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石达开的出走和被俘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之一,对他的评价史学界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本来不同意见的讨论对于提高学术水平是有益处的,但“四人帮”搞的影射史学,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则是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出发,完全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或全盘肯定,美化为白玉无瑕;或一笔抹煞,丑化得一无是处。他们对石达开的评价也是如此,不作具体分析,全盘予以否定。为了拨乱反正,我们对石达开的评价,必须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指导下,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加以分析。特别是关于石达开的出走和被俘问题,是评价石达开的关键,本文拟就这两个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以就教于同志们。     

关于石达开评价的几个问题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导核心中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多年来,在评价石达开的问题上,一直存着较大的、甚至全然相反的分歧意见。有的同志认为:石达开从一八五七年五月以后就已经叛变了革命。有的说:石达开在大渡河“早就同敌人进行一桩黑暗交易,按官授职。”有的又说:“一八六三年五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今安顺场)陷入清军重围,抱着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的可耻目的,向敌人投降。”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的某些看法,提出一些商榷意见,以供讨论。     

石达开“受骗中计”质疑

关于石达开被俘问题,史学界存在着原则性分歧.弄清楚石达开被俘问题真相,对于正确评价石达开和揭示太平天国后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有一种说法,叫作“受骗中计”说,大意是:石达开部在紫打地被围后,进退两难,急需寻找出路.清将杨应刚等利用这种情况,去石营游说,以谈判出路为饵,诱骗石达开到清营;石达开因而当了俘虏.根据主要是《越嶲厅全志》.此书能够证明石达开是“受骗中计”么?否.因为事实真相是: 第一,石达开部“进退战守俱穷,颇有降心”.     

驳石达开“拥众自雄”和“乞降变节”论

关于石达开评价问题,史学界一直存在原则分歧。其主要分歧点是,如何对待一八五七年石达开的出走和一八六三年在大渡河的晚节问题。有人提出,石达开在一八五七年大搞分裂主义,企图“拥众自雄”;一八六三年于大渡河向敌人“乞降变节”,因此,石达开是一个“确有变节思想和行动”的人。本文仅就上述观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也谈石达开安庆“易制”

1853—1854年间,石达开奉命到安庆“抚民”,所谓“易制”一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对这个问题,史学界有过争论。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石达开安庆“易制”篡改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改变了革命的性质,是一种倒退行为。近年来不少同志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们的代表性看法是,石达开安庆“易制”改变了“东贼苛制”,所谓“东贼苛制”,“实际上就是指《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各项制度”。石达开安庆“易制”,“果断地撇开《天朝田亩制度》”,成为太平天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最初提出者和实行者;“易制”不仅不是倒退,而是推进农民革命事业的行之有效的积极行动。①我基本同意第二种意见,但对其中的某些提法持保留态度。我认为,石达开在安庆“易制”,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果断地撇开《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各项制度,而是部分地实行、部分地变更,因时制宜,收取实效。     

天京事变后石达开是否应“独树一帜”?

我国史学界对太平天国起义著名领袖石达开的评价,虽然褒贬不一,但历来都把他在天京事变后率军远征是否“独树一帜”视作其是非功过的标准。本丈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作者认为,石达开在远征过程中未能另树旗号,“自立一国”,是在政治、军事、思想等方面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了自己的失败。     

关于石达开的入蜀问题

在太平天国革命领袖之一——冀王石达开的自述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达开久想占据四川省”。这是石达开谋蜀思想的一个明确的表白。当然,石达开夺取四川的努力最终是失败了,石达开本人也于一八六三年六月在成都英勇牺牲。但是,探讨石达开谋蜀的战略思想和战略作用,以及他最后失败于大渡河的原因,仍不失为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中一重要课题。     

浅议石达开等白龙洞题壁诗

石达开等题壁诗在今广西宜山县(原庆远)北山白龙洞。诗刻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序文,接着是“翼王题”的落款与和诗,以及元宰张遂谋、地台右宰辅石蔡亲、户部大中丞肖寿鐄、礼部大中丞周竹歧、兵部大中丞李遇隆、吏部尚书孔之昭、户部尚书李岚谷、礼部尚书陈宝森诸大员的和章;第二部分江右李岚谷古风一篇;第三部分工部大中丞吕玉衡和精忠大柱国朱衣点的和章及附录楚南刘云青原韵。石达开所题原诗:“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白龙洞诗刻是研究太平天国后期石达开思想、活动的珍贵史料。诗刻序文的落款明确地刻上“翼王题”三字。翼王是洪秀全在1851年永安封王时给石达开的封号。石达开承认这一封号也就是仍然承认洪秀全的领袖地位。另从诗刻仍用太平天国正朔、遵天国礼制等,说明石达开仍打太平天国旗号,坚持反清斗争,大节无亏。在石达开的诗中还重申了“毁佛崇天帝(即天父上帝),移民复古风”的主张,这是无可非议的。但     

试析翼王——石达开

石达开从青年时期就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为这次农民战争的准备与金田起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后南征北战成为太平天国的先锋主将,被清军称为“石敢当”,被天王号为“翼王”,为太平天国建都金陵和达到鼎盛做出了卓越贡献。从整体看,石达开被忌负气出走对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釜底抽薪”的损失。危害了农民革命的整体利益,是农民阶级属性和个人的道德修养所造成的。史实证明,石达开所走的道路是完全错误的。在残酷的斗争中,任何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和幻想都会给统一的农民运动带来巨大的损失。总的看石达开既不像我们想象的农民英雄那样完美无暇,也不像有些人所评论的那样,为个人利益而卑鄙无耻。在石达开的一生中既有光彩照人的业绩,又有使人称道的性格。但时代环境和农民阶级的属性,使石达开的结局造成我们不甚满意的结果。这都是历史的必然,因此石达开的一生是可歌可泣的。     

石达开作为叛徒论据不足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中的著名人物,历来对他的评论有褒有贬,这种在学术问题上的争论,完全是正常的现象,它有助于推动历史科学的研究。但在“四人帮”猖獗时期,霸占在史学阵地上的南霸天、北霸天一伙把历史科学糟塌得不成样子,一切历史研究都必须纳入“古为帮用”的轨道,否则棍子、帽子一齐飞来。他们把石达开定为“可耻的叛徒”,这种粗暴的态度,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是不利于对一个历史人物作出最终的正确结论的。     

哲学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问题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国内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其中以下两种看法很有影响。第一种是比较流行的,几乎写进了每一本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看法。它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这是回答世界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区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第二方面是思维能否认识存在的问题,或者说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这是认识论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区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第二种看法则试图对哲学基本问题做“一元化”的理解,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只有一个,这就是“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我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未揭示出哲学基本问题的实质内容,只有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问题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如何评价培根的方法论?

弗兰西斯·培根作为欧洲近代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十分重视认识方法问题。他在哲学方面,给自己提出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为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代“提供更可靠和更稳当”的认识方法上的“指导”。《新工具》的写作就是培根在方法论上做出杰出贡献的光辉纪录。然而,对于培根的方法论却存在一个如何评价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评价”,是指从总体上看培根的方法论究竟有些什么缺陷或不足之处。我国过去出版的有关欧洲哲学史的论著对此大体有两种见解:一是在不否认培根对演绎法的认识作用的前提下,认为培根“强调了归纳法而忽视了演绎法的作用”;二是认为培根完全否认演绎法的认识作用,说培根“片面抬高归纳法,贬低演绎法,认为归纳法是求得知识的唯一方法”,或认为培根把归纳法看作“唯一的科学方法”。对于这两种看法,我以为前一种较可取,但需要加以具体说明和补充。至于第二种看法,则是同事实相违的。下面我想先就第二种提出商榷意见,然后再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孔子—伟大的君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家

对于孔子的评价,长期以来,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种种分岐的意见。六十年代初期,人们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开始进行争论,呈现了活跃,喜人的学术空气。但是,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后来“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又搞什么“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大肆挥午刀斧棍棒,把孔子打为恶贯满盈的奴隶制的“复辟狂”、“反动透顶”的保守派等等,而且不准有稍微不同的看法,谁敢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谁就会遭到挞伐、围剿,被戴上“孔老二徒子徒孙”的帽子。现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科学春天光临大地,学术民主大大发扬,人们又在提出有关评价孔子的各种看法。本刊这一期发表朱陈、孙以楷两同志的文章,以后还将刊登一些这方面的来稿,旨在参加讨论争鸣,希望有助于弄清历史事实,有助于对于孔子这个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做出实事求是的恰如其本来面目的评价。有关孔子评价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而孔子所处时代的性质问题、孔子的政治倾向即阶级属性问题、孔子的“仁学”和世界观问题等,则是根本性的研究课题,欢迎读者惠赐稿件。我们以为,在一篇来稿中,最好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可靠的资料,论述一个问题或一个问题的某些侧面,字数以几千字为宜,最多不要超过一万字。一般介绍、解释性的稿件,不适宜本刊需要,恕不采用。     

应该正确评价北洋海军

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起来的第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海军,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对于这个问题,多年来,史学界大多持否定态度。近年来,有些论者发表文章,系统地论述了北洋海军是一支“为外国人所掌握而又训练懈怠、纪律败坏,缺乏战备的海军”。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甲午战争抗敌问题上“阳奉阴违”,右翼总兵刘步蟾是“贪生怕死的民族败类”,从而对北洋海军及其主要领导人作了全面的否定。笔者认为这些评价值得商榷。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本文试从北洋海军与外国人的关系,北洋海军的训练和纪律等方面,对北洋海军的评价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     

有关评价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的几个问题

90年前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它独特的斗争形式和内容席卷中国大地,震惊了资本主义世界。对于中国近代史上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不少的歧见。这里,我们仅对有关评价义和团运动历史地位的几个问题谈些看法。一如何评价“扶清灭洋”“扶清灭洋”是义和团在斗争中提出的口号,对这个口号的内含和属性,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还是把它看成是义和团的斗争纲领更符合历史实际。理由是: 第一,从字面上看,“扶清”与“灭洋”是并列的,并没有策略与目的之分,也看不出有方     

马克思论社会是社会的人和社会环境的辩证统一

近几年来,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是人,有的认为是生产劳动,有的认为是经济基础,有的认为是实践,不一而足。对于社会存在是否包括政权法律制度等等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总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到理论体系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许多问题,对改进现在通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材中所存在的缺点,发表了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社会”这个范畴如何理解,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而这个问题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往往由于对“社会”这个范畴理解不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基本问题、基本范畴、理论体系等一系列问题,都可能产生异议,因此,重新考察一下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对于许多问题的解决是有所帮助的。     

历史系举行学术报告会

最近,历史系围绕对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举行了一次学术报告会.会上,教师何汝泉、黎军、冯玉荣、黄天朋和学生周庆龙等,分别就陈亮、张居正、石达开、孙中山和孔子等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评价问题,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教师漆泽邦和学生徐勇分别就曹操和孔子的评价问题作了书面发言.何汝泉同志在题为《论陈亮的变通思想》的报告中,论述了陈亮变通思想的形成、性质、内容和意义.他认为:陈亮的变通思想是一种改良性质的政治哲学.它的主要内容有:复仇雪耻,收复中原;改进国家政治体制和方针,尊重大臣的职权,放宽对郡县的限制;重视人材的培养,改革教育和铨选制度,对变通思想的特点和意义,报告人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抗金,收复中原,重建宋朝统一政权,是贯穿于变通思想的一条主线.这种用反抗手段解除民族压迫的     

谈谈利益问题

我国伦理学界进行的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讨论,不少同志发表了很有见解的文章。无疑,这对推动伦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使这门科学更加成熟、系统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讨论中,围绕着利益与道德的关系是否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存在着分歧,与此相应,人们对什么是利益的问题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利益就是人的需要。也有人认为,利益就是实现或满足人的需要的手段或条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利益既不是“需要”也不是“手段”,而是“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及其满足程度”。可见,对利益是什么的问题,还没有统一意见。为此,笔者想通过这篇文章谈点粗浅看法,试图说明我们对利益的内涵、利益的根源、利益的本质、利益的作用等问题的认识,以就教于理论界。我们认为,弄清这些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有     

苦闷彷徨中的探索——郭沫若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初夏文艺思想浅析

郭沫若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初夏的文艺思想,在郭沫若研究中是一个还需重新认识、评价的重大问题。过去的一些评论文章,在谈及他这时期的文艺思想时,虽在某个问题上也不乏独到中肯的见解,但却有一个通病,即对他这时期的文艺思想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往往是蜻蜒点水,较少细致,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在论证某个问题时,往往忘记时间界限,把他前期或以后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掺杂在这一时期中,甚至认为:这个时期的郭沫若,“思想上出现了一个低潮时期”,但他的文学活动却“集中地体现了他的以文学向社会挑战的战斗精神”。类似的论断,不仅是矛盾的,而且与史实也是有出入的。我认为,正确地评价一位伟大的作家,既要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也要对作家     

论徐志摩诗歌的"无关拦"

对于徐志摩诗歌的评价上,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就诗人自评的"情感的无关拦的泛滥"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本文认为,仅以诗人的自述材料作为评价他作品的证据是很不科学的;所谓"无关拦"也不应该理解为自贬.文章从情感性质、形式性质以及二者之间关系三方面分析,认为这是诗人表达他诗歌创作的性灵状态和无拘束精神,是与五四精神合拍的.我们应该给予徐志摩及其诗歌科学客观而且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