边缘化命运。     

自然、原始与本真的梦幻追求——劳伦斯原始主义小说研究之二

劳伦斯的小说贯穿着原始主义的追求。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在精神上回归原始,信仰肉体本能的力量,构成了劳伦斯小说原始主义的基本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文学史家称劳伦斯是“激进原始主义思想家的现代典型”。     

“问题与主义”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析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上“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考察与反思所汲取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且更具普遍性存在的问题本身,正是西方在解决问题时所提出的纷繁复杂的主义所蕴含的单边立场所致。从问题与主义的视角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用来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举措,而是一种看待问题的立场,它不包含主义所要求的某种确定的体制,而是一种广泛凝聚共识构建应对问题之基的共同价值观。这种立场本身就意味着问题的得以解决成为可能,其实践成果也必将推动其创造更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