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学通论

所谓的朱熹的"诗"学通论,是基于其《诗》学、诗论和诗作整合为一的考察。朱熹于《诗》学上降次而不废黜《诗》,其路径是:在以《诗》为诗认知前提下,先废黜汉唐政教美刺的《诗经》学体系,再建立新的理学化《诗》学体系。在诗论诗作上,作为理学家也以"作文害道"的理念贬抑诗,但却贬而不废,有"诗人之言"的诗论和千三百首的诗作。在诗歌美学上是一个"平易"的主张:以里巷歌谣、朝廷宗庙乐歌解《诗》;诗论中反复申说"平易";诗作也贯彻着"平易"主张。降而不黜《诗》、贬而不废诗歌以及"平易"诗美主张,和朱熹对诗歌本质即真情实感的即时抒发而非搜索枯肠的苦"做",以及理学家、诗论家及诗人的集多重身份于一体有因果关系。朱熹的"诗"学思想是为人生的一派,于诗歌为艺术的特质上存在不足性。     

浅议孔子“诗,可以兴”中的“仁”性内涵

孔子整理《诗经》,提出"诗,可以兴",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开始渐渐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虽然孔子的思想折射着社会伦理政治的色彩,但他看到了文学在人生中对心灵的激发作用。孔子对文学的观点由"仁"展开,由人生展开,他将其人生哲学渗透进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中,在真诚的基础上,他将审美与政教一体化,使艺术与人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联结,其诗兴论体现了一种"仁"性内涵——"为人生而艺术"。     

论曹操诗歌在五言诗形成中的地位

曹操诗歌是"魏响"的第一阶段。五言诗是在清商乐中成熟的,清商乐是由建安之后曹氏父子所开创的新兴音乐。曹操诗作显示了由四言、杂言诗向五言诗作转型的渐变轨迹。曹丕等人诗"便娟婉约,能移人情"的特质正是从曹操"悲壮"诗风的"悲"演化而来。五言诗成熟在曹操诗歌之后,《古诗十九首》是曹操之后的作品。     

黄昏里的行走与歌唱——从骆一禾的《大黄昏》看其诗学理想

在骆一禾众多的诗歌作品中,《大黄昏》一诗不容忽视。于1984年4月创作的《大黄昏》一诗,不仅是第一首直接以其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意象——"黄昏"来命名的诗歌,更是从文明视野俯瞰华夏文明的发展,饱含诗人深刻的文明思考和忧患意识,展现了骆一禾关于"文明黄昏"的思考,以及其对诗人形象与使命的期许和寄寓。骆一禾以独特的意象群构筑了其诗歌王国,自成一体,相互映照,使其诗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解性和对话性。《大黄昏》一诗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骆一禾早期作品的微缩和集合。此外,这首诗之所以重要,不仅是由于它为我们进入骆一禾的诗歌世界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更是因为这首诗凝聚了其重要的诗学观念。《大黄昏》在强烈的生命感受之中展现了对"燃烧"的强调和对"修远"的暗示,使其在文明意识之中也包含着骆一禾本人对诗歌本身的认识和期待。     

主体色彩映照下的乐府诗作——鲍照乐府诗风格述论

鲍照所有的乐府诗作均是自我观照,自述情怀之作,诗的主体色彩强烈而浓厚。他刻画的种种人物形象,笔下描绘的种种情事,都是因为人生艰难与不幸的种种经历而起,隐藏在诗歌背后的是“我”,抒发的是诗人自己对人生无穷无尽的感喟。鲍照乐府诗是抒情性诗歌,也是叙事性作品,它们与强烈的主体抒情色彩相联。鲍照乐府诗创作采用了流动的叙事方法,与他亦雅亦俗的乐府诗体相应,诗的语言也兼具雅俗。这些艺术风格极大地影响了后世。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锦瑟》诗解

《锦瑟》难解,关键在用典的复杂和多义。从原典出发,结合李商隐的生世和诗作,大致可以推知此诗的核心意涵:一生中"可寄托"的想念,到头来都是虚妄。此了悟人生之语,见证出唐世的衰败。     

朱子对传统诗经学命题的义理化改造——以“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为中心

朱子治《诗》,以绍承道统为己任,以义理为统摄。在综合前说的基础上,朱子集诸家之大成,以周公、孔子的思想为立说基础,对传统诗经学中的三个核心命题"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加以重新阐释,并作出义理化改造:朱子以六义为三经串三纬的自足体系,是《诗经》的纲领管辖;朱子将"二南"融进自己的道统体系,赋予其以政治哲学解读,寄寓儒家的政治理想;朱子从人情的角度承认《诗经》中存在淫诗,同时也将淫诗规范在道心、天理范围内。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另类"主题

诗歌的主题是诗歌的主要观点或思想,它有别于诗歌描述的对象。"真、善、美"不足以概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全部主题。纵观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其他作家作品以及莎士比亚剧作可以看出,时光无情、爱情幻灭、人生无常、诗之永恒,是莎氏十四行诗的四个"另类"主题。     

苏轼韵高而才高的诗美理想——从“韵高而才短”说起

"韵高而才短"的解读往往是非此即彼的,或者是孟浩然失才,或者是苏东坡失当。其实,苏论十分中肯,也非常精辟。苏轼以韵高为尺度,十分欣赏孟浩然诗歌萧疏淡泊的风格,也遗憾其诗中文化含量的不足。而从其"韵高而才短"的批评中,我们读出了苏轼的宋人诗美"以才为诗"的倾向性,读出了他对于"学高韵胜"诗美理想的自觉追求,同时看出唐宋两代的诗美取向的差异性。虽然苏轼等宋人也以韵论诗,甚至风行"韵"说,但是,唐宋两代,即便都是对"韵"的推崇,"韵"的内涵也不尽完全重合。唐人的"韵"观,偏于不著一字而尽得风流的蕴藉与神迹,而宋人的韵观,则侧重于淡泊简远的自境与至味。     

王国维对席勒“描写人生”的接受——以桑木严翼《哲学概论》与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为中心

在"为人生"文论话语的理论行程中,王国维通过阅读桑木严翼《哲学概论》、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对席勒思想的介绍,选择性地接受了席勒的"审美人本主义"。在王国维的理解中,"描写人生"是席勒审美人本主义观念的具体表达,"人性完整"的理想是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受此影响,王国维标举"诗歌者,描写人生也",在中国最早确立"艺术表现人生"的文学理论。     

论李白诗歌的“跑题”现象

李白是自我意识强烈的浪漫主义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最容易受“隐含作者”支配,脱离最初的诗题构思行文,使诗歌呈现出违背初衷的状态,形成“跑题”现象.不管什么诗题、题材,作者总要借他人之酒,浇自家胸中之块垒,要么表现人生的伟大志向、卓而不群的独立人格,要么表现自己的人生不如意、有志不得伸的激愤、孤独和痛苦,形成独具特色的抒情艺术.可以说,“跑题”现象在李白诗作中有很好的体现,研究李白诗歌“跑题”现象,对提升李白诗歌认知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严羽的诗歌创作与《沧浪诗话》的关系

严羽的诗歌创作以及其与《沧浪诗话》的关系,历来少有人关注。认真研究其诗歌,对认识严羽的诗歌理论和思想都是有裨益的。对以禅喻诗和以禅入诗两个概念的辨析,可以进一步指出严羽诗论中以禅语入诗和以禅趣入诗的区别;同时通过对其诗作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的理论主张和诗歌创作中始终没有跳出"模仿"的窠臼,这是严羽诗论和创作实践上的一大抵牾。     

闻一多《唐诗杂论》与《唐诗大系》的诗学会通

闻一多“以诗解诗”与“以诗选诗”相互贯通。闻一多《唐诗杂论》以“诗人学者”的视角解读唐诗,推崇诗歌的情感力度、诗人的人格高度。闻一多《唐诗大系》则以选代评,以“学者诗人”的视角编辑情感力量充沛的唐诗选本。引领唐代诗风转型、强力表现人生痛苦及淡泊情怀的诗作,是闻一多联结《唐诗杂论》与《唐诗大系》的核心文本,理论研究与选本品鉴的诗学会通最终体现为才情与学识的交织。     

执着于美的追求──论闻一多的《红烛》与济慈的诗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现代诗人，闻一多的诗作广泛汲取了中外诗歌的成功经验。《红烛》时代，给闻一多影响最显著、也是最为直接的外国诗人首推济慈。《红烛》集里的诗歌所表现出的独特的审美理想、对自然美、艺术美的执着追求，以及浓丽的艺术风格等都与济慈的诗歌有着渊源关系。     

《今别离》之传播史(1899-1949)

自梁启超尊奉《今别离》为黄遵宪诗歌中的名篇、以旧风格写新理想的典范以来,《今别离》一直受到晚清民国多家诗话的赞评,时人争相模仿或者续作。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以《杂感》和《山歌》等诗作成就奉黄遵宪为白话文的先驱,却不满《今别离》没有做到"我手写我口"而给予差评。而后的文学史著大多因袭胡适的观点,《今别离》淡出黄诗名篇的榜单。从《今别离》在诗坛地位的抑扬降升,可以窥见晚清民国文学观念转变之一斑。     

《古典美学传统与诗论》等著作相继出版

苏州大学学报王英志同志,前几年主治清代诗歌理论,有《清人诗论研究》等著作面世。近年来,他以此为基础,旁搜远绍,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清代以前的历代诗论、文论和诗作,又有收获。他的新作《古典美学传统与诗论》和《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新探》,已分别由南京出版社和江苏古籍出版社相继推出。这两部专著的体例格局与一般学术著作有所不同。其最为鲜明显著的特色是,作者或在单篇文章中、或在整部著作里,注意把诗论、诗说和论说者本身的作品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阐述;以论说者的诗作或词作来印     

浅议孔子“诗,可以兴”中的“仁”性内涵

孔子整理《诗经》，提出“诗，可以兴”，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开始渐渐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虽然孔子的思想折射着社会伦理政治的色彩，但他看到了文学在人生中对心灵的激发作用。孔子对文学的观点由“仁”展开，由人生展开，他将其人生哲学渗透进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中，在真诚的基础上，他将审美与政教一体化，使艺术与人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联结，其诗兴论体现了一种“仁”性内涵——“为人生而艺术”。     

以比评诗──古人用喻丛考之一

以比评诗是我国古代文人乐于运用的一种方法。所谓以比评诗,即文人墨客在评价各个时期的诗人诗作时,往往寓自己的基本观点于比喻之中,通过运用比喻达到评价诗歌作品的目的。我们认为,以比评诗是我国古代运用比喻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比喻在古代的特定功能之一。以比评诗在我国古代具有浓厚的人文背景。我国古代诗歌擅长用比,先秦诗歌的两大代表作《离骚》和《诗经》中,处处可见比喻这一手法的运用,精彩纷呈的比喻不仅深得文人墨客的欣赏,更为他们运用这一手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东汉学者王逸在《离骚经序》中说：“《离骚》之文…     

卢瓌《杼情集》考论

《杼情集》应是晚唐时人卢瓌所编纂的一部"唐人诗话"。此书在宋末元初已亡佚,今由《太平广记》、《诗话总龟》前集、《诗人玉屑》、《能改斋漫录》辑得材料35条。分析这些材料可知:《杼情集》既有对诗作的辑录与评论,亦有对诗事的记载;其体例目前已无法探寻,只知其由几十条并无联系的短小文字连缀而成。较之《本事诗》,《杼情集》更接近《六一诗话》,是晚唐时期的一部"类诗话"作品。它不仅记录了诗歌、诗事,为后世提供了研究"诗话"渊源不可或缺的材料,还代表了先宋诗话发展的高峰,成为链接先宋诗话与宋代诗话的纽带。     

论沈钦韩的《范石湖集注》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并将经史考证方法移植到诗歌注释中。在《范石湖集注》中,沈钦韩发展了孟子的"知人论世"观点,赋予了传统诗歌注释"以史证诗"方法的新内涵,将"证"诠释为"考证",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转化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范成大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范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解释说明,同时还指出了范成大的不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