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官认知中民间规范的影响及其规制

法官认知是司法过程中,法官认知案件事实和法律,然后作出裁决的综合的逻辑思维过程.能够对法官认知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如法官的学习情况、认知环境,以及情绪和动机等.民间规范在司法审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对法官认知和裁判会产生诸多影响,如民间规范作为法官的一种知识构成或经验法则,影响着法官的思维和行动等.对此,一方面要承认民间规范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某些制度或机制的建立与改进来规制民间规范在司法中的作用.     

基于“态度”的司法决策

对司法行为的经验研究表明,疑难案件中的司法决策取决于法官的“态度”,即法官所持的意识形态或政策偏好。态度理论归纳了主导疑案裁判的三个决策变量:案件事实、态度,以及事实与态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态度模型作为一种主导型司法决策理论,能解释、预测大多数美国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的判决。因为受态度测量上的方法论局限,以及对制度性约束和法官角色认知的忽视,态度模型无法解释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判决,也无法解决法官的意识形态漂移问题。在量化法官的投票行为时,态度理论实际将意识形态界定为法官的党派倾向。这种非此即彼的量化方式是粗糙的,它将法官描绘成“身披法袍的政客”,这决定了它是一种片面的司法决策理论。     

挑战与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审判

当前,以智能证据审核、类案推送、量刑辅助和偏离度预警等为典型,人工智能与司法裁判的融合不断深化.在显著提升审判质效、促进裁判标准统一的同时,人工智能对司法审判过程的深度渗透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法官的审判主导地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降低司法审判的透明度,对传统司法理念和司法伦理带来巨大的挑战.作为回应,在司法智能化建设...     

智能司法模式理论建构

从司法活动的信息化、司法裁判的智能辅助到案件的人工智能裁判反映了智能司法模式的形成路径。司法活动的信息化只是传统"粗放式"司法向"精细式"司法的转型;司法裁判的智能辅助是现阶段学界和实务对司法人工智能的定位;人工智能对司法的实质性改变则应表现在强司法人工智能。假使如此,智能司法模式将呈现数字案件、在线审判、模拟裁判、同问题同判、虚拟法院、极速司法、法官中心的未来图景。对于司法人工智能及其作用下的智能司法模式,带有怀疑和实用色彩的保守主义立场的局限性明显;相比之下,可以提倡更具理论预见性和包容性的乐观主义立场。     

司法改革背景下青年法官培养模式的反思与路径探索——合议庭办案机制下的师徒制培养模式的理性回应

本轮司法体制改革提出法官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而法官远离瑕疵案件最有效的路径就是通过积累审判经验来提高能力,但审判经验的提高对青年法官来说则最为困难。当前的法官学院培养模式存在着难以实现隐性审判经验传授的问题,青年导师制设计上的先天不足也导致运行效果不理想。为进一步落实和深化司法改革的成果,应当推行合议庭办案机制下的师徒制,它是指由担任审判长的资深法官作为师傅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将审判技艺引导、影响和传授给作为徒弟的青年法官。具体的制度构建包括制度化合议庭办案机制下的师徒制、严格把握师傅选择标准、师徒之间双向选择和以责任共同体来相互驱动等四个方面,从而让青年法官获得审判经验并提高审判能力。     

财产权规则与外观法理的冲突与协调——基于股权转让纠纷司法裁判的实证视角

股权转让蕴含多重社会关系,涉及的法律调整极为复杂,由此导致此类纠纷成为司法裁判中的一大难题。民法中的传统财产权规则与公司法中的外观主义规则之间的冲突是导致这一难题最为主要的制度性原因,二者在股权性质界定、股权归属判定和股权变动判定上都存在明显冲突。法官在股权转让纠纷裁判中的认知差异正是这些冲突对实践产生影响的直观反映。相应的协调路径既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民事审判与商事审判在司法理念与规则运用上的区别,也需要在相应的制度设计上注重对民商事规则的衔接与协调。     

论环境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以浙江省为例

环境纠纷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性等特点,要正确对待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对于真正体现当事人利益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应当赞成,对于变形的和被滥用的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应当抵制。为避免在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迷失"自我",应将司法手段明确为解决环境纠纷的最主要方式。因为司法裁决在解决环境纠纷中具有主导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司法的特性要求法官尽可能在办理案件中体现法官职业规则的内涵,从而促进环境纠纷的公正解决。     

从法律规范到裁判准据

法律规范对法官裁判具有先决强制力,对裁判内容作出事先的限定,但法律规范无法为法官提供审判所需的更为详尽的裁判信息;在法官并不习惯对法律规范作出解释然后才适用法律的司法背景下,法官须努力让法律规范转换为直接导引裁判结论的“裁判准据”;在转换过程中,法官对关涉事实认定的“事理逻辑”的阐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裁判准据大致包括两个要素:对个案的事实认定;依据其他社会规范对案件事实及所据法规范所作之阐释。     

专业法官会议的困境检视与完善路径

专业法官会议在提高法官办案能力、降低职业风险、统一裁判尺度、总结审判经验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运行机制尚未成熟、形式化倾向严重、行政色彩较浓,加之一些法院领导和办案法官对其必要性认识不足、相应的配套保障机制尚不完善,我国现行专业法官会议一直没有发挥出司法改革顶层设计所期待的作用。为了严格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司法理念,保障裁判结论的专业性、科学性,可以通过提升专业法官会议的法律地位、准确把握专业法官会议的定位和目标、在专业法官会议中贯彻意见交换和辩论原则、明确专业法官会议个案讨论范围、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保障会议科学规范等措施,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行的专业法官会议制度。     

法官职业化是提升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的迫切需要

司法能力是提升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织部分。司法能力的提升已经跃上人民法院的议事日程。但司法能力的提升的形势不容乐观,法官职业化建设已经迫在眉睫。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落实法官职业保障,实现法官精英化,是司法界及全社会的共同呼声。对于提升司法能力、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意义深远。多年来,人民法院工作不断取得明显的进展,但依然还有多种问题制约着人民法院工作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正确适用法律的水平不够高,解决矛盾的本领还不够大,公正裁判的能力不够强,司法作风还不够过硬,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案件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等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少数法官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现象还在屡禁不止,人民法院司法能力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情理法的正当性：以“情”为核心的阐释———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考察依据

对于情理法的正当性进行研究既是认识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所在,也是为时下司法实践领域所面临的困境寻找一种具有知识论意义的中国经验和智慧的客观要求。本文通过对情的谱系进行梳理,发现情理法中的＂情＂是从事实和规范构成的空间里展开其自身的意义的。法官探究案件的事实以及做出符合规范的裁断是情理法的正当性所在。     

从责任豁免制中走出的司法行为:简论司法责任

司法机关对其违法司法行为承担司法责任符合法理、法律、法治现状及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司法责任具有行为主体的专属性、导因的违法性、道义的否定性及谴责性等特点 ;建立司法责任制度可以监督和促使司法机关依法司法 ,保护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主义法治尊严 ,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发展     

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制度

法官制度改革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改革的进程离不开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引。现代司法理念的根本含义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其对法官制度的要求就是法官精英化和法官独立,因此应当从法官的选任和职业保障两个方面来改革我国的法官制度。     

论实质正义优先之下的外国法查明问题

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是国际法理论的传统命题,冲突正义解决了选择最合适的外国法的问题,但是如何查找和适用外国法,却无法从冲突正义的框架和逻辑中寻求解决。内国法官对于查明外国法的消极和被动,是外国法查明问题的困境。对内国法官直接适用内国法的否定依据主要来自于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忽视。但问题在于,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司法正义的一方面,公正的裁判结论是最终性的。实质正义优先正在成为国际私法理论的趋势,全球化推动了国际民商事法律共同理论的形成,这一意义上,内国法官由于时效和成本的考虑,选择适用内国法,只要最终的裁判结论是合于司法正义的,就不应受到责难。但是外国法查明仍然是国际私法最为重要的任务,因此采用内国法官裁量适用外国法为主、立法限制适用内国法为辅的规制范式,可能更为适宜。     

实现法官独立 维护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需要司法独立。实现司法独立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法官独立。为确保法官独立 ,一方面在于加强制度的建设 ,另一方面取决于法官在其中的作用、法官素质及人格魅力 ,这是司法独立的重要条件之一。     

从“邓玉娇案”看媒体审判

"邓玉娇案"再次促使我们思考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理念和原则,司法独立对于防止权力滥用、保障自由和实现社会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在司法过程中,媒体对于防止"冲突私域化"的图谋和抵制制度外势力的干预,保障当事人获得中立、公正的审判,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媒体报道也会对司法独立产生诸如"媒体审判"等的消极影响。我国的媒体审判问题有其特殊性,不宜照搬国外因应媒体审判的对策,而应在改革相关制度、推进司法独立、树立司法权威的基础上制订相关的具体制度,以实现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平衡。     

司法大数据与司法公正的实现

司法大数据是司法活动与大数据科技的结合及其在司法领域的积极运用。司法大数据以裁判结果为载体，融合了立法与案例的多种信息与数据资源，为法官审判案件提供了可依据的数据支持，可帮助法官形成对案件的认知和判断，对司法公正具有积极的“正功能”。但司法大数据在提升审判质效的同时也会因为数据科技的缺陷给司法公正带来“负功能”。因此，应重视数据标准和规范的建设，提升司法大数据使用的合理性和安全性，消除“数据陷阱”，让大数据切实助力司法公正的实现。     

司法裁判吸纳民意刍议

伴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民意与司法裁判博弈的法律现象被不断复制和演化,民意的热度参与在促进司法改革及提升司法裁判品质的同时,亦可能贬损司法独立和侵蚀司法公正。如何正确对待民意,司法裁判如何合理、有序吸纳民意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不可回避的问题。     

论网络诽谤犯罪的法益保护前置化

"两高"颁行的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为全面治理网络诽谤犯罪提供了可行标准。《解释》对网络诽谤犯罪的"情节严重"判定标准作出扩张,其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标准实现了网络诽谤犯罪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在适用网络诽谤犯罪法益保护前置化的规定时,司法人员应对"危险向现实损害转化的可能性"进行评估,恪守刑法谦抑性原则,综合运用民事、行政与刑事机制来治理网络诽谤行为。     

目的解释方法在行政审判中的运用及限制——舒江荣闯黄灯案引发的法理思考

文章主要是探讨了目的解释方法在行政审判中的运用及限制。作为全国首例“闯黄灯”行政诉讼案,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闯黄灯”车主败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引人关注的是在该起行政诉讼案件中,法官运用目的解释方法来说理、判案。行政审判领域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具有必要性及价值,但是目的解释方法具有主观性和随意性。如果不受限制很容易造成司法权借助目的解释而恣意妄为,对法治构成威胁,会出现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等现象。