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和企业的知识替代:一种解说

本文在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物"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基础上,从知识利用和组织形式的对应关系的角度对市场、企业和网络三种主要的组织形式的性质做了新的阐释.本文论证了市场、企业和网络分别在利用交易知识、生产知识和关系知识方面上具有独特的优势,继而推论出,不同的组织形式的产生同不同种类的知识利用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因此,从知识替代角度对市场、企业和网络的理解可能比新制度经济学的"契约替代"的观点更贴近现实.     

伦理的开端与公共伦理的理性基础

每个人都是首先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保存自我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因此"我是我"是个体生存的最初原则.然而,由于这一原则的主观性和非社会性,使得它与人类的现实本质--社会性相悖谬.因此,它必然要上升为"我是人".正是由于"我是人",使人类开始了伦理的生活,也使公共伦理有了现实基础和基本原则.本文通过"我是我"到"我是人"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概念推演,从"感性的人"到"理性的人"、"从个体理性"到"公共理性",从"抽象理性"到"现实理性",揭示了伦理的内在原点和公共伦理的理性实质,彰显了埋藏在人类公共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逻辑线索和内在规律.     

价格规制:缘由、目标和内容

价格规制是经济规制的一种重要形式.在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利益焦点,价格必须接受"规制".政府是价格规制的主体;价格规制的对象是市场活动参与者的价格行为;价格规制的依据是市场活动因垄断、外部性、信息偏在等对帕累托标准的偏离.价格规制不是对市场和市场机制的替代,而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的时候或地方,由政府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     

基于R-SCP框架的我国发电市场的产业组织分析

2002年底中国开始对电力产业进行拆分重组,在发电领域引入竞争,"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改变了原来的电力产业市场结构.在竞争与规制并存的历史背景下,以"R-SCP"理论分析框架为依托,针对我国发电市场的产业组织现状,从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经济绩效等三个方面对我国发电市场的产业组织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证分析,揭示了在放松规制的今天,仍有必要对发电市场进行以促进竞争为目的的规制,并提出了对发电市场进行规制的政策建议.     

文化经济学:两种不同的演进路径

文化经济学在其发展进程中,实际上形成了边界清晰的两种学科方向--以文化艺术产业、文化商品和文化市场为研究对象的"狭义文化经济学"和以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研究时象的"广义文化经济学",这两种不同演进路径的文化经济学在方法论和理论体系上有着明显的区别.狭义的文化经济学实际上是文化产业、文化产品和文化市场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仍然是其突出特征.广义的文化经济学则探讨文化对经济思想、经济行为以及经济绩效的影响模式、影响渠道和影响效应,文化因素被当作影响经济系统运行的重要变量.狭义文化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已从原来的理论研究、经验研究转向政策研究,而广义文化经济学则出现了在理论框架上与新制度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趋势.     

体制转轨、市场治理与产业规制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产业规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政策的设计、调整和执行等过程充满着难以把握的信息和环境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在体制转轨的背景下会出现更加复杂的局面.作为市场治理最重要组成的契约,在受经济体制制约的同时也影响着政府的产业规制及其效应.本文在考察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市场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制度不既定条件下的市场治理及其创新,并联系实际对我国现阶段市场治理之于产业规制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产业规制的宏微观效应在相当大的程度和范围内取决于市场治理及其制度安排的这一事实,体现了依据制度安捧来研究产业规制效应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从制度伦理的发展看道德主体人格的成长

制度作为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是人类在共同体生活中博弈的内在规则。制度伦理从根本上说是为人的道德性存在立法。传统社会封建皇权制度下道德强调的是个人的依附性,个人权利缺位,是外在强加的形式化的道德;近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的制度伦理中个人主体性加强,但市场经济中"理性经济人"假设彰显的是"工具理性"和"个人理性",必然带来"价值理性"的退隐,引起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当代社会公共领域扩大,在"政治国家"、"公民社会组织"、"市场"、"公民个人"四种力量博弈均衡之下的制度伦理,是个人发挥道德权利参与建构生成的,这种制度伦理作为新的道德规制范型,才是真实合理的实质化的道德。     

校对工作中应注意"隐性错误"

在过去的校对工作中,校对员要以尊重原稿为前提,主要是"校差错";但随着电子文稿的普及和网络的发达,原稿中的"隐性差错"越来越多,校对从以前"校差错"变成了"校是非".什么是"隐性差错",笔者的理解就是文字正确,但文意错了;乍一看对了,但再推敲就错了.如何发现和纠正"隐性差错"呢?笔者认为重点在于"识别".     

对"理性三维论"的批判——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谈起

韦伯在其代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研究核心在于理性及其发展不同类型,其构成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而有的学者提出了第三种理性即行为理性,实际上是构建了"理性三维论".笔者认为,"理性三维论"没有弄清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划分依据以及异化原因,只是将工具理性的异化作为价值理性回归的前提加以肯定.笔者进而提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异化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二是人们对二者的错误认识所引发的,而重新构建新理性精神可以为弥补价值性与工具理性的断裂和异化.     

从微观基础研究到宏观基础研究:后瓦尔拉斯主义的兴起

宏微观经济学经历了三次融合.在微观基础研究中,新古典主义把预期形成机制理论作为连接宏微观经济学之间的桥梁,而新凯恩斯主义则通过工资-价格粘性的原因解释和不完全市场结构的分析来构建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他们关于代表性主体、理性、均衡以及协调问题的观点都是不合理的,因此必须研究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早在宏微观经济学分立之初,凯恩斯对这一问题就有所关注,西蒙开创性地提出了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满意决策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则从制度上来研究宏观基础,其协调失灵学派还提出了协调失灵理论.对宏观基础进行系统研究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瓦尔拉斯主义,其学者指出,具有有限理性的微观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经济系统方程具有多重均衡解,从而引起经济周期性波动,但宏观制度的协调功能会使经济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信念的终结

在关于当今社会经济学问题起源的讨论中,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受到关注.20世纪70年代被看做是基本结构变革的开始.这一变化标志着古典工业社会的结束,同时也威胁到社会自由主义的未来计划.由于大多数知识分子,如哈贝马斯致力于维护"现代的概念与尊严",因此只有少数人,如沃尔夫冈·莫姆森为经济增长结束的"严重后果"而担忧,即"关键政治路线的危机".而年轻人则把70年代看做是一次文化觉醒,打破了公众的秩序意识,使生活方式自由化.     

"人肉搜索"的宪政之维——从《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条款说起

"人肉搜索"既是正义之器,又可能演变为网络暴力.在公民社会与政府体制"双重不规范"和宪法权利"现实残缺"的条件下,"人肉搜索"实质上充当了宪政供给不足时的一种替代性机制.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试图在保护隐私的法律精神下匡正"人内搜索"可能带来的个人权益侵犯,无疑是符合法治精神的,但却存在着管制色彩过浓与缺乏利益衡量思维两条硬伤.美国等国家的法治经验也告诫我们,对于"人肉搜索"的法律规制需要慎行,或许宪政视野下的网络公民社会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话题.网络促进了当代中国宪政文化的整合与转型,"人肉搜索"中产生的网络言论自由膨胀和网络暴力也会在网络公民社会的构建中得以实现宪政理念下的自我规制.当然,为实现这一目标,需着力解决好塑造网络公民、推行网络自治和深化政治参与等三大课题.     

华夏民族理性思维的基石——对老子"道"的形而上学新解

"道"是老子哲学确定的宇宙之本体,又是其理论核心.它是一种可以称为"无"的客观实在之物,但不是妄自虚构;道生万物与万物回归于道是顺任自然而不妄为的过程,不应将此过程理解为循环论或相对主义;对道的认识与把握.即"为道",并不排斥"为学".道的观念的确立奠定了中华民族理性思维的基石.     

经济学向法学领域的扩张——法经济学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法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它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进行得最为深入的领域.法经济学业已成为当代法学领域最有活力和影响力的学派;而在经济学理论界,则引导和促进制度主义思潮的勃兴,并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强有力冲击.法经济学不仅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为法学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与方法,开阔了法学研究的视野,而且对于我国法治建设也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其具体表现在法制改革、立法活动、司法实践、推进法治化进程等方面,尤其是:第一,基于"法与金融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为应对经济全球化而进行制度结构改革时,应采取循序渐进式的策略,可进行低成本法律移植;但考虑到政治和社会约束条件,应注意"法律外生性的内生性转化".第二,可以尝试借助"第二财政"、通过发行"法治彩票"的方式筹集资金,补充"法律援助基金",扩大法律消费需求.     

社会性规制的理论评析

社会性规制是以消除外部性和内部性方面的市场失灵为主要理论依据的.但是,市场失灵仅是规制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规制、私法与市场机制本身都可能用来消除外部性和内部性问题,而规制并不能证明必然比后两者更为有效.因此,有必要对三者纠正市场失灵的效果进行权衡以找到其合理的替代边界.同时,三者之间往往还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当前,社会性规制理论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重视具体行业分析,忽略整体理论研究.社会性规制理论有三种研究趋势值得关注,即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委托代理分析方法和制度主义分析方法.     

科层视阈中的“合作参与型”激励机制批判性考察——以“工作特性模式”为例

长期以来,科层组织的负效应与组织成员真实、完整及多元化的人性之间构成了持续的张力。一方面,梅欧、马斯洛等人的理论形塑了崭新的人性维度;另一方面,针对科层负效应也涌现出诸多质疑与批评。然而,大多数科层组织实践中的制度建构却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上述两方面的研究。制度的形式与激励机制具有内在关联性,保守的制度势必导致激励机制的探索流于空泛与失效。我们列举的"工作特性模式"(job characteristics model)也最终在科层结构负面影响下发生压缩、变形。正视完整与多元的人性,构建合乎人性特质的科层制度或许是未来组织结构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所提倡的"合作参与"承载着人性多维度的诉求,因此,"合作参与型"组织制度建设不但是科层制度环境改善的一种努力,其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有效激励机制。     

幸福经济学基本假设

幸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的构建依赖于基本假设的确立。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不同的是,幸福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不是对主流经济学基本假设的继承而是全面的反思。这种反思甚或反叛直接表现为对主流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偏好与效用、完美的自由市场、市场均衡与效率最大化等基本假设的不认同甚或彻底否定。与此同时,幸福经济学基于自私与无私相统一的完整人性论探讨人的明示偏好和主观幸福感、非理性和有限理性、理想的最大化与实践的满意化、不完美信息和不完美市场等经济学基本问题,试图构建新的基本假设。     

元治理:创新社会救助治理的实现路径

社会救助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多元主体对社会救助事务的合作共治,其主要特征有主体的多元性、内容的系统性、方式的参与性和目的的公共性。"元治理"是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三种治理模式的协同组合,旨在达成元治理参与者公认的最优化治理结果。"元治理"与社会救助治理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而"元治理"相对于其他治理范式或方法的比较优势更为明显。当前,我国社会救助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府主导模式下的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发展不平衡,并缺乏"治理的治理"层面的统筹协调。为此,应当借鉴"元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创新社会救助治理,既优化社会救助领域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三种治理模式的功能作用,又促进三者之间的协同组合。     

身份认同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

"身份认同"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指人归属的某一种社会范畴或类型,即所说的身份;第二层特指一个人对自己一套行为模式、价值观的认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身份认同具有激励作用、组织文化作用,同时拥有一种强大的市场力量,可以起到类似于制度的功能。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特定政治结构。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身份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术创新和学术规范中的历史意识

在进入本文的论述前,有必要先澄清以下三个术语的含义: 一是"学术创新".这个术语在其过分频繁的使用中正在失去其原初的含义.有鉴于此,我们也不得不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学术创新":一种是"形式上的学术创新",即试图运用新的时髦的术语来阐述旧的问题.另一种是"实质上的学术创新",即通过新的论点、新的视角的引入,或通过对新的论证方法、新的论据的采纳,实质性地推进、推翻或更正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结论.本文是在"实质上的学术创新"的意义上使用"学术创新"这个术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