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葛洛庞帝"三圆交叠"说看媒介分化

自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提出"三圆交叠"说以来,媒介融合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业界和学界往往因为对"三团交叠"说中媒介相互交叠的部分,即媒介融合的部分过于关注,而忽略了三圆中不相交叠,即媒介独有的特色和优势部分.本文提出媒介分化的概念,并简要阐明了媒介分化的作用、实践及其与媒介融合的关系,提示业界和学界关注尼葛洛庞帝"三圆交叠"说中的不相交叠部分,为传统媒介应对新媒介挑战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论“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的理论现状与实践走向

"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作为编辑学研究领域一种科学有效的引导性理念,改变了学界既有的习惯性思维和研究模式,代表了当今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新成就。"大文化"强调的是一种具有历史深度和空间广度的文化视域;"大媒体"指的是信息和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引领下的媒介融合趋势;"大编辑"则是具有"大文化"视野和"大媒体"技能,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突出的新型当代编辑。它的提出顺应了文化产业化、信息数字化等现实大趋势,也赋予了文化、媒体、编辑这些既有概念新的内涵,揭示了这几个领域间的深层辩证关系。从这一理念的逻辑线索出发,可以预测出相关领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发生的趋势性变化:媒介融合的进一步深入,信息服务在功能、取向、质量等方面的全新转折。     

媒介融合环境下统战文化传播效度研究

基于媒介融合视角阐明提升统战文化传播效度的实施之维。从媒介多元化削弱了统战文化信息传播的"中心性"、弱化了统战文化信息传播的"主流性"、降低了统战文化信息传播的"稳定性"、减少了统战文化信息传播的"权威性"等方面分析媒介融合环境下统战文化信息传播面临的挑战,进一步阐述了媒介融合环境下统战文化信息传播面临的优化传播内容,实现信息登载与阅读的"零时差";消除时空限制,拓宽信息传播与影响的覆盖面;创新阅读体验,提升受众的信息获取质量;顺应发展需求,提高统战文化工作的效果等机遇。在此基础上提出统战文化工作新思维培育、统战文化工作队伍新媒介素养培养、统战文化工作载体创新、统战文化工作媒介生态环境优化等路径,以有效提升媒体融合环境下统战文化传播效度。     

媒介融合：媒体发展的新趋势

媒介融合作为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势,必然成为21世纪传播学界研究热点之一。首先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媒介融合的定义,提出作者自己对媒介融合研究的理解。随后梳理了学术界在该选题上的研究现状,分析其多元研究视角,供今后学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媒介与受众文化研究的理论反思

传播媒介与受众的维度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其中的道理其实不难理解。由于新媒介层出不穷,旧媒介仍有余威,"媒介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已经媒介化了。作为受众,我     

媒介融合概念的解析与层次

媒介融合已成为学术热点,但学界对于什么是媒介融合、媒介融合的层次划分等基本问题依然缺乏足够讨论。通过梳理国内外学界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文献发现,虽然融合一词是这一概念的核心,但媒介融合概念的界定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介一词,并且至少可以从技术、经济、组织以及制度四个维度来分析和理解其内涵和层次;同时,媒介融合不仅是一个涉及技术、经济、组织以及制度等多个构面和层次的概念,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全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内核。     

文化产业的视野:媒介融合与积极的受众

文化离不开传播,传播需要媒介,媒介依赖受众.文化产业意义下的媒介融合,不应当只是媒介的简单结合,从经营的角度上说,这是一种跨媒介的联合,媒介融合的视野也要涉及到与其他机构、产业等的结合,媒介融合的重点也应是发展文化产业的第一生产力.文化产业的第一生产力就是“文化创意”,这也是文化资源用之不竭的源泉,受众的积极意识是发展文化产业第一生产力的催化剂.学界把大众媒介与日常生活及大众文化之间联系起来,打破了单纯政治意识形态对媒介与社会关系考量的垄断.     

我国媒介融合视角下出版业研究综述

近年来,我国学界围绕"媒介融合视角下的出版业发展"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这些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八个核心议题,呈现出"从基本层面的所谓综合性研究到求深度的细分议题研究"、"由对现象的客观陈述上升到对现象的学理性把握"两个基本走向。但相关研究仍有一些欠缺,如缺乏冷静的、批判性的研究,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媒介融合理论与出版研究的结合度不够,研究还不成体系等。     

传播符号学视域下的藏戏传承探究

藏戏作为藏族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和一种古老的戏剧艺术,学界对其传承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鲜有学者从传播符号学的角度予以探究。文章以文化他者的身份,借助文本、符号、媒介等传播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对传统藏戏的记录性媒介、呈现性媒介和心灵化媒介等主要表征做了符号的梳理和意义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藏戏典型的传播符号、传播形式、传播效果以及藏戏的数字保护及其传承之道做出学理性的探究。     

接触与融合路径下的和谐文化

文化寓于语言,语言折射文化,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文化的接触与融合必然与语言的接触与融合密不可分。文化的接触与融合以语言的接触与融合为媒介,语言的接触与融合又会进一步促进文化的接触与融合。语言接触与文化融合路径下建构的文化是一种语言、文化双和谐的优秀文化。     

“知·信·说”与“是”

认知问题是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认知问题的核心问题是“真”的问题。人的认知成果最终由语言来呈现,语言的基本单元是词,每个词都蕴含一个“是”,由是什么(词所指代的对象域)与何以是(该对象域确定为一类的标准)两方面构成。那么这个“是”如何而来?所知学认为一切由“知”而来,一切都是所知。认为“知”对于认知活动必不可少,但并非唯一来源。“信”与“说”有其自身不能等同于“知”的特点,与“知”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认知过程中共同起着重要作用。     

论"O"与"0"的起源、演变及功能

"O"与"0"是两个不同的数字符号.关于它们的起源与演变、功能与用途以及用法差异等学术界存在着分歧."O"是一种汉字,它的起源地在中国;"0"是印度数码,最先由印度人创造.虽然"O"与"0"在符号的创造上是极其相似的,但它们仍然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数字符号,不能等同与混淆.     

《左传》中的“年、时、月、日”

本文对《左传》中表示时间单位的“年、时、月、日”等词语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日、时”具有多种与时间相关的意义,这些意义的体现除了与它们不同的结构形式有关,还与它们在句中的句法位置和语法功能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月、年”的主要功能相对单一,主要是与数词组合,但由于上古汉语没有序数和基数的区分,导致这种组合同时具有表示时点和时段的双重意义,而对这两种意义的区分,同样需要依靠其在句中所处的句法位置予以判定。     

试论类后缀“界”“圈”“坛”

“界”“圈”“坛”三者作为类词缀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都附缀于代表某一行业、领域或表示具有同一特征的某一社会集群之类的字眼后。因此，“界”在组合上不受音节限制，基本上可以和任何行业结合，多用于严肃场合并且虚化程度不高；“圈”多与双音节结合，语用范围比“界”窄，多用于时尚的场合，且虚化程度最弱；“坛”基本上只与单音节结合，多用在文艺界和体育界，常出现在轻松、随意的场合，虚化程度最高。     

"画眉"张敞

西汉名臣张敞,曾连任京兆尹九年。期间,先后发生过两件引起轰动的事:一是他亲自为妻画眉,被人在汉宣帝面前告了状;一是他在待罪即将离职的五天时间内,逮捕处决了拒不执行工作命令的絮舜。但综观他的一生:刚正不阿,直言敢谏,才识过人,他了解体恤民情,治郡严宽相辅而行,成绩斐然;特别是他系心国是,忠于职守,不计个人功名利禄,甚至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其忠诚、才识、业绩,在历史上都堪称第一流。只因曾为妻画眉,而与“飞将军”李广一样终身不得封侯。     

从“自欺”到“自抑”——《小城畸人》解读

运用存在主义的＂自欺＂和＂自由＂等理论,联系《小城畸人》中作者对于＂真理＂与＂畸人＂的态度,分析畸人形成的两个阶段：从＂自欺＂到＂自抑＂;通过俄亥俄州温士堡小城的象征意义和主人公乔治.威拉德的最后离去,指出乔治的离开预示了一个新的畸人的形成。该小说集所揭示的主题具有普遍意义。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是传统义利观的源头活水。无论是孔孟的先义后利和荀子的以义制利 ,还是墨子的贵义兼利和韩非子的崇法尚利 ,它们在当时及其以后的历史命运表明 ,义利观归根结底是社会各阶级之经济利益及力量对比在道德领域里的反映。总的来说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近代功利主义那种追求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的义利观 ,也没有形成独立的个人利益主体 ,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尽管如此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可以进一步挖掘的思想资源 ,就某些方面来说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观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对“古典”的挪用、转化与重置——当代台湾新诗语言构造的重要维度

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当代台湾新诗在语言构造上有一个重要维度,是时“古典”的执守与坚持。通过考察台湾1950～1960年代的“现代派”、1970年代的“乡土诗”和198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诗歌的状况,可分析当代台湾新诗语言对“古典”进行挪用、转化与重置的情形,“古典”资源一方面积极参与了当代台湾新诗语言的创造．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其间得失会给大陆新诗带来启示。     

“三个代表”是真、善、美的统一——“三个代表”的历史哲学解读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将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统一起来,在历史观领域实现知、情、意,真、善、美的内在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党新时期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来看,"三个代表"内蕴着真、善、美的内在要求,我党践行"三个代表"的行为本身也就是求真、求善、求美行为.在新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三者的真正的统一,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发展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