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向与路径:一个宏观社会网络的解释框架

本论文分析了传统经济学和社会学在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向与路径上的缺陷,指出了行政管理体制、地理区位和地域文化是构建宏观社会网络的三重动力,并建构了一个纵向的行政层级制、横向的地理水平临近和跨空间的移植性文化组成的三维宏观社会网络理论框架.通过此理论框架解释了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流向与路径这一学术界长期忽视的问题.     

差序格局·社会网络·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的经济社会学解读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一直是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已有的很多研究都局限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及制约因素上.本文试图以差序格局为逻辑起点,用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解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内在机制,以期找到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脉络.     

农村电商产业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索——基于行动者网络治理视域

农村电商产业为乡村振兴创造了新动力。地处西北内陆的新疆尉犂县在多元协作下实现电商产业从零到有的突破，并使其发展壮大，是农村电商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本研究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网络化治理理念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解释新疆尉犁县电商培育发展过程中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分析以核心行动者为代表的治理网络的发展过程；主要贡献在于，提出较为明晰的分析框架，在梳理新疆尉犁县电商发展经验的案例基础上，归纳总结农村电商产业从构建网络到发展网络的发展路径，为我国偏远农村地区培育电商产业，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提供经验借鉴，并思考农村本土电商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与解决之道。     

基于“蚁群觅食行为”规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研究

国内外学者从人口流动、收益决策、社会结构与变迁的视角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象及其内在机制.在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蚁群觅食行为”规则的系统性、多样性和正反馈性等三个社会性群体活动特征,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群体结构、工作搜索和工作分享的原则,建构了基于“蚁群觅食行为”规则的劳动力转移系统机制,形成了解释劳动力转移机制的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     

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中的社会政策创新探讨

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基本框架是一种亲市场的经济政策与具有"剩余"特征的选择性社会救助,体现在生产性的开发式经济扶贫和处于"激活"程序中的农村五保与医疗救助政策.长期以来,旨在救助贫困者的社会政策成为经济政策的附属角色,然而贫困者所面临的生计风险需要传统社会政策在扶贫框架中的转型.通过分析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在诸多方面的联系和差异比较,结合我国农村贫困的现实,本文提出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导向的创新路径,它们是:减少风险管理成本的社会资本、反社会排斥的劳动力政策、农村生计的保护与发展、健康与医疗政策的整合以及资产为本的个人账户建设等五个方面.     

文化和制度分流:中国和欧洲比较

通过考察前现代的中国和欧洲在社会组织上的分化,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和制度是如何交互作用从而使社会组织呈现出不同的演化轨迹及现行的态度、制度和行为方式是否反映了前现代的发展轨迹。本文首先提供一个概念性框架用来考察维持合作的不同演进路径,并用来解释为何中国和欧洲这两个文明选择了不同的路径,然后从历史的演变中找到论述概念性框架的历史证据,最后揭示了这些不同的社会组织具有持久性影响的证据。     

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的解释模式及其反思

目前,对于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的理解存在三种解释模式,即对抗性政治模式、和谐政治模式和创造性政治模式。其中,对抗性政治模式是主流范式。但上述解释模式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即从自身研究的视界所限定的研究对象,提炼出研究框架和结论,而忽视以宏观社会属性和社会机制为背景来思考理论解释模式。由此,提出规划领域—规划性政治作为替代性的新框架,以期深化对当代中国政治和农村政治的理解。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政治变迁—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

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考察农村政治新的影响因素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变迁路径已刻不容缓,而探讨一个适合分析这一阶段特定情形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是一项重要的前提性工作。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下对城市化过程中农村政治诸问题进行"过程/事件"和"结构/制度"的二元分析,对不同特征的对象进行比较研究,是探讨农村政治变迁路径和发展方向的可行方法。     

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设想

“推拉模型”是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动原因的著名理论。但是,该模型存在着忽略劳动者能力、政府的社会改革行为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等缺陷。鉴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三力模型”。该模型认为,市场因素、政治与行政制度安排和劳动者能力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三大因素。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政治与行政制度和劳动者能力在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制度性障碍。破除这些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有序、顺利转移离不开政府管理模式改革与转型。     

农村老龄化的西方探索及中国方案——基于研究、实践与政策的三维分析

农村老龄化,事关亿万农村老年人福祉,事关农村社会和谐发展,事关党的执政根基稳固。西方国家通常将农村老龄化视为社会问题,这种基本定位既是相关领域勃兴的原动力,却也是领域逐渐固化的根源。在人口统计学、生态环境学和现象学社会学的解释范畴下,农村老龄化分别演化出针对老年人口、农村空间以及两者交互作用的三类研究框架。西方农村老龄化围绕健康服务、关系模式、终身学习和老年参与呈现出明显的议题边界,并推动理论框架的修正。从社会问题转向社会治理,展现了西方农村老龄化政策探索路径,表现出治理层级多元化、治理单元实体化和治理规制工具化的鲜明特征。中国农村老龄化理论与实践既有来自西方的借鉴,亦有乡村本土的摸索。在乡村振兴与积极老龄化双重国家战略的共举下,以研究—实践—政策的三维分析构建出一套中国方案,可为全球农村老龄化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农村人口流动的健康不平等结果——基于劳动力再生产的视角

本研究以大规模农村人口流动带来的健康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已有实证研究内容的梳理和对比,发现健康不平等是农村人口流动的重要社会后果,并且这种健康不平等结果是整体性的,是存在于包括农民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留守老人在内的农村流动家庭全部成员身上的.通过对造成这种健康不平等结果的因果链条进行由近及远的分析,发现“农民工”身上的劳动力半商品化过程是因果链条上的远端解释因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正是劳动力半商品化形成的农民工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以及国家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缺位导致了农村流动家庭整体性健康不平等结果的产生.     

自我效能感与健康不平等：一个综合的解释框架

以往关于健康不平等的解释存在多种非竞争性理论,不同解释机制之间缺乏整合。将健康不平等置于“结构”与“能动性”互动框架中,通过引入自我效能感概念,可以整合社会经济地位、自我效能感、健康行为与心理压力等因素,构造解释健康不平等的一个综合框架。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2018）”数据的分析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劳动力人口的自评健康水平更高,其中介解释机制主要表现为高社会经济地位劳动力人口的自我效能感较强,这促进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有规律地参与体育锻炼,更重要的是自我效能感缓解了他们在工作中的压力,最终提升了他们的自评健康水平。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路径分析——基于托达罗模型与刘易斯模型

我国在劳动力转移方面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问题。通过对比分析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发现,形成托达罗悖论的条件不一定满足,可见,以托达罗模型为依托的劳动力转移路径并不适合中国的现状,反而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曾经被托达罗模型所否定的刘易斯模型却极具有适应性。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劳动力转移路径依赖,因此,应该尝试以刘易斯模型为基础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路径创新。诸如,加大农村的教育投入,调整产业结构,消除资本歧视,消除阻碍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因素,以及鼓励多种多样的劳动力转移方式,等等。     

社会化小农：一个尝试的分析框架——兼论中国农村研究的分析框架

国家与社会、政治经济学、制度主义是中国乡村研究的三大分析框架。文章通过对三大分析框架下的中国农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三大分析框架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乡村治理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从横向上看,三大分析框架缺少治理主体,未能从农民个体的角度深入研究乡村治理问题;从纵向上看,缺少时间变量,未能从动态的视角解释乡村治理的变迁问题。针对三大分析框架所面临的解释难题,文章试图从农民个体出发,从经济与社会视角出发,建构一个能够包含农民、村庄、社会(包括市场)、国家的分析框架———社会化小农分析框架,以此来解释中国乡村治理及其转型。     

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背景下社会政策的主要议题及模式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正经历一个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量和快速的转移就业引发了重构我国社会政策体系的问题。本文分析了现阶段我国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社会政策的主要议题,提出了在首先解决当前已经凸现的严重问题的同时,应该将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社会政策总体模式和长期规划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同时,本文分析了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社会政策的基本模式选择问题,提出并简要论证了从长期政策发展目标上看,应该选择构建统一的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模式。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是一个被忽视了的群体,但是它们已经成为我国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中迫切需要给予关注和解决的社会问题。本文从外出原因与行动选择的关系上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现象以及对我国社会的影响,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结果发现仅用一种原因很难解释农村人口选择外出的行为,而是在不同阶段他们外出的动因是不同的,用经济理性、劳动力剩余或者普遍贫困等理论难以解释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行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不断地建构他们外出的理由。所以要从过程或动态的角度来理解新生代农村人口外出的行动和原因,才能真正把握住这一群体特征以及他们的行为规律。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现代农业建设协调发展

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现代农业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劳动力来源,同时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文章在对南阳市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劳动力本身、制度和土地等方面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并深刻论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现代农业建设之间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从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强政府引导、消除制度障碍、深化农村改革和优化外部环境等方面给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现代农业建设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     

时间、空间与社会理论重构的谱系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时间和空间入手的社会理论重构可以从重构的理论路径和内容层面两个维度去理解.在理论路径上,这种重构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条主要路径；在内容层面上,这种重构一是对空间进行重新解释,二是社会认识论再造,三是从社会空间的角度重新解释当代社会.在理论路径和内容层面交叉构成的理论网络中,呈现出社会理论重构谱系的样态.     

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研究

结合4725位农村劳动力的实证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最大的因素是人力资本,其次是社会资本因素,再次是家庭土地因素,最小的是家庭人口因素。家庭人口因素和家庭土地因素通过人力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间接影响;人力资本因素除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外,还通过社会资本因素对非农收入产生间接影响;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直接影响。     

我国青少年犯罪预防和矫正理论与实践模式的整合——以社会控制与社会支持为视角

社会控制理论是解释和解决我国目前青少年犯罪预防与矫正综合治理模式的重要依据,社会支持网络理论的目标与社会控制的目标并不矛盾。两种理论取向的整合,将有助于认识我国传统的青少年犯罪预防和矫正模式在理念和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建构真正具备综合、系统特征的青少年犯罪预防与矫正社会服务体系,做到个人层面的偏差行为的预防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