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再生产与乡村发展——基于打工地和输出地的城乡多点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离土出村”之后,其家庭再生产安排深刻影响乡村发展。基于打工地和输出地的城乡多点研究发现,由于打工城市的排斥,新生代农民工将家庭再生产嵌入乡村社会,形成代际联系紧密的直系留守家庭,通过拓展留守家庭经营、为下一代加盖房屋等促进了乡村发展。然而,近年来农民工输出地的县域城镇化提供了新的家庭再生产空间,很大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再生产发生上移,家庭劳动力和家庭经济资源从乡村抽离,造成留守家庭规模锐减、经营萎缩、盖房停滞等乡村空心化现象。与此同时,大量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因难以实现家庭化而陷入家庭再生产残缺,与留守家庭的联系逐渐疏离,不愿参与留守家庭经营和房屋营建,导致农地抛荒、房屋破败、照护危机等乡村发展困境。本研究有助于修正新生代农民工“离土出村”造成乡村空心化的线性变革观点,突显家庭再生产分析对理解其与乡村发展的复杂关系的重要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困境与对策——以大连市为例

以往关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研究体现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割裂,或关注个体行动者的个人资源、理性选择和积极行动,或强调制度安排等宏观因素的结构性制约,导致割裂的根源在于这些研究在基本的理论层面上没有搞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大连市为例,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进行研究,既分析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的制度因素,也研究制度制约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行为选择。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社会结构性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城市融入状况,同样社会结构也随其城市融入行为的发展而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行为是能动的主体和社会制度二者互构的结果。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分析及破解对策

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里,既是一个新亮点,也是一个研究新方向。为了深入了解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更有效地探索破解对策,通过对漳州、厦门等进城农民工进行随机走访交流、调查了解,并结合对一些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专题文章、媒体报道的研究,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仍然障碍重重,包括制度、观念、技能等多方面因素。要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不仅需要农民工自身的努力,更需要政府大力推进各项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逐步向新生代农民工敞开城市主人之门。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针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指出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融人城市的最积极力量,也是城市化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有其自身的特征。构建符合现代社会基本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根本标志。应当对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予以战略性安排。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对策研究

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和城市化建设的中坚力量。这一群体由于制度与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在社会融入过程中出现了障碍,本文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对策,以期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实现他们由城市＂边缘人＂向城市市民的转化。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的社会保障分析

农民工彻底融入城市是我国社会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关键因素,但这一进程受到制度排斥和农民工自身素质双重因素的制约,作为市场机制基本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关系着制度支持和农民工个体作用的发挥,其完善与否一定程度上强化或弱化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能力。试图创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保障分析模式,分析社会保障对此过程产生的影响,为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完善相关社会保障体系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的手机使用与消费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临着与农村社会截然不同的消费图景,消费实践成为他们建构认同的重要路径。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劳动之外,主动参与品牌信息生产,通过“自由劳动”将自身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版图中。他们在虚拟空间中投入成本,自主成为“数字产消者”,实现对主体形象的改写与再生产。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使用手机趋同城市青年的消费形态,表达对城市“新市民”身份的乐观想象。     

新媒体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与对策

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性问题、社会问题和自身问题出发,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划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三个维度,重点探讨了新媒体的即时性、交互性以及信息的海量化等特点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新媒体能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进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从而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心理融入。最后提出了政府、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搭建新媒体平台的相关策略：政府重视新媒体作用,企业强化新媒体建设,自身主动学习新媒体技术,以促使其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购房意愿——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购房行为意愿,以测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采用稳健性回归的Probit研究方法,得出如下结果:在社会网络的框架下,首先,强关系削弱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阻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其次,弱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但其影响系数为正,说明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及城市融入有内在的促进作用;最后,探讨了社会网络与文化程度以及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得出,提高文化程度或收入水平能降低强关系的负效应;但与弱关系之间无交互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本文依托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调查,结合数理分析,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特征,并通过多分类无序Logistic回归模型和交互分析对影响其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结果主要表现为留城和回乡两种行为特征,性别、年龄、到京时长、社会网络、是否有耕地、经济状况等因素是影响在京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男性,无耕地,来京时间1～5年或8年以上,拥有业缘型的社会网络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良好;同时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构建对城市融入有较大的影响力.两次业缘型社会网络构建的风险期,对应着两次城市融入的淘汰缺口.     

生活的实践：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文化逻辑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文化问题进行了实证调查,发现在流动的消费空间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文化有向城市社会靠近的趋势,但受传统习俗和价值规范影响,亦无法与城市消费文化融为一体,其现代建构将是长期的过程,可以通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空间的实践意义的重构来完成。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正规教育、社会资本的支持以及"干中学"提升其就业能力。考虑到教育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应选择职业技术教育提升就业能力;依赖社会资本的支持提升就业能力,需要强调完整的家庭对新生代农民工提升就业能力的重要性,激励企业为员工提供更多在职培训,充分利用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搜寻中所依赖的草根力量,帮助农民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使他们有机会获得在职培训和"干中学"的机会,进一步提高其自身的就业能力;"干中学"作为提升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以就业为前提,并与劳动者个人的学习能力紧密相关。     

现代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矛盾透析

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元素,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化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的发展与我国城镇化的顺利实现。因此,分析把握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观矛盾现状与成因,从而引导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主导的价值观,从制度、组织、文化等层面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家园寻求一条融入现代化的道路。     

新生代农民工讨薪行动演化根源及治理

新生代农民工讨薪维权呈现合法性支持趋好的结构性变化,从生存型权利向发展型权利的渐进和扩张,其行动意愿及维权方式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占有和城市社会关系嵌入的状况,那些受雇就业者的临工化境况堪忧,自身权益救济无力且困顿于劳动合同的灰色陷阱,以致讨薪行动“常态性”地演绎。有业可从和获取较理想的收入是农民工行动的首选,目前权益救济的制度性通道拥挤且潜在成本不低,非正式乡土关系网络的聚变性力量不可低估。建立灵活稳定的就业长效机制,形成雇主、农民工和政府多方参与的诉治组织,进行完善劳动法律法规的制度补阙,更能有效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和抗风险能力。     

制度变迁与家庭策略:流动家庭的形成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32个农民工家庭进行了深度访谈,从制度和家庭两个层面探讨了流动家庭的形成。分析发现,制度变迁为农民外出流动提供了机会与可能,流动家庭是制度变迁的产物。面对机会与可能,农民家庭作出了让家庭成员外出流动的决策,流动家庭的形成是农民家庭的策略性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的广告消费与社会认同研究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广告无处不在地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符号消费选择,广告内容成为该群体获取认同标准的主要参照之一。这种符号消费现象,反映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获得城市认同以及区隔农村身份的心理渴求。广告是现代商品社会的必要促销工具,符号消费本身也无可厚非,但新生代农民工需要注意符号与现实的差异,以避免过度消费、迷失自我身份与意识和陷入到新的认同困境之中。     

新生代农民工: 生活在城市的推拉之间

文章尝试使用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巨大的人口迁移流进行解释。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农村给予新生代农民工的“推力”依旧、“拉力”却越来越小;而城市给予他们的“拉力”和“推力”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大。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推拉”因素之中有一部分制度性因素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及城乡歧视造成的“推力”过大、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导致“拉力”过大。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我们提出两条思路,一方面,城乡户籍限制的放开是根本途径,但先决条件是解决大城市“拉力”过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人口退出机制”亟待建立。     

农民工的迁移模式研究

依据广东、江苏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模式。研究发现,相对于个人迁移,家庭迁移因配偶、子女迁移形成的家庭团聚效应及女性配偶非农就业形成的收入增加效应而更具有行为性永久迁移倾向,但没有明显的制度性迁移意愿。制度性迁移意愿除了与迁移者受教育程度相关外,主要取决于农民工年老回流、长期居留城市、放弃农村户籍与土地的意愿。虽然行为性和制度性永久迁移机制不同,但二者存在一定的关联：实现了行为性永久迁移并不必然导致制度性永久迁移,具有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的农民工家庭,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也比较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