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国子学教官问题初探

国子学是中国历代王朝培植贵胃子弟的机构,是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也因袭了汉族旧制,创建了国子学,在国子学中国子祭酒“掌学之教令”,是国子监的最高行政官员。通过元朝对国子学主要官员国子祭酒的任命,也能够反映出元朝国子学的办学情况。     

两晋学官制度三辨

西晋初立国子学的时间应以《晋书·武帝纪》和《宋书·礼志》的记载为确,是在晋武帝成宁二年（276）。西晋国子学设立的原因：一为魏晋时期严于门阀之制,士庶界限分明,因此于太子外,对为高门华族子弟设立国子学;二为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儒教凋敝,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不得不“二学并建”。东晋没有一个与国子学分立、作为实体存在的太学;国子学专容贵胄,教育成为士族高官子弟独享的特权。     

元代国子学和国子监初探——兼评《辞海》教育、心理分册对它的解释

为了解元代教育,特别是元代蒙古族教育史,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其中读了《辞海》教育、心理分册和《元史》(一九七六年四月版)。我觉得《辞海》对元代“国子学”和国子监(包括蒙古国子学和蒙古国子监)的解释与《元史》记载有不一致的地方。 上海辞书出版社于八○年一月出版的《辞海》教育、心理分册(以下简称《辞海》)第廿七页,解释说:“〔国子学〕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元代设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亦分别称国子监。明清仅设国子监,为教育管理机关,兼具国子学性质。1995年(光绪三十一年)设学部,国子监遂废。国子学(国子寺、国子监)与太学,名称虽异,历代制度亦有变化,但俱为最高学府。惟当两者并设时,国子学之教育对象乃属于更高级统治者子弟。”“〔国子监〕见国子学”。     

西晋国子学建立原因初探

西晋国子学建立之初,并不是专门为士族子弟考虑的,而是司马氏为整顿东汉以来太学的浮华学风,避免太学滑出皇权控制的轨道而采取的一大措施,但随着士族势力的发展和士族制的建立,国子学才终于演变成士族阶级的特权学校。     

萧梁经学生策试制度考辨

萧梁经学生策试入仕制度确立于天监四年(505),而宗室子弟的策试入仕大致开始于天监末普通初期间(519—522)。考生在每年的十月报名、十一月策试,策试的地点在仪贤堂。策试的经书由皇帝临时决定,为一经、二经或三经不等,试题皆为十道,成绩与两汉以来经学策试与察举策试的成绩相一致,分为高第、中第、下第即甲、乙、丙三等。考官是国子学祭酒与博士,梁武帝经常亲自参加策试。经学生考试的方式与察举策试的方式相同,为口答,但内容有笔录。     

金代的学校考试和铨选考试

金代考试制度主要有科举考试、学校考试、铨选考试等,本文拟对后两者略作论述。 一、学校考试 我国历来重视学校教育,并逐渐建立了一套系统的考试制度。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学校及考试的萌芽形式。两汉魏晋以来,先后设有太学和国子学。南北朝时,或设国子学,或设太学,或两者同设。以后延及唐宋出现了地方官学州县学,并迅速发展起来。学校考试制度也渐趋完备。金承唐宋之制,设国子监,下隶国子学与太学;府、州、县也设置官学。此外,为了提高女真民族素质,发展民族文化,还创设了女直学。学校考试制度亦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宋元至清初我国外语教学史研究

从多民族国家的观点来谈论语言教学，历史上某些非汉族语言既是外语，也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契丹文和女真文的研习是辽金时代非汉语教学的主要内容。蒙古国时代，燕京出现了畏兀儿文与蒙古文学校。至元年间，元政府建立了蒙古国子学与回回国子学，其中回回国子学中还教授一种回回会计速写字符——亦思替非文字。明代在翰林院中设四夷馆教习八种语言。四夷馆为教学需要编写了番一汉对译辞书和番语教材。明中期之后，根据对外交往的要求，在馆中又设立了新的外语专业。满清入关之初全盘继承明制，仅改名为四译馆，专业语种设置不完全适合实际需要，至乾隆年以后方有所改善。明代及清初中国民间的外语教学主要是穆斯林经堂教育中的回回语文研习，常志美是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辽代汉族进士家世考

辽代科举考试的应试对象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汉族进士出身大致可分为官宦家庭、布衣家庭两大类。官宦家庭子弟登第之比率远高于布衣子弟,辽朝科举制度为汉官子弟增加了一条入仕途径;父子叔侄联翩登第者多来自布衣家庭,反映了下层汉士迫切希望通过科考跻身社会上层。辽朝科举制度的实施巩固了汉人世家大族的地位,为辽政权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的家教观

曾国藩非常重视家教。他曾说过：“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性,四分由于家教。”①曾国藩家教当然有许多不合时宜的东西,而且有些地方明显地反映出他立场、观点、性格上的矛盾和两重性。但它的主旋律还是好的,是给人以教益的,有许多东西是可以为今人所借鉴的。立志和敬恕是作人之道教育子弟,当然首先要从教人做人开始。曾国藩教育子弟作人强调立志有恒。他写道：“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②他要求子弟立志走的效法圣贤之路,要认真琢磨,改造自己的品格气质。“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欲求变…     

论宋文帝刘义隆对皇族子弟之训诫及其局限

宋文帝刘义隆效仿高门士族社会家教风尚,重视对皇族子弟的文化教育.士族家教的核心在于崇尚儒家礼法,在这方面,刘宋皇族子弟则缺乏积累,伦理意识淡薄,以致不断引发宗族骨肉相残的悲剧.宋文帝训诫子弟,尤重军政实务与倡导节俭,具有务实的特征.不过,宋文帝家教之内容与成效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宋文帝性格猜忌,时执掌军政的皇族子弟多所限制,以致他们普遍颓废以求自保,骄奢淫逸之风蔓延.总体而言,宋文帝虽有以家教训导子弟之举动,但终究流于形式,成效不著.     

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反英雄”形象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诠释了二战后美国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反英雄"形象。霍尔顿追求生命的"本真",并有保护美好的愿望,但是他不具备英雄的气概和胆量,无法改变"非本真"的成人世界的虚伪和麻木,因此,只能在成长的不可逆转中矛盾挣扎,无法解脱。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唐代西域的丝路贸易与西州商品经济的繁盛

文章在运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引用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阐发大唐盛世丝路贸易的繁盛.特别处于中西交通枢纽的西州,商品经济发达,处于全国前列.对其作为物资集散中心的国际市场,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转贸易所呈现的若干特点,值得我们刮目相看,并进一步加以研究.     

汉画中鹿图像文化阐释

汉画中有关鹿的画面,可分为猎鹿和神鹿。猎鹿是汉代人对原始社会狩猎活动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反映;神鹿具有升仙工具、阴性象征及祥瑞象征的性质,与鹿的奔走、性情、生育特征、医药功能以及“物候历法”的作用密切相关。在鹿神话的基础上又形成了飞廉、麒麟、天禄等神话。     

清代岭南与岭外词人交流考论

清代岭南词人与岭外有着不断的词学交流,这对岭南词有积极的影响。首先,词学交流促进了清代岭南词人的成长与岭南词的发展。另外,这种交流有助于清岭南词人与岭南词地位的提升。再者,词学交流还对岭南词风的嬗变有重大的影响。     

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中的表现说

"表现说"是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史中很有影响的艺术理论,它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也影响了对艺术起源、艺术本质的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既丰富了"表现说",又使"表现说"偏离了艺术对它的内在要求.因此,结合历史语境,细致分析"表现说"发展中的各种具体观点及其得失,将有利于今后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发展.     

中国转型期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及其突破点

客观存在的土地市场供求关系使农村宅基地的转让有着极大的内在动力,但现行法律法规又不允许农村宅基地自由流转,导致农村宅基地的转让多为私下进行。这种"暗箱操作"一方面使得农用土地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另一方面又使得本属于农民的土地权益被第三方侵占。最近施行的《物权法》在某些方面放松了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管制但依然难以流转,农村宅基地的流转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于民族自治县转变发展方式的若干思考

民族自治县也要转变发展方式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现的要求,也是其自身走出一条新型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民族自治县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优化产业结构,战略任务是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着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及文化产业是崭新的任务.其基本途径是突出自身特色,通过合作构建自主创新机制,提高劳动者素质,发掘农业生产潜力,并行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实施管理制度创新等.     

试论先秦时期的水灾与赈济

先秦时期,水灾的频繁发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失.为减少水灾的发生及危害,当时已意识到要重视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储备,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保护森林,从而达到防灾救灾的目的.在灾后采取祈天禳灾、散粟赈民、以工代赈、调粟平籴等赈济措施,帮助灾民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