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孔子的政治理想

对于什么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观点主要有三,即“礼运大同”说、“论语大同”说、“有道”说。作为“礼运大同”说的仿制品的“论语大同”说,存在着导致孔子的政治理想与他的治国主张的相互矛盾、对史料的运用和理解不够严谨、准确等不足,此说难以成立。因此,“有道”才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因为,第一,“有道”是孔子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第二,孔子赞美“有道”、痛恨“无道”,说过“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的话,并视当世为“无道”社会,从逻辑上证明了“有道”是他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孔子“有道”政治理想有其具体内容,但孔子把实现“有道”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最高统治者“修己以敬”、“为政以德”上,反映了其思想的保守性和时代局限性     

文学人生：“入世”与“遁世”的价值和困惑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学人生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学人生分别奠定了入世与遁世的文学人生理论 ,各自体现了“士”积极参与社会建构的实用人生理想和“士”与社会保持距离的审美人生理想。中国古代作家入世与遁世的人生模式 ,分别体现了“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人生价值 ,儒道互补的人生选择是调整入世与遁世人生价值冲突的有效手段。入世与遁世都存在着诸多困惑。整合多元文化精华是升华和超越文学人生的关键所在。     

儒家和谐观念论

“和”是中国文化史上先哲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模式,也是儒家竭力倡导的人生准则。“和”的思想早已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脉里。以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天人之际、人际关系和身心平衡的和谐理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中庸”的人生哲学,都强烈地模塑了中华民族的心灵世界。如何认识儒家的和谐思想以及如何阐扬其当代价值,无疑都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儒家哲学的理想境界及其现代意义

理想境界是人生终极的、最高的追求。苟子将其描述为“圣”、“王”两尽的境界。“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臭。”（《苟子·解蔽》）在苟子看来，个人道德修养的极至，就是“圣”。但仅实现这一方面，还不能说就是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个体的外在行为上，还必须达到‘王”的境界，即实现和儒家哲学所摒弃的霸道政治相对立的王道政治。人生的理想境界应该是做到“圣”、“王”而尽，实现内圣外王。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天下极”了。儒家哲学从孔孟苟到宋明新儒家，直到明清之际的实学，尽管其间学派林…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社会动乱 ,人生无常 ,儒学衰微 ,玄风大盛 ,多种因素交互作用 ,引发了魏晋士人对人生的思考 ,促成了他们生命意识的觉醒。从《世说新语》所载材料可以看出 ,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主要表现为确立自我意识 ,肯定自我存在 ,珍视生命 ,热爱生活 ,追求精神自由 ,完善自我理想。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意识的觉醒 ,注重人生的个体价值 ,忽视人生的社会价值 ,是一种畸形的、利弊并存的人生价值追求。     

“长治久安”：儒家的治道

“大同”和“无讼”是儒家所追求的法律理想，但现实社会中的儒学。却不能绝对排斥法律刑罚的作用。“宽猛相济”代表了儒家对待德礼和政刑的立场。以德治、礼治、人治所构成的儒家治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也是历代王朝实现长治久安理想的基础和关键。     

宋代道德理想主义的轨迹与渊源

宋代道德理想主义是士大夫主体以宋代社会经济、政治架构的变化为深层动因,以儒家仁学精神为思想体系的核心,在摄取佛老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以追求人生理想、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为目的的道德学说,体现了士大夫群体政治主体意识和道德主体意识的觉醒,它的形成是对儒家道德思想的传承与提升,标志着儒家道德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儒家荣辱观的伦理精神

在对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追寻中,儒家道德哲学以人的完善作为生命的内在追求,并强调个体的完善寓于社会的完善之中;“内在超越”与“社会超越”是个体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是个体的人获得人生意义或价值的有效途径。以这一思想为基础,儒家荣辱观中,“知耻”是人之为人、人之异于禽兽的最基本的要求,“知耻”以“为人”、“心安”为基本价值目标;“求荣”则以实现生时的“为人之尊”和生后的“精神不朽”为价值追求、终极目标。儒家荣辱观这一伦理精神,对于扭转当前公众耻感意识淡化和底线伦理下滑、救治当代人精神家园缺失的“现代病”、帮助人们养成珍视现世人生的积极态度和实现人生境界的自觉具有积极的意义。     

六朝隐逸情调与美学风貌

中国隐逸的历史状貌及其在六朝的表现 隐逸是中国社会的中上士层的特有现象,它几乎绵延于整个历史进程中,它是由中国士与社会统治集团之间的特有关系所决定的。这种关系在处置上具有一定的弹性和张缩余地。儒家提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藏”的模式,后来进     

论王冕“梅花诗”与儒家人格理想

“梅花诗”是元末诗人王冕作品中的奇葩,凝聚了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格理想.“梅花诗”对儒家人格理想进行了诗意化的艺术塑造,以“梅花人格”为独特意象,既彰显出兼济天下的政治内蕴,又凸显出独善其身的人格诉求.作为儒家“君子”人格的时代折射,“梅花诗”既对儒家传统人格理想有所丰富和发展,又对后世儒家士人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及其路径探析

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理想人格,它体现一个时代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在古代士人的人格建构中,儒家思想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儒家认为整个社会的秩序、安宁以及和谐都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之上和道德自觉之上,而道德实践则取决于个人的自我完善。先秦儒家强调在自我体悟、反求诸己的基础上的道德自律,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义务成为“君子”,成就理想人格。文章通过对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建立依据及其实现路径的探讨,可以看出,先秦儒家通过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为社会制定了许多道德和政治规范,强化了人的道德良心,启发人的理性,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变成人的内在心理要求,从而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     

孔子的人生观及其现代意义

孔子对人生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对人生追求、人生态度、人生理想，以及苦乐观、生死观等都作了独特的阐述。孔子的人生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合理人生观的基础，对现代社会人们的人生观的形成和确立也有其积极的意义。概括地说，孔子人生观的基本内容及其现代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视人生理想的确立和追求。孔子认为，一个人应该有远大的目标和理想。他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又说“志于道”《述而》，“博学而笃志”（杜振吉《子张》）等等。立志的问题，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经常讨论的…     

论孔子思想的内在矛盾

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在他一生的政治、学术与社会生涯中一直处于无可解脱的矛盾之中。他的社会理想、人生追求、学术主张与他的社会遭遇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与撞击,从而使孔子的思想和心态充满着矛盾,成为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孔子既有平治天下的宏伟政治抱负,又为自己设下了终身为人臣的政治藩篱;他既对自己经邦治国的能力充满信心,又常常慨叹无人赏识利用这种能力;他既追求太平盛世、民众安居乐业的社会理想,又处心积虑地为巩固君主们现存的统治而出谋划策;他既要入世有为,又十分珍爱自己的“羽毛”,不肯损伤自己理想的人格形象;他既对令人望而生厌的现实痛心疾首,又必须依靠这一现实     

论吕坤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吕坤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成“圣贤”。他说:“学者只把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时时留心,件件努力,便骎骎乎圣贤之域。”(《呻吟语》卷二《修身》)一个人只要把性之本善发挥出来,依此而行,即可为圣成贤,这也是为人的根本和当然。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圣贤”一直是儒家知识分子所孜孜追求的人格理想。 吕坤对“圣贤”的理想人格作过如下的描述:“修格致诚之身,任天下国家之重。上天下地填一我为三才。往古来今,贯千圣为一脉。处则使四海望其大行,出则使万物各得分愿。”(《去伪斋文集》,《九儿入学面语戒之》)“修格致诚之身,任天下国家之重”是这一理想人格“内圣外王”的外在特征。“上天下地填一我为三才”所表现的“天人合一”精神是这一理想人格最高境界的体现。     

冯契的人生理想学说

冯契先生是中国哲学史上对理想学说作了最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哲学家,而人生理想又是其理想学说的精华所在。在他看来,人生是人们以对人性与人道的真理性认识为根据而确立的人生目标和价值;正确认识自我,准确理解、处理好个人和他人、社会的关系是确立科学的人生理想的前提;在扬弃中国古代和近代人生理想学说的基础上,认定“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当代中国人应当倡导和追求的人生理想。     

儒学精神及其合理性的成长

一、儒学精神的三个社会学命题及其内在规定性儒学精神是儒学社会的主导精神。所谓儒学社会，是指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即其组织、运行）及个体的社会生活皆以儒学为范导，这个社会的总体生活皆以儒学的理念或精神为依归。如果不仅仅就其理论形态而言，而且考虑到儒学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那么儒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仁爱为基础、以君主秩序为目的、以伦理控制为手段等三个相互联系的命题。所谓以君主秩序为目的，指的是儒学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天下有道”（孔子语）的秩序或一种“王道”（孟子语）的秩序（天下有道…     

知识者对自身独立价值的追求——论阿城兼及一代人的心态

什么是“有为”?什么是“无为”?我认为,从正统儒家的观点来看,所谓“有为”,是指知识分子通过对宇宙人生的真理的不懈追求和把握来充当社会的良知。《论语》的字字句句都渗透着对上参天地(闻道、弘道),下为社会良知(达到仁、智、勇的无忧、无虑、无惧的境界)的追求。所谓“无为”,就是指不耽于功利的目的,不为外物所羁绊,不沦为工具和奴隶。     

论儒家义利观的实质及困境

儒家义利观的基本态度是重义轻利。他们贬抑个人私利,认为人生应该注重对精神生活、道德情操的追求、鄙薄物质享受。同时儒家把这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先秦儒家力劝统治者讲求道义,抑制私欲,从而缓和与老百姓的利益对立,宋明理学家则主张“禁欲”,企望消融社会的矛盾冲突,这都是消极和不现实的。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依赖干社会制度与道德。社会制度是对社会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相对公正的分配,而道德是人们对义务的自觉践履。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的,在这一层次上的道德是带有功利性的。但道德同时是人们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这是一种理想的层次,往往是超功利的。儒家把这两个层次混为一谈。义与利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基本的价值范畴。义与利之关系决定着一个社会根本的价值导向,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政治理想、经济目标和道德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辨”源远流长,其中以儒家的义利观影响最为深远。但为什么它在现代陷入了困境？到底如何把握儒家义利观的实质？我们应该确立一种怎样的义利观？这已经成为当前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人与人关系中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深层次理论问题。     

儒家社会理想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现实价值

社会理想是社会特定群体追求未来社会发展目标所作的观念性预设。儒家提出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 ,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对美好社会制度的向往和追求。它不仅具有超前性 ,而且具有高尚性 ,给人以真、善、美的感受 ,成为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精神寄托 ,即使到了“全球化”的今天 ,也仍然具有它不可磨灭的现实价值。     

儒家义利观的合理内核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义利观是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对其精华和糟粕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剥离。笔者认为,儒家所倡导的“以义制利”、“兴天下之利”的思想是其合理内核,并论述了儒家重德尚义的义利现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本文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义与利的辩证统一,弘扬以义取利的道德风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儒家义利观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