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人口的家庭结构

家庭结构是人口结构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研究经济过程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为了深入研究人口结构变化的规律及其经济后果,还必须对人口再生产的细胞形式——家庭进行研究。研究家庭形式更替的经济实质,揭示家庭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香港地区家庭住户结构变迁的探讨

过去几十年,香港家庭住户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要特征为小规模的核心家庭化趋向。这些变化与生育、死亡、迁移以及婚姻行为等人口因素的变动息息相关。文章采用人口学的方法对香港家庭住户的结构变迁以及相应的人口过程进行了探讨,分析人口因素在香港家庭住户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     

制度变迁与当代城市家庭户结构变动分析

利用1982年以来的4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揭示当代不同制度环境中城市家庭户结构的状态和变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尚占主导,城市常住人口身份具有单一性。1982年和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一时期城市家庭户核心化趋向突出,职工家属迁移限制放松使单亲核心家庭占比降低,生育控制政策则使夫妇核心家庭占比提高。1992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城市发展加速,常住人口身份逐渐多样化,福利分房向住房商品化转变。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市家庭户中核心家庭占比总水平继续处于高位,但家庭核心化趋向受到抑制。2000年后,生育控制、社会养老保障、住房改革等制度对城市家庭户结构的深度影响开始显现,同时,城市人口身份多样性更为突出,城市家庭核心化水平虽然降低,但家庭小型化状态并未改变。     

无形城市背景下的城市家庭结构变迁

无形城市作为新时空背景下的城市发展形态,其高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带来了城市家庭结构的变迁。无形城市中的家庭规模小型化得到强化,异化家庭不断增多并合理化;工业时代中所丧失的传统家庭的许多功能在无形城市中开始得到回归;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处在了互动时间过剩和互动深度不足的尴尬境地。这场城市家庭结构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社会公正和城市进步,但也给城市规划和城市经营带来了困惑,增加了城市管理和城市社会控制的工作难度。     

屯堡婚姻与家庭的变迁

屯堡,自明朝屯军而在贵州西部兴起。六百年的沧桑巨变,却没有改变屯堡人独特的文化,至今仍保留着六百年前祖先的装束与习俗。是什么使得屯堡文化没有被周边的少数民族同化。而保留至今。本文试图通过屯堡人的婚姻、家庭及屯堡家庭的职能和结构的变迁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究。     

论我国家庭养老中的妇女问题：老年妇女与女儿养老

论我国家庭养老中的妇女问题：老年妇女与女儿养老谭琳家庭养老，包括为老人提供养老的经济保障和生活服务保障。家庭养老的经济保障包括：依靠本人、依靠子女、依靠配偶、依靠亲属等多种经济保障形式。家庭养老的生活服务保障，可根据老人的居住方式来体现其所受到的生活...     

中国老年人口家庭结构的主要特征分析

据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与有关的调查资料,中国的家庭变迁,无论从其类型或规模来看,都显示出大的联合家庭解体,主干家庭与核心家庭增加。这一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家庭权力结构的变更,这对老年人的家庭主宰地位无疑是个冲击。目前全国大多数的老年人仍与儿孙们生活在一起,并     

20世纪末中国家庭结构及其社会功能的变迁

20世纪末期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家庭规模持续缩小;核心家庭仍占中国家庭模式的主导,三代及以上的大家庭基本保持不变,空巢家庭异军突起;隔代家庭呈现增加趋势;单亲家庭日益增加;家庭生育功能降低;家庭生产功能有复归的趋势;教育功能提高;消费功能大大增强;养老功能削弱。     

中国城市家庭结构变迁及其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家庭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城市家庭结构受到的冲击尤为突出。因此,笔者拟从分析城市家庭结构变迁的的特征入手,对现阶段我国城市家庭结构的现状、引起这些变迁的原因及其对婚姻家庭的影响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一、全方位的家庭结构变过及原因分析当前家庭结构的变迁趋势主要表现为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结构层次的简单化,即大家庭逐渐衰亡,小家庭日渐兴起;家庭中的代际层数、夫妻对数、家庭人数减少;家庭生命周期中的生育期（从第一个子女出生到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的时间）、…     

家庭变迁、家庭政策演进与中国家庭政策构建

从中国家庭变迁和中国家庭政策演进两个方面,以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为视角,对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30多年来家庭政策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和分析,提出构建中国家庭政策的建议。中国家庭呈现出核心、主干、联合家庭此消彼长、波动往复的变迁特点,“家本位”价值观占主导地位;同时中国现有家庭政策体现出概念范围宽泛、目标指向含蓄、补救型模式的三大主要特征,也表现出“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两者平衡的三阶段演进历程。未来中国家庭政策的构建要围绕中国家庭的两大特点———稳健的“主干家庭”和绵延的“家本位”价值观念,以平衡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为取向,向政策概念范围精准、目标指向明确、系统普惠型模式的方向发展。     

家庭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家庭政策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逐渐简化、传统家庭功能趋于弱化。这对维系社会正常运作的各项社会政策带来巨大冲击,并由此将家庭政策的完善与改革提上议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家庭政策在影响人口发展、提供家庭保障和促进性别平等等方面有所建树,但仍未脱离含蓄型和补缺型模式的囿限。文章认为,中国的家庭政策体系应实现向明确型和发展型转变。首先应创建专门的家庭政策机构,在此基础上明确将家庭整体作为基本的福利对象、以发展家庭能力为目标进行家庭投资、推进家庭政策的适度普惠性,并尽量避免其他政策安排与家庭政策的相互制约乃至冲突。     

论家庭变迁与人口的生育行为

家庭变迁与人口生育行为的变化呈动态关系和密切的相关关系。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进步,我国的家庭规模与结构、家庭关系、家庭经济生产功能、家庭生活方式和养老保障功能等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人口的生育行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以及政策的制定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审视家庭与人口生育的关系,考察家庭变迁与人口的生育行为,分析和确定家庭因素对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人口城乡迁移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文章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 ,分析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和人口迁移决策之间的相互关系 ,并就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作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以期为个人理性迁移和人口合理流动提供理论依据和制度支持。     

城市家庭结构与老年人

<正> 中华民族素有尊长美德,在家庭结构中很注意亲缘关系的道德传统。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道德逐步取代了其中的封建意识,但它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某些特定政策的影响。为此,我们最近对武汉市武昌工人村一委和洪山坊两街道304名老人(60岁以上)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由传统大家庭结构向核心家庭发展的趋势已不可避免,这是我国城市家庭结构以及老人晚年生活方式值得注意的一种动向。     

家庭结构变迁下居民的养老预期及养老方式偏好研究

通过分析2014年吉林省居民养老预期及养老方式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家庭结构因素对居民养老预期以及养老方式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完整的家庭结构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养老正预期就高,因为决定人们养老预期高低的关键因素是子女的孝顺程度及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和谐程度;而家庭结构越完整,人们在养老方式偏好上越倾向于家庭养老,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公办养老机构只是无家可依者的"托底式"选择。     

人口老龄化与我国金融结构的变迁

我国于2000年正式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截止2008年底,60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2．0％。根据生命周期理论,随着年龄结构的不断变化,个人的储蓄和家庭金融资产的再配置随之改变。这种同质性变化就会明显影响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工具的竞争力．从而金融结构提供这些金融工具时显现出比较适应和比较不适应的特征,正是这种互动变化导致了不同金融机构发展潜力的此消彼长。最终促使了我国金融结构的变迁。     

广州老年家庭与老年人口居住安排的空间差异

本文运用人口普查汇总数据分析表明,1990—2000年广州老年家庭持续较快增长;老年家庭在各区、县级市的分布不均匀。2000年广州老年人口居住安排的最主要类型是与成年亲属同住,其次是独居、老年夫妇同住。居住安排存在城乡、区、街道等空间上的差异。     

河南省家庭户变迁的市场需求分析

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组织的基本单位,其数量、规模、结构及生命历程的变化,对市场需求产生极大影响.     

老年人口死亡概率时代变迁与老年定义的 重新思考

通过对1982-2010年间我国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概率的考察显示,近30年来我国老年人口的死亡概率随时间推移而不断降低,表明我国老年群体的健康状况和年龄内涵正在发生改变.与此同时,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老年人口的生活生产方式,也提供了更多的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能力与机会,从而使得后世代的老年人往往比前世代的老年人"更健康"、"更年轻",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对老年人的传统定义.此外,中国老年人口死亡概率的变化也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地区差异以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说明对中国来讲,要完成死亡模式的根本转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充分认识这些差异性的基础上重新定义老年,将使得我们对老龄社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也将有助于我们重构未来常态化老龄社会的公共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