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期货市场成交量和持仓量与价格波动关系研究

文章利用FIEGARCH模型实证分析了上海期货交易所铜、铝、天胶和燃料油四个期货品种的成交量和持仓量与价格波动的关系。结论显示,铝、天胶和燃料油的价格波动与成交量正相关,持仓量与价格波动负相关,对铜期货来说,其价格波动与成交量和持仓量没有相关关系。     

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中国股票市场长期以来受到政府各种政策的影响,而股市资金面受货币政策影响尤为明显。文章基于脉冲响应和BEKK模型实证研究了货币政策对股市流动性的影响。脉冲响应结果显示,M1对股市流动性的冲击力度最大,利率对股市流动性的冲击影响周期最长,M0无论是冲击力度还是影响周期上都最小。BEKK模型结果显示,利率与股市流动性的波动相关性最持久,其次为M2,表明利率变化相对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股市流动性波动的影响更有长期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波动率的影响

借鉴REGARCH-MIDAS SK模型的建模思路及框架，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CEPU),提出了REGARCH-MIDAS-CEPU SK模型，该模型优势在于可将高频日内数据与低频不确定性指数数据结合，同时考虑股市收益率的多种特性，能够准确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的影响机理。采用上证综指收盘价日度数据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及其细化指数月度数据，利用引入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双因素REGARCH-MIDAS SK(REGARCH-MIDAS-CEPU SK)模型，实证分析总体和细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率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提出的双因素模型在样本内拟合与样本外预测实证中，其性能均优于现有双因素模型，说明该模型的提出具有显著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此外，研究证明各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增加均会促进股票市场波动，其中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波动长期趋势影响较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率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股市波动对财政政策以及外汇和资本账户政策不确定性变动较为敏感，由此可见四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的影响机理各不相同。     

中国股市存在“约瑟夫”效应吗？——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实证分析

"约瑟效应"即长记忆性,是指股票价格存在长期持续与非周期的循环现象。为了对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记忆性作比较全面的分析,文章选取上证综合指数和深圳成分指数,分阶段利用R/S方法、ARFIMA过程来识别收益率的记忆特征,并用FIGARCH模型来刻画波动的记忆特征。分析发现,hurst指数以及ARFIMA模型表明收益率序列存在比较微弱的长记忆特征,而利用FIGARCH模型则发现序列的波动存在较为强烈的长记忆性。     

基于已实现和极差波动率标准的沪深300指数波动率模型研究

对波动率预测模型的研究备受学术界的关注,文章以沪深300指数的5分钟高频真实交易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8个损失函数和Diebold Marinao检验较为全面的探讨评价了GARCH族模型对其预测能力。结果发现长记忆性模型的预测效果普遍好于短记忆性GARCH模型,且FIEGARCH是长记忆性模型中预测效果较好的,这对学术界和实务界进行风险测度及对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控制都具有现实意义。     

基于GARCH模型的金融冲击对企业产出影响研究

利用GARCH模型,计算了来自货币供给、汇率以及股市波动因素的金融冲击,结果表明GARCH模型能够很好地反映金融冲击情况。根据GARCH模型分析结果,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金融冲击对企业产出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金融冲击会对企业产出有显著的影响,但单独股市波动的冲击对就业影响不显著;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金融冲击会导致产出更大的下降。     

中国股市波动的变动长期记忆性研究

文章以分整SETAR模型为基础,描述了中国股市在不同波动幅度下的变动长期记忆性特征,结果表明中国股市波动存在长期记忆性且大幅波动对中国股市的影响比小幅波动要更持久,并且相对以恒生指数为例的相对发达的香港股市,中国股市大幅波动的长期记忆性较弱,小幅波动的长期记忆性较强,波动持续影响性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基于时变测度的羊群行为对股市波动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传统CCK模型的基础上,利用非参数的时变系数估计法构造了一种测度股票市场羊群行为的动态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线性与非线性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动态羊群行为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羊群行为对股市波动既存在显著的线性影响,也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进一步使用多重分形去趋势交叉相关分析法（MFDCCA）与非对称MFDCCA方法在涵盖不同重大事件的子区间上分阶段地研究了羊群行为与股市波动的关联性,发现各子区间上的羊群行为与股市波动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性,并且该关联性具有时变的非对称特征,羊群行为指数处于上行趋势时与股市波动的关联程度显著区别于羊群行为指数处于下行趋势时的关联程度。     

政策关联--数据挖掘在股市中的运用

我国股市成立至今有十几年的历史,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在股市成长的过程中,政府用了各种政策对股市进行规范。政府的这些政策会对股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孙华妤和马跃(2003)认为国家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股市的波动。史代敏(2002)研究了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的深度、广     

媒体关注度、投资者情绪与股票市场波动

媒体对于活跃金融市场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媒体关注度和投资者情绪的波动也给股市的稳定带来威胁。文章基于我国媒体关注度、投资者情绪与股市波动率数据,运用可识别变量之间动态关系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VAR）进行实证研究,探究了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投资者情绪和媒体关注度均是影响股市波动的重要因素,且二者对于股市波动的影响均呈现随时间变化的非线性特征。第二,在国内股票市场剧烈波动时期,特别是牛市期间,积极投资者情绪的上升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加剧股市波动。然而,在面临国际经济外部冲击时,投资者情绪的上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股市持续下跌的压力,平抑股市波动。第三,媒体关注度的上升可放大股市波动,且其与投资者情绪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强化机制,投资者情绪与媒体关注度的螺旋上升将进一步加剧股市波动。     

基于风险预期的深市收益率预报研究

在预报股市收益率时考虑到股市风险波动及其结构性变化对股民心理预期的影响,采用状态空间理论将静态风险溢价GARCH-M模型改进为动态风险溢价模型。以中国深圳股市作为算例,研究了2006年1月至2008年8月深市风险的波动及股民风险预期的变化,并据此模拟了深市2008年8月的收益率,结果表明改进模型解释力更强,拟合精度更高,比一般的GARCH-M预报结果更准确。     

基于GARCH类模型的上证股市波动性研究

文章在回顾ARCH/GARCH类模型的基础上,用GARCH模型进行上证股市波动性的实证研究,用GARCH-M模型分析风险溢价情况,以及用EGARCH模型进行股市波动的非对称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GARCH模型能消除残差的异方差性,股市波动存在强烈冲击,收益有正的风险溢价,股市中坏消息引起的波动比同等大小的好消息引起的波动要大得多,存在明显的杠杆效应.最后给出一些相关结论和建议.     

金融危机和地产调控冲击下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的波动性研究

本文采用股票指数数据，通过BEKK—GJR—GARCH模型考察了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之间的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效应，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考察了在金融危机发生的特定时间窗口下，两者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此外，本文在引入表征危机事件和地产调控冲击的虚拟变量之后，考察了冲击对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波动性的影响。本文的实证模型考虑了非对称性因素并采用广义误差分布（GED）处理“厚尾”问题，是对现有研究范式的有益探索。本文的实证结果认为，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均值溢出效应的存在不甚稳健，但两种溢出效应都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地产板块对整体股市的波动溢出持续性很小，但冲击会加剧波动，反之整体股市对地产板块的则具备持续性，冲击更强烈。波动溢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5年股灾期间存在变化，尤其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直接冲击作用都更弱了，可能由两市场联结减弱导致，但非对称性依旧突出。引入表征事件冲击的虚拟变量后，估计结果能够显示出危机和地产调控对于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的波动性存在明确影响：直接来看，2010年的房市调控影响幅度最大，超过2015年股灾和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点值得房市调控政策制定者注意；间接来看，六次事件中的五次均对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之间的相关性有影响，普遍性很高，由此，风险监管层有必要关注不同冲击下股市内部相关性的变化。     

国际金融新旧秩序下股市波动溢出效应的比较

文章利用GARCH(1,1)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比较分析了国际金融新旧秩序下美国、英国、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股票市场指数收益序列的波动溢出效应及其传导路径.研究表明:在国际金融旧秩序下,英国股市向其他股市有不同程度的波动溢出,美国是股市波动风险传导的终点;在国际金融新秩序下,中国内地股市从波动溢出传导路径中退出,同时其他传导路径的波动传染效应发生不同程度的降低.     

基于EGARCH-M模型的沪市价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MDH理论,借助EGARCH-M模型,实证检验了上海股市的价量关系。结果表明非预期交易量对股市波动有很强解释能力,而预期交易量对股市波动几乎没有解释能力。同时还揭示了上海股市具有一定有效性,且存在杠杆效应。     

我国股市波动性与报酬、交易量的关系

本文使用GARCH-M和EGARCH-M模型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股市的波动存在集聚性、不对称性、非持续性;高回报伴随高风险;成交量对波动影响显著,但未完全消除GARCH效应.     

股票价格波动与消费支出——基于分段消费函数的研究

文章在考察股票市场波动与家庭持有股票比例关系基础上,利用一个分段的消费函数模型对股票市场波动与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票指数是影响家庭财富持有形式的重要因素,并且在不同阶段股市的财富效应也不同,股市发展初期主要是挤占效应,而股市发展到一定阶段财富效应开始发挥作用,这一结论对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维持资本市场稳定提供有力证明.     

沪港台三地股市波动的风险传导效应研究

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沪港台股市在收益率波动上存在相关性。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Chi-plot图检验两种方法分别对沪港台股市波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沪台股市的收益率波动存在双向传导效应,沪港两市的收益波动仅存在显著的港市对沪市的单向“溢出效应”,而沪台两市传导效应相对较弱。但沪港台三市的收益波动均存在明显的“杠杆效应”。     

宏观经济对沪港股市影响的贝叶斯研究

随着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股市在宏观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为充分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结构变化对股市的影响,文章基于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BVAR),引入马尔科夫过程,构建马尔科夫状态BVAR模型(即MSBVAR),较好地揭示不同通胀程度下股市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贝叶斯推断方法能更准确地刻画宏观经济对股市影响的动态关系;通货膨胀对股市有明显的拉动效应,而且温和的通货膨胀对股市有较好地促进作用.     

预期引导、政策冲击与股市波动——基于文本分析法的异质性诊断

防范股票市场异常波动是维护金融稳定和防控金融风险的关键一环。货币政策实践中,预期引导与政策冲击对股市波动的实际影响和传导机制迥然不同。现有文献对两者之于股票市场波动 的异质性影响多有讨论,但分歧明显。基于2005年到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各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和《货币政策大事记》,本文分别构建表征货币政策预期引导强度和实际操作频度的代理变量,对上述指标之于同期A股市场主要行业指数的波动性影响做了多维诊断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第一,预期引导效应和政策冲击效应对于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特征,预期引导有助于平抑市场波动,而频繁调控则会放大股市波动。第二,预期引导的明确性会制约其对股市波动的平缓作用,货币调控意愿的表达越明确,越有助于平抑股票市场波动;而更坚决的“严厉型”表述比态度相对温和的“温和型”表述能够更显著地平抑股票市场波动。第三,实际操作频度对股市波动的放大作用受制于具体调控方向,宽松型调控的频率上升仅会小幅放大股市波动,而紧缩型货币调控则会大幅抬升股市波动性。由此,从平抑股市异常波动、维持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强化货币政策的预期引导比相机抉择的频繁调控更为重要;在预期引导过程中,应当增强调控意愿表达的明确性和坚决性,以限制其对金融市场运行带来的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