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巴金中长篇小说中的爱情描写

本文试图通过对巴金中长篇小说中的爱情描写的分析,探究巴金小说爱情描写的独特性和它在作者整个创作中的位置与意义,并从一个侧面揭示巴金创作的发展历程及其在不同阶段的特征.爱情线索与作者的“曲笔”《灭亡》《新生》和《死去的太阳》,是巴金早期的三部中篇.主要表现大革命时期,走向社会的青年革命者的斗争生活,特别是他们的精神状态。但三部作品都贯穿着重要的爱情线索。这些爱情的描写,在作品中各有其用,而其共同之点是把爱情作为一种“曲笔”,借以充分地表达作者的感情和体现其创作目的.《灭亡》,从根本上说不是恋爱小说,巴金渲泄的不是爱情上的苦闷,也不是一般地表现革命与恋爱的矛盾。主要是抒发对罪恶社会极端曾恶的感情,表现在现实面前极端愤懑的心境,同时赞颂杜大心为信仰而牺牲一切的崇高人格.这些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杜大心与李静淑的爱情描写来达到的。作者曾自述道:“我创造李静淑出来给我解决爱与憎的问题”①。“我曾用了一点曲笔,加了一点爱情故事,而且造出杜大心与李静淑的关系来。”他还指出《灭亡》第十章《爱与憎》(主     

爱情的调适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从2000多年前《诗经》中的“青青子佩,悠悠我思”到现代人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众多的人们都曾经历过或正在体验着这一人类神圣而又复杂的感情。对未曾经历过恋爱的青少年或青年男女来说,却又憧憬着初恋的神秘和向往     

荣格性格哲学视域下的《寒夜》新探

《寒夜》家庭悲剧的原因除了历来论者所提到的政治、经济、心理以及社会伦理文化等原因外,荣格性格哲学中有关"阿尼玛"、"阿尼姆斯"和"双重母亲"的理论为探究其悲剧原因提供了全新的角度。正是由于汪文宣自身与其"阿尼玛"消极特质的矛盾和受"双重母亲"人格纠缠的影响以及汪母和曾树生内在邪恶意念"阿尼姆斯"特质的相互斗争并联合形成对汪文宣"阿尼玛"特质的压榨,而共同形成了这一出令人扼腕叹息的家庭悲剧。     

《学术月刊》与我的学术成长

《学术月刊》是我非常珍爱的一本杂志,因为在我学术成长的道路上,它曾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记得那是1993年初春时节,我接到《学术月刊》编辑林榕立的电话,说她来济南办事,问我能否见面聊聊。此前,我与林编辑并不相识,只是作为《学术月刊》的作者与她有过通信联系。见面之后,她便开门见山地问我最近有没有什么满意的稿子,说《学术月刊》想要刊登几篇有分量的文章。我犹豫了一下说,文章倒是有一篇,只是贵刊未必敢用,因为有点儿风险。林编辑说,你先寄过来看看嘛,我们一定会认真处理的。那篇文章的原名叫做《李泽厚的学说、刘晓波的观点和我的一…     

谈谈我与高尔基

作为高尔基的名作《海燕之歌》、《我怎样学习和写作》等名作的一位译者,我是非常敬爱高尔基,同时也是非常热爱他的作品的。高兴的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不少难忘的回忆,又都是同高尔基的名字和他的作品紧密相连的。记得早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当我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时,我就读过高尔基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当时很为草原上勇敢的雄鹰左巴尔和美丽傲慢的姑娘拉达的爱情的悲剧结局所震惊;后来又读过他的另一篇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子》,长久地又被勇士丹柯高举着自己燃烧的心,在黑暗的大森林中给人们照亮前进的道路的故事所激     

“西安事变”与“丢失大陆”:失败者怎样书写历史——兼谈国民党文宣系统的“曲释”操作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事件,也是国民党在大陆最终溃败的远因之一。国民党作为一个"失败的政府",在播迁台湾后需要对民众和友邦作出一个有关"丢失大陆"的历史交代,于是其文宣系统运作出台了《苏俄在中国》一书。在其成书过程中,由于西安事变不能绕过,蒋介石亲笔写下了有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八页意见。将蒋氏手稿与成书后的《苏俄在中国》进行比较,结合蒋氏希图用文字彰道、明德的成贤作圣心态,我们可以鉴知,当面对以蒋氏第一人称来落笔的文本时,为何国民党文宣尤需用"曲释"操作。探研陈布雷、陶希圣等蒋氏文胆的个人生平,我们亦可窥见他们身为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文宣"曲释"生涯面前的选择困境。对照德国文化历史学家沃尔夫冈     

试论宋庆龄民生观的形成及其发展

1893年1月27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的宋庆龄诞生于上海陕西北路369号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宋耀如是一位爱国者、革命家,经常冒着危险掩护和帮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母亲倪桂珍是徐光启后裔,乐善好施,总是接济孙中山,赈济穷苦人。孙中山与宋耀如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探讨,深深地吸引和感染了宋庆龄。她曾对孙中山说,你说过,你的心理埋藏着对农民深厚的感情。你得为他们做点事情,改变他们苦难的生活.我决不会忘记你说过的这些话。我觉得我也应该为他们做点事情。孙中山的     

爱情土豆

人世间,有形形色色的爱情,有的平淡,有的悲壮,有的卿卿我我,有的你死我活。 我爹我妈婚后在一起生活了44年,平淡如水。我向来没有见他们搂抱过、亲吻过,更没有听他们说过一次     

面对《寒夜》:一种性别关系的研究

本文从性别的视角对巴金的杰作《寒夜》进行了分析,认为造成汪文宣悲剧性命运的直接原因不仅仅是社会制度和政治形势,更重要的是他承担着不能承受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压力。汪文宣这一形象随着社会发展而具有当代性意义,有必要在一个客观的性别关系中进行研究,这种性别研究以女性主义为参照,并超越了女性主义的某些局限性。     

彷徨与背叛－也谈“新三届”

没有人怀疑“新三届”是一个具有独立特征的社会群体,而且是当今中国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群体之一。我所描述的“新三届”并不是他们的全部,而是在上大学前有过社会生活经历的那些人。对于我,评说“新三届”是个沉重的话题,因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写下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想起了屠格涅夫的《前夜》和鲁迅的《彷徨》。 　　性格是经历的印痕。上大学前丰富而复杂的社会生活经历,大概是“新三届”最可炫耀的资本。他们或当过兵,或下过乡,或做过工,或教过书等等,但这种经历并非一定就“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结果完全可能是“胡…     

曾树生性格的复杂性及其丰富内涵

<正> 曾树生是巴金长篇小说《寒夜》中的女主人公,读者对她往往既责备又同情,评论者的评价也毁誉不一、贬褒各异。三十年代,巴金曾用“雾”、“雨”、“雷”、“电”一类的单纯形象包容他的人物,而曾树生这个人物却是难以以此包容的。本文拟对曾树生性格的复杂性及其丰富内涵作一探讨。《寒夜》中曾树生的外在性格是显而易见的。用巴金的话说:她生性“怕冷、怕寂寞”,     

感性牧歌对两性冲突的消解——《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刻画出现代社会的三种爱情模式及其困境,并通过对托马斯与特蕾莎在农村幸福生活的描述探讨了当代社会守护完美爱情的一种可能性:回归自然,过一种感性牧歌式的生活。作品表达了作者对现代人类生活方式的反思以及对自然和女性的尊重,体现了其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巴别尔、敖德萨与电影之关系及其他

芦苇（《霸王别姬》《活着》《图雅的婚事》《白鹿原》等电影的编剧，即将成为电影《白鹿原》的导演）：上世纪70年代，我读到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爱伦堡是苏俄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当时看这本书时才知道巴别尔的名字。解放以后从来没有中国人提及他，解放以前只有鲁迅曾提到过他。     

论中国30年代现代派诗歌艺术

从中国30年代现代派的诗艺来看,显然是和中国早期象征派诗歌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的。当年《现代》主编施蛰存函致望舒:“有一个南京的刊物说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诗,现在所有大杂志,其中的诗大都是你的徒党。”任钧认为“现代派”的名称仅与《现代》杂志有关,他们实际上是象征派。事实上,现代诗派也和李金发一样,都是推崇法国象征主义的,只不过象征诗派并没有完整把握西方象征主义的真正精髓,也没有把象征主义与中国民族生活很好结合起来,因而创作的象征诗更多地停留在外部形式与技巧的模仿上,其艺术成就不能说是很大的。特别是其晦涩、神秘、看不懂的弊端,大大地败坏了象征诗在读者中的声誉。正如杜衡所说的,“我个人可以算是象征诗派的爱好者,可是我非常不喜欢这一派里几位神秘意味的作家,不喜欢叫人不得不说一声‘看不     

闲谈

正作为一个现代的父母,我很清楚重要的不是你给了孩子们多少物质的东西,而是你倾注在他们身上的关心和爱。关心的态度不仅能帮你省下一笔可观的钱,甚至能使你感到一份欣慰,因为你花钱不多并且给予了胜过礼物的关怀。——诺埃尔结婚前的爱情,好比亚济科夫短诗:它有效果,有热情,从第一次起就已把握住所有人的感情。而结婚后的爱情,则好比普希金的诗篇:它不是突然间就抓住我们的心,但越是细看,它越是舒展、开阔,最后变成壮伟、宽广的大洋。——伊·佐洛图斯基《果戈     

孔子的情爱思想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男女爱情的问题,几乎没有哲学家讨论过,儒家讲仁爱,但只是在人伦道德层面上讨论,对于男女爱情则视为私事而认为不值得重视。”似乎我国古代的智者已超越了对爱情这一重要情感的体验,似乎他们不屑于对此进行思索和发表见解。然而这种认识显然颇有可商榷之处。在《论语》、《诗经》,乃至《孔子诗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先秦时期没有如今所指的“情爱”这个词,情爱现象及其关于情爱的思想却早已产生。在儒家思想的形成之初,孔子就对于爱情问题进行了观察并有过一系列论述。今天,我们有些学者也认识到了孔子关于男女情爱的思想,但是他们往往对这个问题一笔带过,不作深入系统的分析。     

脱贫的原动力 致富的指路灯——喜读《山区经济》、《脱贫与发展》

脱贫的原动力致富的指路灯——喜读《山区经济》、《脱贫与发展》赵勇强吕梁地区是闻名于全国的地区。这里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在现代革命史上也曾有许多领袖人物在这里生活战斗过。今日的吕梁虽以它的落后贫穷令国人瞩目，但同时这里人民又以顽强拼搏的精神和驱穷治贫的业...     

维吾尔学大师葛玛丽教授逝世十周年

今年是德国维吾尔学大师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1901.7.4—1993.1.15)教授逝世十周年,特撰写此文以资纪念。 我曾在我的《新疆文史论集》的后记中写过下面一段话:“现在回想起来,50年代中期,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接触到德国著名古代突厥语文学大师葛玛丽的《古代突厥语法》,因当时我已有较好的维吾尔、哈萨克等现代突厥语的基础,又曾在大学时选修过一个学期的德语,所以借助字典勉强看懂该书的一些内容(此书除语法外,尚附有     

论巴金的悲剧观

巴金不但没有专门构建过悲剧美学体系,而且连象鲁迅那样为世人所公认的悲剧定义似乎也没有.他只是在创作谈中,在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贡献出高觉新、汪文宣等不朽悲剧典型的半个多世纪的艺术耕耘中,以他艺术家诚笃的心灵,彻悟出悲剧的真谛的.巴金对悲剧本质的见解“他们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幸福,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为别的人,为他们所知道所深爱的人们.失掉了这一切之后所发出的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复仇·自序》).“《万尼亚舅舅》的主题倘使是‘白白地毁灭的美’,那就是说,庸俗势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毁灭了人生的美”(《印象·感想·回忆》).巴金上述的这两段话体现了他对悲剧美学的精辟见解.我们结合着他的创作实践从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论《在酒楼上》及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意义

一 《彷徨》中的《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孤独者》和《伤逝》等篇章,是鲁迅集中地探索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和命运的艺术结品。《在酒楼上》又是这种探索的开端。 《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狂人”,无疑也是一个受过封建主义教育而又发出了叛逆呼声的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间,早已出现过知识分子的形象,但是这篇小说的主旨显然不在于探索知识分子的道路和命运,而是要剖析和鞭挞封建伦理制度的“吃人”的实质。“狂人”这种揭露性的呼声确实是震聋发聩的,不过由于“狂人”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已经不可能冲出这个将他禁锢起来的家庭,他在这个封建家庭中所受的折磨和迫害。必然注定了自己悲剧性的结局,因此不存在进一步探索他的道路和命运的问题了。 至于《呐喊》中的《孔乙己》和《白光》,则是描写孔乙己和陈士成被封建主义制度腐蚀掉灵魂的故事,他们实质上也是被这个制度所“吃掉”的无辜的牺牲者。他们都曾专心致志地想沿着封建制度所规定的道路去奋斗,希望能够在应试科举时侥幸获胜,挤进封建统治者的行列,然而他们毕生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鲁迅在这两篇小说中,都批判了他们那种陈腐和卑微的思想感情,然而对他们悲惨的结局却都表示了惋惜。他通过对这两个艺术形象的描绘,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