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国子学教官问题初探

国子学是中国历代王朝培植贵胃子弟的机构,是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也因袭了汉族旧制,创建了国子学,在国子学中国子祭酒“掌学之教令”,是国子监的最高行政官员。通过元朝对国子学主要官员国子祭酒的任命,也能够反映出元朝国子学的办学情况。     

元朝的养老政策

进入中原的蒙古统治者在接受儒学和借鉴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策略后,一改草原游牧民族贵壮贱老的风俗,在元朝上下大力倡导尊老敬老养老的良好风尚,制定实施了多种救助和优待老人的政策和措施,如物质救助和赏赐、赋役减免、刑律优免、国家收养、官员养老和精神表彰等等,渗透着鲜明的阶级差异、民族差异和政治区位差异,反映了元朝封建等级制度的实质,其中民族等级差异是元朝的一大特色。     

元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

元朝为有效管理藏传佛教,除封授帝师及国师外,在中央设立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其下设行宣政院及功德使司等职,管理地方佛教事务,从而形成一套完备的管理系统.不过,由于它还存在某种缺陷,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     

元朝巩昌汪氏的族属探秘

关于巩昌汪氏的民族成份,学界已有定论,即系出汪古,但近来又起争论,出现了“汉族说”、“吐蕃族说”两种观点,而作者认为,前者不尽可信,而后者又无充分论据,故坚持“汪古说”,并作了详细论证。     

元朝宫廷乐舞简论

宫廷乐舞是中国古代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的宫廷乐舞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元代的宫廷乐舞有雅乐和燕乐之分。雅乐基本上是前代的延续,燕乐则具有多种民族文化成分,反映出时代特色。元朝宫廷乐舞的建立,与忽必烈推行汉法有密切关系,是汉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元朝的统一与南北文化的变迁

元朝的入主中原及最终灭亡南宋,统一全国,先后导致了文化田的变迁。首先,其灭亡金朝后,形成北方以大都和东平为主的两大不同特色的文化圈,表现出各不相同的,亚文化特征。其次,在其灭亡南宋统一全国后,随着在战争中对南方文人、典籍、文物等的搜罗及后来寻访遗逸等行动,造成更大规模的南北文化变迁。由于这次文化变迁是在元朝疆土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使以大都为中心的文化,还表现出某些胡文化的特色,而江南文化经过这次洗礼之后,别更多地表现出审美的人文精神。这样的文化格局对后来的明清乃至近现代,有着很大的影响。     

元朝蒙古族教育的异彩华章

蒙元统治者高度重视教育,百余年间采取了一系列兴教政策和措施,创办了诸多各级各类学校,使蒙元教育一改传统的、单一落后的教育方式,以其在教育领域的诸多创新和鲜明特色而独树一帜,不仅谱写了蒙古族教育的异彩华章,也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教育史留下了耐人回味的一页。     

元朝法律中的民间婚姻生育制度

统一全国后，蒙古统治者结合蒙古法与汉法，逐步建立了元朝民间婚姻生育的法律制度。法律详细规定了民间婚姻的总体原则、婚姻程序、离婚、改嫁和多娶妻妾等相关事宜，并对生育采取了多种保护、优待和鼓励政策。这不仅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而且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对民族大融合都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关于元朝赈济西北灾害的几个问题

元代西北地区天灾人祸多有发生,是灾害多发区。本文拟从赈灾管理部门与物资、赈济兵燹之灾、陕西特大旱灾及元朝政府的抗旱救灾以及元朝赈济西北灾害的优惠政策等方面,对元朝赈济西北灾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西晋国子学建立原因初探

西晋国子学建立之初,并不是专门为士族子弟考虑的,而是司马氏为整顿东汉以来太学的浮华学风,避免太学滑出皇权控制的轨道而采取的一大措施,但随着士族势力的发展和士族制的建立,国子学才终于演变成士族阶级的特权学校。     

元代武宗朝研究综述

元武宗海山是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的第三位皇帝。元武宗(1307-1311)时期进行了统治势力之重构和对前朝流弊的改良。随着考古界对元中都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深入,武宗朝和武宗其人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范围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诸方面并对武宗朝在元中后期政治影响和历史地位做出了新的界定。     

农村学生辍学问题研究

农村学生辍学问题是一个一直困扰着我们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在对湖北省宜都市(县级市)城郊小学和初中两个阶段各100名辍学学生进行调查的基础上,从经济学、政策学的角度对农村学生辍学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农村学生辍学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教育成本与收益的矛盾和农村教育政策的城市取向,并针对这两个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具体对策.     

元代监察官员选任制度述论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全国统一的封建王朝,其政制虽以承继唐宋政制为基础,但也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在选任监察官员方面自然不会例外。本文着重对元代监控机制的台谏合一;宪职编制的扩大;品秩权力的提高;宪台自选权的争取;选任高层宪官偏重种姓家世,而中下层宪官则偏重才力;宪职之久任以及宪官考核、升转制度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论证。对其利弊得失也作出中允的评价。这对于认识元代政制的特点以及我国历代监察制度的承继与发展的相互关系是有意义的。     

论战国晚期河洛地区成为会盟中心的原因

战国晚期,列国在河洛地区会盟频繁。这一地区成为会盟中心,应与秦国东向扩张首先将这一地区作为侵吞目标有关,很可能也与周王朝政治权力虽然衰败,然而依然余威残存有一定的关系。而当时“天下”观念得以普及,于是河洛地区作为“天下之中”的地位受到重视,应当也是原因之一。     

元代北方桑树灾害及国家对策

元代以重农桑而著名,丝料及五户丝是国家赋税及诸王赏赐中的大宗,桑树生长中遇到虫灾、霜冻、风雨雹等自然灾害,影响国家及诸王的收入。元朝政府重视组织指导农民预防桑树霜冻、消灭各种虫害,充分发挥其指导生产的社会职能,而这一职能是通过农书的传播实现的。     

元代财赋运转机构——转运司的变迁

转运司设置于五代时期。其主管官吏称转运使,始见于唐。转运司的权力在宋代发展至顶峰,兼管民事、司法、监察、财政及军事等职。至元代,转运司开始走向下坡路,权力范围明显缩小,只负责财政事务,如催征赋税、办理上供、转输物资等。目前史学界对宋代转运司的研究颇多,而对元代转运司研究较少。笔者认为此时正是转运司变迁的关健时期,通过考证元世祖朝转运司的沿革过程,可以探究出元初转运司不能稳定确立并从此走向衰落的原因。     

元代高丽贡女制度与其政治文化背景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高丽贡女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国家政治行为。在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习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婚姻文化价值观,既是蒙古贵族采用贡女制度来体现蒙元帝国对高丽王国控制的重要原因,又是该制度在元代得以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力源;蒙古族的女性观念为大量纳娶、使用高丽女性提供了心理基础;高丽贡女制度的存续,既是蒙元政治、军事强权的产物,也体现出蒙古贵族对高丽民族文化的认同。高丽文化观念中的"事大"思想,是高丽贡女制度得以推行并发展的内部条件;高丽女性的文化与人格魅力,是高丽女风行于元朝的必要条件。     

陶诗远境说

陶渊明向大自然的远游远观,使其在自然冥会为一,构成其诗歌的空间之远境;向悠悠上古回溯,使其向古贤士获取精神力量,形成时间之远境;超越当下生活境界,悠然远迈,是为心远境界。远境的创造,使陶渊明的田园生活进一步诗意化,使其超越俗世羁绊和俗情牵累,进一步完善了恬淡、宁静的田园诗境界。     

元代系官工匠的身份地位

元代系官匠户是官府局院的主要劳动者,在法律社会地位上,他们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人户一样,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事有与其他人户一样的法律地位.虽然在应役的具体环节上与其他人户有很大差异,但仍不能把他们视为低于凡人的"驱口"与工奴,这主要是国家出于征调匠役、均衡徭役需要的特殊安排.其次,在经济地位上,元代有相当一部分系官匠户,除在官府应役之外,可在一定限度内,从事独立的生产经营,如种田纳税、开张店铺从事手工生产,这些表明他们拥有独立的家庭经济.不过,随着元代整体生产关系的倒退,工匠的人身束缚比前代还是大大加强,所受的奴役程度也大大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