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农村妇女家庭地位探析——基于河北省Y村的调查

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家庭的性别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通过对河北省Y村的调查,发现农村妇女在婚姻、生育自主性方面都大大提高,农村妇女在家庭事务方面拥有较大的决策权。男女平等的制度、有利于女性的婚姻市场造成了女性的家庭地位的提高,夫妻的情感需要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的家庭地位。     

非农化与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性别考察——以浙江省为例

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变化是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作为一种更多地属于政治加经济的动力，中国非农化的展开虽然能促进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但文化价值转型的缺乏却使得这一提高明显不足。事实上，在四十余年的非农化中，男性是较之女性获利更多的，男性也并未在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中有更多的付出。两性不平等状况的依然存在表明，要使妇女家庭地位发生质的变化，在关注政治、经济的作用的同时，扩展文化价值的转型已势在必行。     

从家庭角色认知的变化看当今农村妇女地位的变迁

当今农村妇女的家庭角色认知较传统而言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表现在其家庭角色认知从权利到义务都发生了改变,而这种改变的根源在于社会转型及妇女由单一的家庭角色向职业、家庭兼顾型双重角色转变,并最终实现妇女在家庭中经济地位的变化.由此带来的农村妇女地位的变迁表现在"过渡人"身份的确立,由传统的辅助劳动力向多样化、个性化角色转变,参与家庭决策的权力上升,婚姻观生育观趋向现代等方面.     

我国基层农村妇女干部现状分析——以河南省南阳市郭滩镇、毕店镇农村妇女干部状况为例

通过对农村村委组织中的妇女干部现状的考察,探讨当前农村妇女干部在村委组织中的地位及作用,并分析阻碍其参与村委事务的原因.     

普及农村妇女职业教育的几点探讨——以广西为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农村妇女的积极参与,农村妇女素质将直接影响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社区的繁荣。广西农村妇女整体素质不高,制约了广西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通过职业教育提高广西农村妇女的素质,把她们培养成为新型农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者,为广西农民实现全面小康作贡献。     

留守妻子家庭地位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农民工向城市流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随着农民工衍生出一新群体，即留守妻子。丈夫的外出使得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对留守妻子的家庭地位有何影响？本文从妇女家庭地位的含义、留守的原因和衡量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主要指标及结论等方面对过去10多年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供政府决策部门及学术界专家学者参考和借鉴。     

现代农村家庭结构变迁研究——以余丁坝村为个案

社会的转型给彝族传统家庭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本文以余丁坝村为个案，将家庭结构的变迁纳入社会变迁的视野考察，通过对家庭规模和家庭类型的变迁分析，认为农村现代家庭规模正在缩小，未来的农村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类型为主，主干家庭的比例会下降，联合家庭的比例减少。     

家庭经济与回族两性地位述论—回族两性家庭地位实证研究之二

回族两性的家庭经济地位是前人尚未量化研究过的一个问题。家庭经济对回族两性地位影响又有着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性。本文从经济收入、家庭经济管理和消费决策三个方面描述了回族两性地位 ,表明回族女性的经济地位已有很大的提高 ,两性的家庭经济地位的主导已经是两性平权型 ,女性家庭经济地位的提高 ,更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人们的收入地位、管理地位和消费地位并不同步 ,在推进两性经济收入平等的同时 ,要重视社会文化的影响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与非农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在地理位置和内外环境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城镇化发展和非农就业担负着维护边疆安全稳定、促进民族地区团结和增加边疆民众收入的多重使命.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通过Eviews统计分析软件,采用向量自回归WAR)模型,分析了城镇化发展与非农就业的关系.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广西非农就业的增加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而广西的城镇化发展在短期和长期对非农就业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各级政府应该加大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支持力度,同时应通过扩大非农就业来加速推进城镇化发展.     

货回族农村妇女社会资本的占有和动用状况及其分析——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L村为例

以回族农村妇女为研究对象,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分别对回族农村妇女社会资本的占有和动用情况做了描述和分析。研究发现,回族农村妇女社会资本占有量不足,社会资本动用能力较弱,与她们的社会网络状况和其他因素相关。     

新疆维吾尔族打工妹的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转变——喀什地区疏勒县巴仁乡的调查

本论文将城镇化与巴仁乡打工妹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转变问题紧密结合,以巴仁乡打工妹的社会角色地位转变为主线,对巴仁乡打工妹的家庭资源的支配权、家庭主要事务的参与权、自主择偶程度以及对家庭经济地位自我评价等几方面做一个详细的、系统的田野调查,找出外出务工经验对巴仁乡打工妹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的影响,并对经济因素对妇女家庭地位的影响这一研究假设进行验证,从而得到结论.     

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以宁夏Y市郊区巴村为例

国家与农民对于村干部选举和村庄的公共事务有着不同的目标和考虑,在此背后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和“村庄政治”的区分。农民对村庄政治关注的直接结果是使农民的日常交往行动带有很强的工具理性色彩,从而使村庄政治与农民的日常生活交融,出现“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现象。而且,恰恰是因为村庄政治的存在,农村妇女才可以像男村民一样,通过日常交往去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并得到村落社区的承认和肯定。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这样的视角去关注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从而发现村庄政治背景下农村妇女公共参与的特点,以深化认识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     

代际差异调查——以武汉高校教师家庭独生子女为例

本文通过个案访谈的调查方法,选取11个武汉市高校教师独生子女家庭作为调查对象,探讨武汉高校教师家庭第一代独生子女与其父母之间的代际差异问题,并分析与揭示出这一特定群体代际差异与不同时代个体的生活环境、人生经历以及社会大环境有密切关联的。     

转型期农村抚育模式与家庭结构的变迁——以湖北省浠水县柳树铺村为例

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父母“双系”担当抚育孩子的重任.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外出打工,祖辈代替子辈担当起抚育孙辈的任务,他们成为孩子的“二度母亲”,出现了祖辈与孙辈共同生活的“新家庭三角”,祖孙两代形成了“跨代的拟核心家庭”.随着抚育模式的改变,家庭结构、家庭关系以及家庭生命周期都出现了新的变化.     

农民工家庭生态问题调查与研究--以福建为例

文章通过对福建省福州、厦门、泉州等城市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着重对影响他们家庭生态系统的物质环境、文化教育环境、社会环境三个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用系统的办法综合治理和改善农民工的家庭生态环境,促进其家庭生态系统平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女性家庭地位嬗变的多维审视

作为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独特作用的重要主体,女性家庭地位经历了一个历史嬗变过程。马克思主义家庭理论、家庭社会学对初级群体的分析以及习近平家庭观奠定了探究女性家庭地位嬗变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规律理论揭示了女性家庭地位嬗变的内在逻辑。审视当今女性在家庭中面临的不平等现象,对改善现状争取更高程度的两性平等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从理论基础、内在逻辑、现实价值三个维度审视女性家庭地位的嬗变,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女性的价值与贡献,并为女性的充分、全面和自由发展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依据。     

区域性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实证研究--以福建省宁德市为例

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推进,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保护显得日益重要,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要求“切实维护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通过采取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的形式,了解宁德市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状况和司法审判状况,分析存在的问题,指出可以由地方政府、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规范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的具体标准,同时加强对村规民约的指导、监督,强化司法救济,实现对妇女土地权益的最大限度保护。     

家庭策略视角下的非常态婚姻——以豫北Y村为例

基于豫北农村的经验发现,在家庭婚姻偿付能力普遍偏弱的情况下,农民长期面临较重的结婚负担。由于家庭再生产任务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共同作用,农民家庭往往采用变通方法克服压力以实现婚姻缔结,从而形成了早婚和入赘婚两种稳定的非常态婚姻实践形式。前者通过婚后补偿实现了家庭结婚压力的时间分散,后者通过男性“屈尊”实现了家庭结婚压力的空间转移。婚后补偿与男性“屈尊”的婚姻策略都试图突破家庭能力、条件不足对男方家庭造成的婚姻缔结压力,是有明确目标指向的家庭整体性婚姻实践;但两者都存在婚姻基础薄弱的共性,仍面临婚姻不稳定与婚姻离散的风险。     

家庭农场主的个人特质研究——以黑龙江为例

2013年,国家扶持家庭农场发展,但家庭农场主才是家庭农场的主体和灵魂。在发展外部条件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少数农民可以从众多农民中脱颖而出,演变为粮食规模生产者,进而发展为家庭农场主,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个人内在特质主导的。通过对国内粮食规模生产者的发展历程研究,可以看到,这些个人内在特质主要有:坚定的信念、开拓进取的精神、执著和坚韧、善思与尚学、竞争性与亲和力、较强的承受能力。这为国家引导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瞄准扶持目标、培养农业后备人才的素质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