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风险应对中财政责任的限度

风险社会中,社会成员难以应对所有的社会风险,因此,政府需要承担一定的财政资金给付责任。政府参与社会风险应对的财政责任来源于社会公民权的行使,其法律属性是法定的保护义务,是社会基本权这一积极权利实现的保障。然而,如果应对社会风险的财政责任没有限度,就可能引发财政风险、甚至财政危机,同时也构成对国民财产权的过度侵害。基于均衡保护国民财产权与社会基本权的制度理念,财政责任必须以使公民享有免予匮乏的自由为限度。     

社会风险与政府善治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为应对社会风险的挑战,应构建善治结构,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加快包容性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升政府公信力,打造服务型政府;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善治要求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安排更多的财政预算、更有效的政策和政治方面的制度创新,促进社会建设的良性发展,赢得绩效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     

风险时代的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的一个基本的功能,是要有效地应付各种社会风险;现代性方案下展开的现代社会工程试图以理性建构的人为秩序来消除不确定性、消除风险,但这种努力却产生了不可控制的意外后果或副作用;这种意外后果或副作用的累积是今日之风险的主要来源;风险社会之风险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即风险是自反性现代化本身的产物,风险已经全球化,风险的承受和应对主体已经个体化;与这些特点相应,风险时代的社会建设在方略上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援用并坚持"辅助原则",在坚持个体本位性的基础上重建"社会",激活积极公民权.     

完善以社会公正为目标的社会政策体系

社会公正是衡量社会政策完善与否的首要标准,也是完善社会政策的核心内容与基本价值取向。社会公正是社会政策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理念依据,社会政策是实现社会公正的载体和主要手段。社会公正与社会政策密不可分,二者相互作用、互为支撑,构成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的社会机制和有效途径。完善以社会公正为目标的社会政策体系,既要以社会公正为核心,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政策体系的整体建设,又要以对社会公正影响较大的问题作为中国现阶段社会政策改革创新的重点或突破口。     

论风险社会人造风险的政策防范

人造风险当下已成为风险社会最主要的风险,目前它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甚至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掩盖着.一方面,人造风险具有"脱域"、不可计算、不可预测等特点,使人造风险本身表现得越来越难以防范;另一方面,防范风险的公共政策越来越容易失灵.政策防范的认识上还存在着一些误区,如经济发展了、科技进步了、制度完善了,就能减少人造风险.这些错误认识,严重影响了防范风险的政策制订.风险防范政策的再造应以协作的集体行动为基础、以协商的社会参与为突破口、以人本的科技发展为方向.     

“去制度化”问题研究——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启发

现代社会中制度缺场、制度隐在、制度骤变、制度式弱等都是制度功能无法发挥的制度存在样态,统称去制度化。去制度化风险是无穷多之社会风险中的一个,具有风险社会理论所述的社会风险之共性,即归因宏大、影响扩大、治理措施多元等。应对去制度化问题,主观方面应关注价值、理念问题,客观方面,应关注制度体系建构、制度运行中的权力异化和监督机制。     

基于风险社会的社会政策思考

由于国内市场秩序混乱,使治理和预防各种风险的难度上升,为使公共权力更好地服务于创造公共福祉和规避共同风险的既定目标,应由基于信念的传统政策架构转向基于责任的社会政策架构.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企业环境责任的进路选择

风险社会语境下,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处于环境风险频发的高风险时代,企业应承担环境责任已是不争的事实。特殊背景下我国的环境风险呈现出众多特点,潜在着巨大的环境危机,企业环境责任的进路选择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企业作为环境资源最主要的利用者和环境问题最大的制造者,拥有其他主体不具有的诸多技术和能力,应对环境风险更具优势。但是众多因素影响企业环境责任的实现,传统责任体系导致企业环境责任缺失,无法确保企业能就环境问题自我负责,要解决企业在科技发展、生产或盈利过程中的环境风险问题,必须认清形势,优化外部环境,培育企业文化,转变企业环境治理理念,配以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机制,使企业环境责任的进路选择成为企业自主行为。     

新社会风险:当代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自1990年代以来,"新社会风险"作为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个新视角逐渐兴起."新社会风险"视角认为,后工业社会带来的服务业崛起、妇女就业增多以及人口老龄化等结构变化导致社会出现大量新的社会风险,对以传统社会风险为主要考虑的战后福利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新社会风险视角是对以降低福利支出、缩小国家作用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和"福利紧缩"政治的超越,它对转换社会政策研究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关注新社会风险的起源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对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将起到积极的借鉴意义.     

科技伦理与社会风险治理

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社会风险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正面临着各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这些社会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其转化为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公民资格理论与我国社会政策的重构

公民资格理论是社会政策学科的基本理论,其对社会权利的强调对各国社会政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公民资格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平等赋予、平等保护,因此公正和平等是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在福利制度转型中,政府不能推卸福利责任,但是要改变承担福利责任的形式。在社会福利的制度改革中,我们比较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社会福利的法律救济制度有所忽视。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行政诉讼、宪法诉讼、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的制度建设。     

风险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危机与治理

风险社会是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带来的一个新课题。在日益繁荣的现代社会,其风险性特征和中国社会加速转型期的高风险性,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对风险社会的研究。本文从国际关系和风险社会的时空角度指出,风险社会的产生有着复杂而深刻的背景,它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常态趋势。而就其表现形态及其影响来看,风险社会带给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深刻、全面、不可回避的,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应该重视这一问题的出现,努力建立有效的防范应对机制。     

风险社会与罗斯福新政的再思考

罗斯福新政虽起源于应对1929年至1933年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与问题,但却为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确立了稳定基础,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积累了基本经验.如怎样防范金融风险、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必要的公共工程、增加就业等.本文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结合中国实际,重新思考了罗斯福新政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并从制度建设与政策选择两个主要方面提出了应对风险的建议.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社会风险及防范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如何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使其能顺利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城市生产方式转变,这是城市化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本文力图从社会风险的视角入手,积极探索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基本途径,建立完善相关政策制度,以期能够有效解决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     

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现代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过度实践及非理性的发展方式,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政治异化和低能,社会治理失效及全球化等是最重要的风险源。要有效治理风险,增强人类生存的安全性,必须改变传统的实践观和发展方式,再造政治和提升政治能力,保证科技、经济、社会的有限发展与合理发展,优化社会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风险治理责任机制和风险的复合治理结构。     

贝克风险社会理论评析

风险问题和现代性的反思问题是现代社会的两大重要问题,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理论从风险的视角对现代社会的状况做了阐述和解释,并指出当代社会已超越工业社会,处于风险社会阶段.这一理论凸显了现代危机的紧迫性和严重性,对风险的原因和化解方法也做了较深入的探讨,从而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由于它避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过分强调风险的作用,因而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风险社会下保安处分制度初探

在风险社会中,社会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对社会风险需要建立并完善保安处分制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根据实际情况,保安处分制度都应该建立在行政法领域中,保安处分制度不应该被刑法化,更不能分别规定在行政法和刑法之中.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风险表征及其化解策略

制度设计的主观动机与现实运行的客观效果不能达成一致,进而出现功能偏差并导致种种不确定的意外后果即会形成制度风险。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正经历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型及全球化的剧烈变迁,当三重境遇形成合力作用于尚未彻底定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会表现出三种难以与社会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制度风险:流动性障碍风险、公平性缺失风险、财务不可持续性风险。因此,必须树立正确风险观,积极应对制度风险,倡导"积极福利"、"多元治理"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理念。     

再论“社会政策时代”

在当前语境下讨论“社会政策时代”这一术语,需要对其进行重新认识.“社会政策时代”既不表现为社会政策的密集出现,也不表现为社会政策模式的稳定化.从历史维度和类型学维度的二维分析方法来考察,我国当前的社会政策时代来临的真正标志表现为两点:从历史维度看,社会政策从公共政策的从属地位走向公共政策的中心地位;在类型学维度上,一种新型的、与经济政策协调发展的、具有投资效应的积极社会政策开始兴起.社会政策时代也给研究者和决策者提出了新的任务:社会政策研究应该走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主动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问题的讨论;社会政策的建设应更强调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政策制定者需要将发展理念融入到社会政策建设中.     

突发事件、风险治理与政府责任

伴随中国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根源自结构调整与体制改革的结果性因素正促使社会运行的风险性不断累加,突发事件的治理必须是、也只能是由政府承担起主要责任。对社会突发事件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的探讨与明晰具有双重现实意义,一方面,风险社会中政府需要有明确的角色定位和权责划分;另一方面,相关政府职能的设置与义务的履行不仅体现着现代政府功能应用的科学性,更符合政府社会管理中维护公共秩序、调节阶层矛盾的核心内涵,并彰显和谐社会理念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